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7世纪中叶的明清鼎革事件，毫无疑问的改变了此后整个东亚大陆的政治格局。继500年前的靖康之变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再次成为了异族女真人活跃的舞台，然而此次他们没有重复曾经的错误，通过基本盘八旗的武力压制加上剃发易服的文化清洗，女真人所建立的满清王朝牢固地控制了明帝国的基本盘，而且自上而下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然而这并没有彻底让满清的统治高枕无忧，对他们来说，汉族文人在思想上对于异族的排斥，尤其是华夏文明传统中对"华夷之辩"的重视，才是影响他们统治根基的决定性因素。

就这样，从入关开始，女真人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行事方针，一方面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儒学成为自身统治的意识形态，并且大力汉化，使满清获得统治法理的正义性；但另一方面则掀起大规模文字狱，不惜亲自下场甚至动用暴力肉体消灭那些表现出不合作态度乃至于怀念明帝国的遗老遗少。这招不可谓不犀利，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批的士绅开始归附于满清统治，所谓的"盛世"似乎也降临了，然而这种行事作风，并不能做到让所有人都认可，相当一部分在前明享受过宽松优渥的文化环境的文人在两相对比下，自然会产生一种不满，当这种不满通过诗词一类的文学作品得到抒发，并且结合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时，民族意识也就在字里行间开始觉醒了，此中代表，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杰出文学家陈维崧。

春衫十里绿：富贵堂皇的少年天才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来说，明帝国所拥有的官僚体系已经达到了一种几近完备的程度，因而尽管最高统治者们多数无法满足传统儒家观念中对于优秀帝王的要求，明帝国却依然可以在没有较大外部压力的影响下维持稳定的运转。这种情况发展到了后期，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政治联盟——东林党，整个晚明时代，所谓"诸正盈朝"、"凛然不可犯"，东林党的规模和影响力几乎无以伦比。

而陈维崧即出身于一个东林世家，祖父陈于廷是东林党的中坚人物，与死于魏忠贤之手的左副都御史杨涟是至交好友；而父亲陈贞慧更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作为东林党的青年官员储备集团复社的中坚力量名噪一时。由此可见，陈维崧少年时代享受了相当优渥的成长环境，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这在他的诗文中也能够窥见一二。其中年作品《望江南·岁暮杂忆》中在回忆曾经的生活时有言曰：夜火千家红杏幙，春衫十里绿。东冶璧人新诀绝，南朝旧因缘。俨然一副富贵公子，长身玉立的气派，此时的陈维崧，一面纵情于诗酒山水间流连忘返，而另一面却也展示出了过人的才气，据《湖海楼词》记载，陈维崧"

实际上陈维崧的早期文学作品也确实以描绘明末江南的风物景色为主，尽管在后来的文学研究者眼中，陈维崧是作为明清之交时杰出的豪放派词人著称，然而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有一个过程的。与另一位词人纳兰容若相似，在优越生活下成长起来的陈维崧，心性之细腻温婉，对于环境和人性之间离别愁苦的把握也可称得上是独树一帜，诸如"白屋山腰烟内市，红兰水面雨中楼。"，简简单单的十四个字，就将景寄予情，而这份寂寥落寞也也跃然纸上。无字叙悲，却字字珠玑，此时的陈维崧俨然已经具备了一名杰出文学家的潜质。当然在这个时间段，陈维崧的作品中并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的表现和气节的权势，对于南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北方的动乱和农民运动犹如两个世界，江南的锦绣山河依然是一派繁华，"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辛稼轩的这两句词用在此刻的陈维崧身上，似乎也不是非常过分。

严格意义上说，陈维崧的人生在20岁前，还是以交游名士，谋求政治上的出路为主，借由父亲陈贞慧的人脉，陈维崧确实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名望，与同时代的江南名士如冒辟疆，侯方域等关系密切，而这些人实际上正是属于东林派系潜在的政治后备力量。假使如果没有后来的历史意外发生，陈维崧也将非常顺利的进入明帝国的官僚系统，按部就班的升迁上去，最终以高级官员的身份结束自己的人生，而后世对他的评价可能也只是程序化的"文学家、学者"而已。

然而，1644年甲申之变，标志了明王朝的覆灭，而陈维崧的人生也就此改变，"文章憎命达"，此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创作巅峰才得以到来。

