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终止对阿援助，中国接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1978年7月3日，中国停止对越援助。4天后，中国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而后由于外交原因中阿交恶，阿尔巴尼亚于2009年“顺应形势”加入了北约。
《北京——地拉那》
北京，地拉那，
中国，阿尔巴尼亚。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中阿人民并肩前进，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
万岁!毛泽东!
万岁!恩维尔·霍查!
…………
这是六、七十年代许多人都很熟悉时的一首歌中的几句歌词，从中也能看得出蜜月期的中阿关系是多么的甜蜜。
1957年，毛泽东会见霍查
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巨额经济援助，1973年以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
共运本身从理论到实践都以阶级为立足点，自然也就带有超脱国家和民族的世界性。所以，近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从传统的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外交关系”，变成了一种奇特以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兄弟关系”。
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自然也是“兄弟关系”。但在整个五十年代，两国关系并不密切，中国虽然给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但总体来说，援助的总额不大，在阿尔巴尼亚接受的全部“革命援助”中所占比例也很小(最大的援助国是苏联)。
阿尔巴尼亚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
五十年代末：中、阿两国越走越近
在整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里，阿尔巴尼亚国小力微，并不受苏联的重视。但阿尔巴尼亚却对苏联模式——准确说来是斯大林模式的认同感最为强烈。所以，当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权与苏联分道扬镳时，阿尔巴尼亚坚决地站在了苏联一边，在东欧共产党中间，最早在自己党内清洗所谓的“铁托分子”。
苏联与南斯拉夫直接暴力冲突之后，阿尔巴尼亚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苏联则因为阿尔巴尼亚的绝对支持，而成为其最大的援助国。但好景不长，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执政的苏联开始致力于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阿尔巴尼亚屡次发出强硬声音，反对赫鲁晓夫的做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重新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地刺激了阿尔巴尼亚政府。
与阿尔巴尼亚相似，中国政府此一时期，也屡屡对赫鲁晓夫的“苏联新政”提出批评。1958年全世界60多个共产党参加的“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苏共的批判如蜻蜓点水不痛不痒，中共的批判则有如急风骤雨并付诸实际行动，中国召回了驻南大使，南斯拉夫也召回了其驻华大使。中、阿两国因为相同的意识形态越走越近。
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1960年6月20至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这次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同一批东欧国家共产党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攻势。
在大多数与会共产党选择与赫鲁晓夫统一立场的情况下，阿尔巴尼亚代表罕见地公开站出来表态支持中国，因此被赫鲁晓夫斥责，并遭受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围攻。
此后多次共运会议，阿尔巴尼亚都选择了与中国立场一致。但也因此彻底惹怒了赫鲁晓夫，招致苏联于1961年单方面撕毁了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并拒绝阿参加华约会议，12月更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
1969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1968年,阿尔巴尼亚青年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
中国接替苏联，成为阿尔巴尼亚最大的援助国
苏、阿关系彻底冰冻的同时，中、阿关系则迅速升温。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不断，且礼遇规格极高。周恩来访阿时，阿方领导人往往全部出迎，且每次都会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欢迎集会;阿方领导人访华时，除毛泽东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要前去机场迎接，北京还组织了百万人规模的群众夹道欢迎。
当然，最实际的，还是中国接替苏联，成为了阿方最大的援助国。
据新华社高级编辑、前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兼驻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回忆：
“1961年春，苏联中断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解决了阿的燃眉之急。……概括起来，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为了完成阿的复杂项目，中国在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不得不先在国内进行大量试验和试制工作，甚至动员了全国26个省市的100多个单位参加，并建立专门的实验工厂。为此，中国还有两人牺牲了生命。”
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1年春，正值中国大饥荒时期。本国粮食尚需进口，此时援助阿尔巴尼亚“几十万吨粮食”，其难度可想而知。对这种影响到了本国民生的对外援助，曾短暂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耿飚，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编辑注：此时期中国人均年收入不过2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乎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
