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公羊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除了當時時代思潮的影響，今文經學自身的積累和發展也是動因之一。常州學派對漢代今文經學進行復興，其目的在於讓經學擺脫清前期由於考據學極度興盛而出現的內在積弊，如考據難尋＂義理＂,時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經學說瑣碎、空疏，發展走向有悖於儒家經世致用傳統等。
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人高揚公羊學、義理解經、經世學風等，使得清代經學面貌煥然一新。在眾多的治公羊學的學者隊伍裡，劉逢祿可以算得上的最傑出的一位。他在學術上不僅遠超前人，還開啟了晚清今文學的振興，影響了龔自珍等一大批處於社會轉型期的思想家，可以說是承前啟後。
劉逢祿 字申受，號申甫，又號思誤居士，江蘇武進人。他出身很好，祖父劉綸，官至大學士。外祖莊存與，舅莊述祖，都是學術史上的大人物。“逢祿盡傳其學。為學務通大義，不專章句。”可以說，劉逢祿早年踏入治學之路，全靠家學傳統和自學。“其於學，務深造自得。嘗讀《漢書董仲舒傳》慕之，乃求得《春秋繁露》，知為七十子相傳大義，遂發憤研《公羊何氏解故詁》，不數月，盡通其義例。自其少時，初見侍郎公，叩以所業，應對如響，即嘆曰；“此外孫必能傳吾學！”至是適從舅述祖解官歸，與語群經家法，大稱善。時述祖本有意治《公羊》，為輟業。”
劉逢祿其人“貌不逾中人，而容止溫肅，吐屬謙謹。”科場還算順利，“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年三十二，舉順天鄉試。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主事。”可以說是一路考上去的，補儀制司主事。於禮部十餘年未遷。一輩子生活比較穩定。
由於是經今文學出身，劉逢祿有個很大的本事就是用公羊家法處理政事和辦案。不管啥事都能引經據典，從古代典籍中找出先例和往昔的處理辦法。“在部十有二載，凡有大疑，輒援古事據經義以決之，非徒簿書期會如胥吏所職而已。”嘉慶皇帝駕崩辦理喪事時，一切典章禮儀流程都是劉逢祿策劃的。在處理一些地方刑事案件中，也能依從經籍斷案。也就是真的做到了“通經致用”。
道光年前，有一次大臣上書請求把前朝尚書湯斌從祀文廟，但有反對者說，湯斌的名聲在康熙和乾隆朝都有過爭議，論德行不配享有從祀文廟的待遇。此時，劉逢祿上書言：“後夔典樂，猶有朱、均；呂望陳書，難匡管、蔡。”大意是說前賢未必知道後來的事情，就像周朝的時候姜尚留下遺書也管不了管叔蔡叔造反一樣。尚書汪廷珍採用了他的意見，將湯斌從祀。
還有一次，是越南國王派使臣來朝廷請求賞賜人參給國王的母親治病。但頒佈的皇帝諭旨裡有“外夷貢道”之語，其使臣要求改為“外藩”，認為“夷”是蠻夷的意思，有貶義。而越南是當時清朝的藩屬國，應該稱“外藩”。但此時詔書已經寫好了，不好改。即便改了也很失朝廷的尊嚴，被外使看不起。此時，又是劉逢祿出來引經據典，劉寫了一篇草牒回覆，大意是說，稱越南為夷並沒有貶義，相反是褒義尊稱。藩國比夷其實更遠，“夷”這個字從大從弓，東方大人之國，是仁壽之地，當年孔子都想去住。周文王都是西夷之人，故使者不必對這種稱呼有什麼想法。越南使者遂無辭而退。
劉逢祿的治學風格是為學務明大義，不專章句。“本董生春秋窺六藝家法，本六藝求觀聖人之志，故所著《公羊春秋何氏釋例》十卷三十篇，尋其條貫，正其統紀，以微言大義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洞然，推極屬辭比事之道。” 劉逢祿認為《春秋》有“義”也有“例”，“義”在《公羊》，“義”應從“例”求，有從“例”求“義”的意圖自覺；依何休的《解詁》而作的《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是劉逢祿析“例”求“義”方法的實際運用和具體體現。《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接續漢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統緒，系統總結公羊義例，重啟今古文之爭，推動以公羊學為核心的今文經學成為晚清學術主流。他對公羊學的總結與闡發，奠定了清代公羊學的基礎；對公羊學變革改制理論的挖掘，確立了清代公羊學的發展方向。
劉逢祿曾授龔自珍公羊春秋之學，龔自珍《已亥雜詩》有“東南絕學在毗陵”之句。劉逢祿的著作很多，除前文提到的一些，還有《五經考異》、《毛詩譜》、《詩說》、《議禮決獄》等等。
劉逢祿於五十四歲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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