西风流落，想刘家寄奴：饱经风霜的中年苍茫

清军入关，不仅击碎了明帝国最后的尊严，也让依附于明帝国官僚系统的东林党不复荣光，与明帝国不同，清帝国的基本盘是八旗贵族，并不需要东林党人作为朝政的中坚力量维持秩序。而东林党明白了这点后，也做出了反抗，以自己的大本营南方为基础，扶植起了南明弘光政权，企图进行南北分治，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南明朝廷孱弱的国力根本无法抵抗强大的清军，南下的满清在很短时间内就扫平了弘光政权，并且大肆屠戮，让东林党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作为东林及复社派系的核心成员之一，向来采取对满清朝廷的不合作态度，并且无视满清的文字狱威胁，在明亡后隐居的时间内大肆写作怀念前朝以及纪念殉难于满清屠刀下东林同仁的文章。这种行为自然而然的也让满清对其痛恨之至，连带着对陈维崧也采取了打击的态度，因此陈维崧在明朝灭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有功名在身，具备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却长期得不到重用，只能游历四方，利用人脉寻找机会。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内，陈维崧诗词中的民族意识，开始了觉醒。

自此陈维崧的诗词由婉约而一转为豪放雄浑的风格，其代表作《醉太平·江口醉后作》正诠释了这种精神内核。上阙："钟山后湖，长干夜乌。钟山后湖，长干夜乌。齐台宋苑模糊，剩连天绿芜。"通过对南京景色的描述，又在其中融入了对南朝宋、齐两代的回忆，从侧面指代南明弘光政权的崩溃以及其后的惨状，追托自己对曾经生活和身世的怀念之情。而下阙："估船运租，江楼醉呼。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则更加直白，近乎白描的叙述出自己落魄的生活环境，以己代人，将明亡后心存故国的知识分子的遭遇隐藏在字里行间，声声诉清，字字泣泪。而最后两句"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则更是将一种志存恢复，期待汉人正朔横扫北方，驱逐满清的理想不加掩饰的表述出来，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以北伐中原为己任，并且拥有相当大的战果，陈维崧以刘寄奴作为理想追求，已然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在明亡后迅速成长和建立起来。

而另一首代表作《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则将沉郁和悲绝诠释到了极致。首句"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开头即善用对比，将山峦层叠起伏比作发髻，又比作蝌蚪，虽让人初看有晦暗不明之感，但再陈心思考，其对比的奇特和入情入理，令人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中间的"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以荒地暗喻连年战国，而赵魏燕韩的战国之思，又何尝不是对于"故国有明"的一份深切怀念呢？最后两句"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走。"一个"悲"字，一个"走"字，慷慨激昂却又苦闷仓皇，陈维崧的人生后半叶，在这种亡国之痛和丧家之凄中，茫然而无助，但越是如此，他的诗词中，对于民族意识的深切思考和国家的苦苦追寻，则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慷慨还过豫让桥：晚年的豪气刚毅

公元1679年，陈维崧接受了清廷的征召，成为统治集团的官员，并且负责编修《明史》，在多年的流离奔走后，似乎终于得以安定了下来，而此刻也接近了他人生的终点，四年后的1682年，陈维崧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这是否意味着陈维崧终于放弃了与满清的不合作态度，转而接受了现实呢？或许一首《南乡子·邢州道上作》会给我们答案："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并马三河年少客，粗豪，皂栎林中醉射雕。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忆昨车声寒易水，今朝，慷慨还过豫让桥。"

这首词被清代文学家评价为："骨力雄劲，不着议论，自令读者怦怦心动。"可谓是赞誉极高，而即使在众多豪放词的作品中，它也绝对能称得上是上上之品，然而在单纯的怀古叙事中，陈维崧也加入了不一样的感情。秋气酷寒，犹如锋利的刀刃，卷起层层凛冽的寒风，又何尝不是说在满清入关之后，整个中原大陆就陷入了这种寒秋一般的肃杀中呢？百姓在极度的剥削中悲惨哭号，而有良知的士人们则被民族压迫打击难以喘息，与其说陈维崧在写景，不如说在写实。

而河东、河内、河南，三河地区的少年侠客，性情刚烈，在茂密的树林中奔走射雕，或许也正是为了反抗满清腐朽专横的统治砥砺文武，陈维崧的民族情结表露的一览无余。而下半部分则更加慷慨激昂，一杯残酒追忆荆轲高渐离的人生，燕赵一代的侠士似乎重叠在了陈维崧的眼前，易水的悲歌仿佛就在昨天，而今天，还是要追随豫让的身影去前从容赴死，恢复大明故国曾经的荣光，如此的一篇词作，证明了即使晚年的陈维崧，他的民族意识依然没有被现实的残酷击倒，反而愈挫愈勇，将其深埋在心底，等待后来的志士继承。

总结

作为明末清初豪放派词人的第一号代表人物，陈维崧的诗词中，将民族意识与故国情怀相结合，从而谱写出一幕幕壮丽的篇章。这种美学上的极致，从一定意义上并不输于两宋之交的辛弃疾、陈亮等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诗词爱好者来说，陈维崧或许是一个缩影，他的前方是对明末繁盛追忆的富丽堂皇，他的身后则是亡国之痛所带来的苍凉悲郁，读陈维崧的词，也仿佛是一抔佳酿，愈品愈沉浸在其中，难以自拔，并回味无穷。

《湖海楼全集》、《明史》、《明季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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