五四时期及后来的文人情书如何成为回忆，不仅在于情书文体形式的优势，还在于这一时期的情书内容特殊的回忆价值。“‘恋爱’既是 20 年代中国社会与伦理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文化。从晚清到大革命，‘恋爱’和‘自由’的组合，构成了现代中国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呈现了 20 世纪中国激进文化与文学的一种面貌。”“文学革命”之后，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引领下，自由恋爱成为青年确立自我主体性，走向自由和成功的一条道路。一批青年文人甚至把自由恋爱视为人生成功的标志。
“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的象征，很容易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尊奉者的束缚。在解放的人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这种本土化的启蒙文化潮流，塑造了以男性文人为主导的情书写作者群体以及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群体，随着直白化、公开化的现代爱情书写突破含蓄内敛的古典爱情书写传统，情书由传统文化里单向的思慕书写成为了现代意义上双向交流的书信，现代人写就的“现代”情书涌现出来。
暗自传情的书写传统
徐复观认为：“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五四前后的青年文人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在情感上具有一定复杂性，呈现出的情感人格也具有多面性。我在这一部分将梳理影响中国古典审美的主要文化传统并分析中国古典文化里“男子作闺音”的情感表达形式，以描绘中国古典情感人格的其中一面。巫史文明和礼乐文明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源头。上古礼乐仪式里的诗、乐、舞塑造了中国古典审美人格里庄严神圣的一面。儒学继承礼乐传统，注重道德、礼制，看重观念的实用性，形成了中国古典审美人格里温柔敦厚的一面。道家传统凸显了古典审美人格的主体性，关注物我之间的交流，注重自我观照，奠定了自然冲淡的审美人格。佛教的传入，丰富了审美人格空灵寂静的一面。影响古典审美的人格的文化传统纷繁复杂，但是这几个重要的文化传统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古典文化传统里对情感的感知和表达总体上有一种压抑态势，礼乐制度的庄严肃穆，儒学的温柔敦厚，佛教的涅槃，都要求克制情感。巫史文化虽然有天人感应，庄子也讲物我交感，但是情感交流的对象并不落在个体上，而着眼于宇宙万物。古典审美人格的主体性建立在物我的互动之上，他者与自我的交流和界限较少提及，并不鼓励个人情感的抒发，甚至有意忽视个人情感。但是中国古典文学有写情的传统：《诗经》“国风”里已经有较多的篇目描述求爱活动和婚姻生活，屈原的《离骚》借美人失宠喻仕途受阻，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书写了一出爱情悲剧，晋代潘安开悼亡诗先河，唐传奇里有女子为爱出奔，宋词里闺音幽幽，元明戏剧主题浓缩于才子佳人后花园三词，明清小说里也不乏经典的爱情小说。
爱情与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古典文学几乎所有文体都会涉及爱情主题。不仅如此，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对爱情主题的描写和讨论也很详尽，涉及相思、求爱、别离、私奔、求婚、离婚、悼亡等情感活动，几乎穷尽了爱情所有的可能性。而不同时期的爱情书写，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也具有一定差异性。
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里有少数痴情的男子形象，如《庄子·盗跖》：“
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早期古典诗歌里，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背离爱情，抒情主人公都是大胆、泼辣的女子形象，南北朝民歌《地驱歌乐辞》：“老女不嫁，踏地呼天。”描写了一位恨嫁心切的女性，情感浓烈而直白。汉乐府《有所思》：“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描写了一位利落斩断情丝的女子，手起刀落，爱憎分明。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写情传统里，这样直抒情愫的书写方式并没有持续太久，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占据上风，男子一般还是隐在幕后，由女子在字里行间出演爱情大戏。屈原作品里的香草美人形象，就是士人作闺音，以美女失宠折射出士大夫仕途受挫的心境。 程郁专门分析过妾妇情节与士大夫心境：“妾妇命运的不定，便是危机四伏的朝政之极好写照，因而中国古代有不少模拟妾妇口气的士大夫文学作品。”以困在闺阁里愁怨的女子形象折射士人心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古典文学末期的明清时代。陶东风认为：“我国的爱情文学在难以超越的文化土壤上，在以愁女怨妇为核心的圈子中盘旋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方才发现东方微曦的曙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认为这关键的一步在于明朝汤显祖《牡丹亭》的横空出世，塑造出了杜丽娘这个热烈、直白，勇敢追求爱情的女子形象。杜丽娘这一女子形象终于跟上古时期民歌里的女子接洽，我国爱情文学里的主体——女性，呈现出了一定的自主意识。
