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英雄，遺忘遠比非議更可怕。
嘉靖二十八年，四月。
廉州城外草長鶯飛，城內人心惶惶。安南國（今越南）大臣範子儀領兵北上，在明帝國的南疆大肆劫掠，此刻正把廉州城圍得鐵桶一般。
大概是個傍晚時分，幾名明軍騎兵飛馬自東而來，直奔叛軍營地，即使持著使者旌旗，也有點過分的不可一世。“大明福建備倭都督指揮俞大猷有令，命爾等速速歸降，否則不日天兵來到，將爾等化為齏粉。”
範子儀未必知道這個明國將領的名號，但看著使者倨傲的神情和咄咄逼人的威脅，感覺一支大軍似乎隨時會在山的另一邊隨著太陽一起突然出現，於是集結軍隊，解圍而去。
其實此刻，那位都督指揮的水軍還未調集，而廉州已經告急。俞大猷用這次勸降爭取了時間。等到一個月後，範子儀率兵突入欽州的時候，這支打著俞字旗號的水軍，真的出現在安南兵背後，阻截戰船、連日追擊，斬首一千二百級，生擒主帥弟弟範子流，最後傳檄安南國“殺範子儀函首來獻，外患平息。”
與帝國的多數將領不同，這位福建泉州出身的武將身上，混合著一種允文允武的氣質。俞大猷幼時家境貧寒，不僅要靠親友資助，母親還要編髮網維生，但他依然幸運地接受了文、武兩方面的教育。俞大猷曾經拜王宣、林福、趙本學等人為師，學習儒學、《易經》及由此推演出的兵法，武學則師從南少林高手李良欽，學習劍（棍）術和騎射。
大海是俞大猷的主場。以福建樓船為依託，俞大猷的部隊創造了驕人戰績，戰浙東、平浙西、復興化，那些不可一世、甚至威脅過帝國舊都的亡命之徒，品嚐到了毀滅的滋味，上百艘倭寇戰艦在火光中沉入大海，數千名倭寇葬身魚腹…想必，那戰鬥的場面絕不會比若干年後東北亞海面上的另一場大戰——鳴梁海戰遜色半分，而按理說，俞大猷和他的“俞家軍”也理應成為朝鮮李舜臣一樣的英雄，成為後世人提起”抗倭”時，立刻肅然起敬的一個名字。
然而，並沒有。
與俞大猷相比，戚繼光大概更加意氣風發。
與這個足足小他25歲的後生相比，久經沙場的俞大猷更像一條深藏的蛟龍。他在想著爭取陸軍一半的經費建設強大海軍，在想著構築連接海洋、海岸、內河、城鎮的多層次防禦縱深，在想著禦敵於外的戰略部署，甚至隱隱約約觸碰到了改革帝國的舊有軍制。
老成持重的俞大猷，在帝國體系內的另一場戰爭裡連戰連敗，甚至時而一潰千里。這就是官場。
在帝國重文輕武的傳統下，武官的戰績往往取決於廟堂小吏的刀筆，戰將想獲得晉升，就不得不依附於文官為主的權貴集團，委身於官場的迎來送往人情世故。年輕的戚繼光應該是深諳此道的，所以哪怕他心中如何無奈，如何痛恨，在絞殺倭寇之餘，他總要找到些人情、祥瑞，隨著謙恭至極的書信，上達天聽，在功勞簿上打上條點綴的紅纓帶。
而俞大猷並不如此。也許是因為儒家道德的影響，也許是因為恃才傲物，這位性情耿直、為人正派的將領從不肯委曲求全，而只求實質性建功立業。所以有功無賞、賞賜不公、甚至被冒領軍功就成了文官集團送給他的“常例”，平息安南入侵，嚴嵩將俞大猷的戰功壓下，只給了他五十兩賞銀，收復興化，又是五十兩賞銀，非但如此，他的仕途動輒得咎，“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的背後，是“七次屈辱，四次貶官，一次入獄”。
命途多舛沒有把俞大猷變成一個徹底的詩人。不管多少次被罰被貶，他都忍辱負重，光明磊落，堅持著“忠誠許國，老而彌篤”。去世前七年，他最後一次被免官，不久又獲起用，最終病死任上。
他做過將軍，為了保家衛國披肝瀝膽，他留下了多部軍事典籍，提出過保衛海疆的構想，做出過改革帝國軍制的嘗試，甚至試圖收復葡萄牙人佔據的澳門。
他做過文人，戎馬半生也未曾投筆，常與士人舉行文會，教導他們學習《易經》，愛民愛兵如子，“為將三十年，不擾民一草一木”，以至於金門、海南百姓稱其為“俞佛”。
他做過江湖高手，作為南派武學一代大家，留下了武學典籍《劍經》和一段少林授藝的佳話。
他甚至不缺歷史花邊，他的兒子駐防福建，被大海賊鄭芝龍擊敗，而這個海賊的兒子之一，日後成為了名滿中華的民族英雄鄭成功。
但是歷史正在遺忘他。
俞大猷幾乎做到了那個時代價值標準下要求英雄的一切，立功、立言、立德，只是沒有做到暗流湧動裡要求的苟且，才讓他生前事命運多舛，為文官集團打壓侮辱，甚至身後名，都殘存下了舊日暖閣裡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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