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的演說傳統自荷馬史詩中就可以窺得一斑。在荷馬筆下，“言語甜蜜的老人涅斯托爾” 是皮洛斯人中聲音清晰的演說家，從他的口中吐出的話語比蜜更甜。而墨涅拉奧斯“發言流暢、簡潔又清楚”。此外還有奧德修斯，史詩裡這般形容道，“當他從胸中發出洪亮的聲音時，他的言語像冬天的雪花紛紛飄下，儘管我們對他的外貌不覺驚奇，但沒有凡人能同奧德修斯相提並論”。
一、改變了演說歷史的劃時代人物——提西阿斯和克拉克斯
據說公元前5世紀中期西西里敘拉古的僭主政治被推翻後，許多公民需要提起訴訟，奪回以前被沒收的土地，因而作為說服藝術的演說術應運而生。
克拉克斯相傳是最早編訂修辭學課本、收費教授演說術的人，而提西亞斯是克拉克斯的學生，二人常常被並列提及。他們一同被當作古希臘演說術的創始人和西方“修辭學之父”。
演說術，意為“演說的技藝”。在目前已有文獻中，該詞最早出現於柏拉圖的《高爾吉亞》，最後在亞里士多德手中成為一種學術門類的名稱。因此，現代學者中還存在著另一種觀點，認為柏拉圖是演說術的創始人。
演說與演說術的發展是相當漫長的積累過程，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那些對演說術的開端有所發現的人僅僅是邁進了一小步，而今天有名的學者，由於繼承了那些逐漸推進了演說術的、許許多多前輩的遺產，已經使演說術達到了現在日臻完善的地步——在那些最早的創立者們之後是提西阿斯，提西阿斯之後是茨拉序馬科斯，繼茨拉序馬科斯之後是泰奧多羅斯。還有許多人為此做出了大量的貢獻，所以這門學問具有大量豐富的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智術師”的出現，推動了演說術的發展和繁榮
在推動演說術的發展和繁榮上，古希臘歷史中存在著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那就是“智術師”。
“智術師”是公元前460年至前380年左右，在古希臘歷史上一批以雅典為活動中心，活躍於各個城邦，收費傳授演說術、訴訟、政治事務以及各類知識的職業教師。儘管智術師們的學術觀點各有不同，但在後來依舊被視為同一個派別，專指“向青年人收費授課、公開展示口才的職業教師”這一特殊階層。
這群來自天南地北的智術師們被雅典這一中心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儘管智者們來自希臘諸邦，並不斷把進行旅行當作其職業活動的一部分。然而他們都去過雅典，而且很明顯，在公元前5世紀的後半葉將近60年的時間裡，雅典一直是智者運動的真正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沒有雅典，這場運動就幾乎完全不會出現。
三、公民大會的產生，為演說者提供了舞臺
這種現象與雅典民主政治的發展息息相關。雅典的立法者梭倫打破了雅典世襲貴族的束縛，建立了一個至少從理論方面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城邦，人民有了投票權利，成為了政府的主宰。
由於這些改革，克里斯提尼的憲法比梭倫憲法要民主得多。然而，公民大會的權力依然受到戰神山議事會的限制，戰神山議事會是一個由前執政官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大多出身貴族。波斯戰爭後，由於戰神山議事會在戰爭中預備經費的貢獻，他們的地位得到了加強，並主持城邦政事。
但是，埃菲阿爾特更進一步，使雅典更為果斷地轉向了廣大民眾。他編造神話，說雅典原本享有民主，但後來貴族勢力的發展顛覆了這一神話，現在必須重新獲得民主。
正是在公元前5世紀中後期，雅典民主的新結構得到鞏固。公民大會現在可以對任何問題制定法律，提高稅收，監督他們的支出，並執行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只有18歲以上的男性公民可以參與，婦女、兒童、外邦人，以及奴隸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公民大會究竟有多少人，這個數字難以界定。以伯里克利時代為例，符合條件的約有45000人。雖然具體數字是猜測的，但成年男性公民佔總人口的1/6左右這一比例應當不會相差太遠。
公民大會最初在市政廣場舉行。公元前 462 年埃菲阿爾特改革後，公民大會改在廣場西南方400米左右的普尼克斯山上舉行。會場總體呈扇形，一側放有石頭，供演說者上臺發言，公民則坐在山坡上，聆聽演說。
四、演說術在民主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公民大會上，民眾對城邦事務的集體決策要基於政治家演說的內容和表現。對政治家而言，他們的建議主張能否被採納，關鍵在於他能否通過演說來說服民眾。
由此，演說及演說術在民主決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每一位政治家或領袖、包括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都會培養自身的演說能力，竭力掌握演說的技藝。
在公民法庭上，陪審員對案件的審理和判決也是建立在訴訟人的控告或辯護之上的。訴訟人能否勝訴離不開演說對陪審員的影響，或是彰顯己方的德行與對城邦的貢獻，或是攻擊對手的道德名聲，使出各種手段來打動陪審員，博得他們的同情和理解。
不僅如此，雅典法庭也淪為了有野心的政治家彼此攻訐、相互競爭的又一場所，成為他們在公民大會上演說競賽的延續。對此，柏拉圖一語中的，道破了演說與雅典民主政治的聯繫。他認為演說術就是“用你的語言去說服公民法庭的法官、議事會的議員、公民大會的民眾或其他任何公民團體”。
因此，“智術師”的出現迎合了雅典民主政治生活的需求。這些四處走動的教師們突然出現，提供、或者說出售教育。他們教授如何演說，如何思考，如何做出決策——他們所教授的這一切都是民眾期望自己在一生中能做到的事情。
不僅如此，一些“智術師”還親身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來。
公元前427年，高爾吉亞作為林地尼的使節出使雅典，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發表演說，試圖說服雅典支持林地尼對敘拉古的戰爭。“智術師”每到一處，隨從者甚多，據說，鑑於高爾吉亞的影響力，他被邀請在雅典舉行葬禮演說，足以看出他在雅典的地位和聲譽。
高爾吉亞還在奧林匹亞運動會上發表過演說，強烈要求希臘各城邦的統一。此外，普羅塔哥拉為雅典的殖民地圖裡制定了法律。希波達馬斯則是雅典皮雷埃烏斯港口的設計者。
小結：
演說的繁榮並非偶然，而是具有相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致。
首先，古希臘的口述傳統為演說術的繁榮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社會環境和氛圍。其次，荷馬社會的演說為演說術的繁榮提供了一定的經驗積累。再次，古希臘修辭學的興起使得演說術的習得有章可循，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最後，智者研習修辭學，在雅典掀起一場以傳授演說術為核心內容的‘智者運動’，進一步推動了雅典演說術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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