爱情文学所在的这个“文化土壤”是复杂的，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女性政治经济地位低下，封建家长制度的压抑，礼法制度的严格要求与限制；也有上文提到的文化的因素，文化传统对情感表达的限制，使得具有审美能力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在情感的表达上有一种含蓄克制的倾向，“男子作闺音”，借用女性之口表达情愁之外的愁怨只是一个具体表现。“
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思想元素，它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塑造。”“男子作闺音”这一现象也不仅说明古代文人在情感表达上的含蓄克制，还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古代女性在情感上的压抑、生活上的苦闷、人生的困窘以及文化里的弱势地位。士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时并不会联想到女性；而愁肠满腹，功业未成时却总想红袖添香。古典文学爱情主题下的男女是缺乏交流的，在相思的苦楚里暗自神伤，是一种暗许的封闭的自以为是的共情。新思潮的冲击
《剑桥中华民国史》里对五四文人有一个画像：“一个典型的五四文人可以以下列三种因素的复合体作为特征：浪漫主义的气质、现实主义的文学信仰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而这三种因素，或者说三种思想潮流都不能算作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延续。中国古典文学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以及人道主义的精神，但是五四时期的这三种思潮主要指的是由西方传入的三种文化潮流。
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和科举制度的废除，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现代教育制度的创立，报刊杂志行业的发展，为一个经济独立、精神自主的文人群体的诞生提供了土壤。大革命时代的激情燃烧到文化领域。这一时期情感充沛而又急于启蒙大众的知识精英，在文化上持有一种文化进化论立场，对待传统文化有一种急于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有一种偶像崇拜的态度。古典文化传统被几乎不加辨别地全盘否定，各种西方思潮被翻译、介绍进国内。而真正与中国文化土壤相适应并结出文学果实的思想主要还是上文提到的三种。钱理群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总结了西方文学思潮对新文学的影响：“就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影响最大，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学主流；浪漫主义也有较大影响，但没有的得到充分发展；而属于现代主义范围的各种思潮也曾吸引了许多作家，做了多种实验。”
事实上，五四时期的西方思潮是交混的，所谓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并不真正是指当时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的译介和发展，也与当今文学理论里的概念有一定差别。五四文人的现实主义指的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关怀。
以“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艺术”的观点为例子，为了揭露现实的黑暗而写作，为了改善现实生活而写作，既要求在写作题材和内容上有现实成分，也要求在写作目的上有人道主义的关怀，而仅仅以写作改造人生不免也有些浪漫幻想的成分。看似与此对立的“创造社”提出的观点“为艺术而艺术”，提倡纯文学，纯艺术，极力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使文学成为抒发情感，展露自由个性的载体。“创造社”的口号看似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唯美倾向，但创造社主要作家作品里的迷茫情绪也与当下的时局不无关系。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只是在审美趣味、表现手法、价值取向方面有所差异。朱存明认为“在反封建专制，张扬科学民主精神方面两者仍是相同的，以后他们都走向一条革命文学的道路，成为左翼作家的重要成员便是明证。”这样说来五四文人在面对繁多的西方文化思潮时达到的一致就是反封建专制，张扬科学民主精神。
五四文人对这些西方思潮的认识、接受、消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关怀之上，而反封建的结果，让他们得以摆脱中国古典文化沉重的枷锁，得以在关怀现实的重负和追求浪漫的轻盈之间寻求一种短暂的平衡。于是，西方思潮带来的民主科学、启蒙意识，让五四文人翻转了古典情感人格含蓄内敛的一面，开始提笔书写新生的主体意识里溢出的青春激情。情感在民国文人情书里流动起来，可以说民国文人背离了古典审美人格里的含蓄传统，变得活泼起来。
爱情书写方式的新变化
爱情题材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的热门题材：“以这时期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个性、自由、青春可以说是五四文人的三个关键词，如果说这三个特点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新文学主流文体中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在五四文人的情书里，个性、自由、青春得到了充分地彰显，在这一时期文人们的情书里，感情得到了完全地释放。
