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是種樹的好時節，這個月“植樹節”是現代的，4月4日“清明節”又是古代植樹節，春天就是希望的日子，就是成長的時期。雖然目前我們有許多人仍然在“自我隔離”中，但眼看著“勝利曙光”“春天的來臨”我們有理由確信：未來我們將有大的發展。
談起植樹、種樹，國家層面有意識地去種樹、大規模的種樹，是從明代開始的，更具體地說是從明朝弘治年間開始。我們已經通過兩篇文章的介紹，講了明朝“九邊種樹禦敵”戰略形成的原因。
第一篇從弘治到嘉靖種樹幾百萬，我更多的是談了“戰略思想”的形成過程；
第二篇以樹為柴、以樹為兵，我更多的是談了“具體的種樹情況”。但不管怎麼種，作為一種都是一種“軍事防禦思想”。長城都擋不住，大樹的延遲作用也就很難形成了。內容詳見文後鏈接。
九邊種樹的倡導者丘浚
雖然“九邊種樹”不能禦敵，因為長城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大樹更不可能。但是，這並不代表“九邊種樹”思路就沒有好處，例如當時的武將們對這一戰略也有看法。例如戚繼光和俞大猷兩位將軍。
戚繼光就認為：今必欲一面築臺，一面種田，一面種木，一面教戰，四事並舉，須得如此三四項人，始可辦之，恐揭國之力，亦有所不能也。
也即戚繼光認為：種樹難以成功。
俞大猷具備了“生態思維雛形”：經濟樹種在九邊發展
俞大猷則比戚繼光的看法更深、更遠。俞大猷將軍乃是軍戶出身，世襲百戶。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中武舉人，被任命為千戶，守衛金門，自此進入軍界。但因為喜好給上級寫軍事戰略、戰術問題，被按察使給罷了官。
1542年，蒙古南下山西，嘉靖號召天下選能，俞大猷被兵部尚書毛伯溫推薦給了宣大總督翟鵬。之後，跟隨各個軍事將領南征北戰、東征西討。
他雖然成功、成名於剿滅倭寇，但對於“九邊問題”並不陌生。面對當時的這一思想，他和戚繼光都有自己的想法兒。例如
俞大猷認為：不能僅僅是軍隊種樹，老百姓更應該鼓勵種樹。例如他認為“將民間園地，周圍各五里之遠，暫免租稅，責令各管園地之家，種植榛、慄、棗、梨、桃、柿等果，縱橫一丈，植果一樹，九九斜連，如陣如隊”，與此同時，將種樹作為地方官考核的項目之一。
可以說，俞大猷開始將種樹擴展到民間領域，當然，俞大猷在九邊地區的戰鬥生涯時間比較短而且零散，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還屬於構思。但很顯然，俞大猷已經具備了“生態發展思維”的雛形。
事物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三百年後的“左宗棠種樹”思維則具有了完整的“生態發展思維”。種樹不僅僅是軍事行為，更是一種民生建設。
左宗棠進入陝甘之時，就在下一盤戰略大旗
從1867年到1880年，在長達14年的總督陝甘（當時包括今天的寧夏、青海西寧以北）時期，左宗棠在每個收復地區都先後進行民生建設。
解決陝甘問題後，左宗棠並沒有著急進兵西北、收復伊犁。而是繼續在陝甘地區種樹、興修水利、創辦洋務企業、進行教育改革、整頓吏治、教百姓種桑養蠶。作為“洋務運動”的三大（或四大）領袖之一，左宗棠從最基礎的民生，到比較高級的洋務改革都在進行著。
這也是左宗棠在下一盤真正的大旗：要想長治久安就要搞好民生，之後進行各種改革，沒有基礎的改革是不行的；要想收復伊犁，甚至與沙俄作戰，一方面要防止因為民生而造成叛亂再起，一方面也要讓陝甘成為解決新疆、伊犁問題的支援大後方！
從陝甘交界的長武到甘肅會寧東門的六百多里，就種活26萬株。其他如會寧、董志、大通、平番、河西走廊、新疆種樹難以統計，大約一二百萬株。甘肅的涇州以西至玉門，夾道種柳，連綿千里，綠如帷幄。官道兩旁種植一、兩行甚至五行樹木。
西北種樹與民生的一體化建設
西北地區種樹，不僅僅是為了軍糧供給，更是為了民生、建立企業，發展當地的經濟。因此，經濟樹種也是左宗棠特別重視的問題。僅新疆境內就種桑樹86萬株。
眾所周知，西北地區因為三百多年的砍伐，特別是1850年代的民亂問題，戰爭、殺戮非常嚴重，加上自然災害等諸多原因，植被比較稀少。特別是在沙漠戈壁進攻下，農田、道路受到風沙侵蝕和破壞。
所以左宗棠要求種樹，更重要的是保護農田免受風沙侵襲。
在其督管西北地區時，從潼關開始，東西橫貫陝甘、新疆哈密和烏魯木齊，其道路長達三四千裡官路。在官路上，在軍隊種植的同時，他還要求陝甘地區的官民也要廣泛種植。
除了種樹以外，在西北地區左宗棠又興修水利、溝洫、開渠坎井等。又對良田種植進行區種法推廣；改良鹽鹼地；禁止種植罌粟改種桑樹養蠶、棉花等。當這些有了一定效果之後，又開辦蘭州機器局、蘭州織呢局，使蘭州成為西北地區“洋務企業”的核心城市。
再輔以各種教育改革、施行農牧並舉等方式，使得西北地區贏得了較為和平的發展環境，獲得了較好的民生髮展。
1880年年底，左宗棠離開西北迴京被“明升暗降”進入軍機處任職。儘管如此，西北地區（陝甘寧清新）仍然按照左宗棠的治理政策延續了二十年。特別是新疆地區，如果沒有左宗棠、劉錦棠等湘楚軍半個世紀的“再建設”，問題到後來會非常麻煩。
從俞大猷的“生態發展雛形”，到左宗棠的“生態發展思想成熟”，無一不在體現著中國軍人的“大局意識”。這些思想比“單純的軍事防禦”思想更可貴、更長久，更值得今天的我們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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