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5年6月，周恩来同霍查交谈。
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阿尔巴尼亚当局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生活标准，向当时极度贫穷的中国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据耿飚回忆：
“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当谢胡陪同先念同志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他说：阿需要有自己的‘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先念同志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阿还存在一种不适当地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如他们在向我们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阿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当时在我国，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都少得可怜，更不用说农村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到这种倾向很值得注意。”
霍查 康生 李先念等
阿方贪得无厌浪费严重
最让人寒心的是，中国勒紧裤腰带不顾国内的严重饥荒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阿方却对此毫无感知，反而浪费极度严重。据耿飚回忆：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另据周恩来卫士乔金旺回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旬加1961年来访，主要是伸手，给少了还不行。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双方谈得不好，总理心情很不愉快。12月25日，周恩来对来华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凯莱齐说：我们根据力所能及承担国际义务，但由于我国连续遇到3年灾荒，加上苏联撤退专家，所以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此援助不能像你们希望的那么多、快、大、好，不可能把苏联过去答应的援助全部包下来，你们自力更生还是主要的。尽管如此，1962年1月13日，中国还是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5项援助议定书。
霍查和谢胡
耿飚写信反映对阿援助问题，毛泽东赞其“敢说真话”
耿飚目睹了阿尔巴尼亚大肆无节制挥霍中国援助之后，在1969年写信反对这种无节制援助的做法。信最后到了毛泽东手里。据耿飚回忆：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来说，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封长信。
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事整我。”(《耿飚回忆录(1949-1992)》)
1969年，中国接待苏联总理柯西金过境，周恩来、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握手。阿方公开表示反对，并降低了出席中国建国20周年庆典的规格——这无疑令毛泽东相当不快，这也许是耿飚得到毛泽东“敢讲真话”的赞扬的重要原因。
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中阿关系降温 对阿援助还在继续
自1969年之后，中阿关系迅速降温，原因有二：一是中国谋求与苏联和解，阿方不能接受;二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关系正常化，阿方更斥责为“修正主义”。这让主持这一外交政策大转变的毛泽东很不满意。
毛泽东赞扬了耿飚对阿尔巴尼亚的批评，却并没有停止不切实际的“革命援助”。1970年，阿尔巴尼亚厚着脸皮要求中国援助32亿元人民币，中国最后仍决定提供19.5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低息贷款。没有完全满足阿尔巴尼亚的索求，一方面应该是其狮子大张口数额太大，另一方面，应该也与中方对阿方的不满有关。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却使阿尔巴尼亚非常恼怒，阿领导人霍查不但亲自写万言信给毛泽东抗议：“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后来，阿方党报又公开刊文批判毛泽东新鲜出炉的“三个世界理论”，称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
“阶级兄弟”的关系既然已经保不住，建立在这一关系基础上的“革命援助”，自然也不可避免要开始大打折扣。
1974年10月，阿方领导人谢胡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在阿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期间，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认为过去对阿的援助已经不少，决定少给援助。阿方坚决要求增加贷款，还提出延期偿还1976至1980年的贷款，并再三要求中方提供粮油援助。
最终中国只答应贷款10亿元人民币。阿尔巴尼亚对这个结果相当不满，遂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决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但批判归批判，阿方仍在继续伸手要钱。1975年，中、阿又签订了一批长期无息贷款议定书。
1963年5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
终止对阿援助
70年代中期，随着中阿关系的继续恶化，对阿方要求的援助，中国当然不能再那么慷慨答应了。阿方就对我国的供货、派专家等问题不断地挑剔，接二连三地对中方有意责难和无理挑衅。
对于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邓小平的态度很坚决：断!撤!停!——断援助，撤专家，停项目。
1978年7月7日，中国政府照会阿政府，被迫停止经济、军事援助，接回援建工程的技术人员。
1978年9月，阿宣布废除中阿轮船股份公司的协定，解散该公司，中断了贸易和科技、文化交往。
同年年底，阿领导人霍查在公开讲话中，遂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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