爱情书写直白化，情感表达由私密走向公开。爱情原本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在我国古典文化传统里，由于价值取向的严肃性以及庄严礼法的限制，对爱情的表达和抒发倾向于含蓄内敛。而民国文人在私人书信里，却将爱情的表达直白化，可以说打破了古典爱情抒写里的自说自话、暗寄相思的惯例。前文提到“男子作闺音”的传统，在民国文人情书里有所改善。许多传统文学不能直接碰触的话题在私人情书里都得到了表达。
个人情欲的表达也在情书里得到了展现：朱湘就多次在写给妻子的情书里回忆了夫妻之间的性体验，徐志摩常常在情书中表露对于陆小曼身体的渴望，连尚未确认恋人关系的朱生豪也在情书里索吻。当然，女性文人情书里仍然较少表露情欲。这是民国文人对古典文学里遮遮掩掩的情欲的一种反叛，也是对自身青春激情的正视。这种青春情感的袒露不仅显现在私人情书里，还体现在情书公开出版这一现象中。如果说“文学革命”之前读者对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关注，可以解释为阅读市场关注爱情话题的话，那情书的公开出版，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个人生活的展露和消费。情书或者书信文体本身就暗示了一种真实性。与小说不同，青年文人公开出版情书的现象说明了一种逼近真实的个人生活被展露在公众视野中，亲密性被公开了。图书市场上消费个人生活的这一潮流，提示了青年文人的个性化发展受到追捧。在五四文人笔下，亲密性开始在公共生活的频繁曝光中被稀释。
追求恋爱自由、人格独立的青年男女群体出现，情感书写由单向思慕走向双向交流。随着新式教育的发展以及五四启蒙思想的传播，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主体意识有所提高：平等、自由这些理念也波及爱情领域。民国文人在情书里表达了想要跟恋人交流的渴望。闻一多、胡适、朱湘都提出过让妻子摆脱家务的负累，继续学习。
如胡适在 1911 年 4 月 22 日第一次寄给江冬秀的书信中就提到：“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之后的数封信中，胡适仍然劝诫未婚妻子多读书，也鼓励她放开小脚。即使是包办婚姻，文人们仍然渴望在对方身上寻求一种交流的可能性。而他们将这种交流的可能性寄希望于教育。民国文人自身也是新式教育的受益者，这三位文人都有出国留学的经验，接触了西方生活，也接受了更为新潮的思想。当他们把新思潮用于改造实际生活时，自然少不了对私人生活领域的改造。在自我意识的萌发、生长中，他们意识到女性可能并不那么的“他者”。“也许她是男人之内的某种事物的标志，而那是他需要压抑、需要从他自己的存在中逐出，需要贬到他自己的明确界限以外的一个保险的异域的。或许，由于某种原因，外在之物也是内在之物，疏离之物也是切近之物。 ”男性在表达情感时也鼓励女性释放情感，女性被鼓励自我表达，成为被渴望的独立的交流对象。女子既不需要被困在闺阁之中，也不需要别人代为发言，她们自己就能够在书信交流中发出声音。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与性别关系最为密切的个人权利问题，赋予了新女性一种特殊的时代使命，使其在新旧伦理的博弈中被推到前沿，成为与旧道德分庭抗礼的‘新’道德的体现。”在五四流行文化的熏陶下，作为恋爱主体的男人与女人们成长起来，通过现代恋爱活动，追求自我实现。而情书给恋人们提供了一个古典文学传统所缺乏的双向交流的机制。恋人在情书的传递之间对话，自由地交流思想情感，增进认识和依恋。民国文人情书里爱情书写的新变化的确是民国文人对古典文学传统的反叛，但也并不是完全地反叛。文人情书里还呈现了一种对古典文化传统的延续。如同民国文人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时将其本土化为一种对现实的关怀。这种关怀也贯穿在民国文人情书之中。对爱人的关心和呵护自不必说，朱湘和朱生豪情书里也常常出现对于友人的关心，所有的文人情书里都少不了对家国天下的关怀，即使是过度沉溺于爱情的庐隐也有一种对于世人不幸遭遇的惆怅。文学语言、形式以及文化思潮的革新并没有斩断古典文化的人文关怀传统。
虽然五四文人并不怎么谈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联，因为他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先从传统的枷锁下走出来。儒家文化里对家国天下的担当，道家文化里与自然万物的调适，佛教文化里对芸芸众生的慈悲，如氤氲泉水流淌在民国文人的情书里。这种基于国弱民贫现状的忧患意识深深植根在民国文人的思绪里，只不过换了一层外衣。甚至民国文人所奋力追求的自我也并不完全是新文化带入的新概念。“
儒道两家人性论的特点是：其工夫的进路，都是由生理作用的消解，而主体始得以呈现，此即所谓‘克己’、‘无我’、‘无己’、‘丧我’。……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不同的基调之一，乃在中国文化根源之地，无主客对立，无个性与群性的对立。”在追求主体性的道路上，民国文人与传统文人可谓殊途同归，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在方法上背离。民国文人正是通过对生理作用的肯定来反叛儒道文化，而最终目的还是要取得自我的独立性。大革命的浪潮裹挟着民国青年们，打倒一切，划清敌我，是革命激情的要求，而文化上的敌我似乎并没有那么界限清楚。民国文人在情书里书写摩登都市爱情的同时也有多处展现出对于自然的亲近和渴望。但总体而言，这些写情书的民国文人是青春的、活泼的，是刚刚从传统文化的限制中解脱出来的浪漫派，还来不及理性分辨传统文化里的各种成分和种种西方思潮的内涵与外延。作为文人他们关注文化，作为个人，他们的激情须有一部分挥洒在个人情感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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