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G70次高鐵去武漢時，車票上的終點是鄭州。在列車時刻表上，武漢“消失”了。雖然買不到直接去的票，但朋友告訴我，以前途徑武漢的高鐵，仍然會在武漢開門，儘管它在車票上顯示為“無”。
那天是2月12日，疫情嚴峻時期。那時的武漢，像是一座孤島。
大約下午5點左右，列車開到了武漢。包括我在內，有五名乘客要下車，我們提前走到車門邊，看見車廂上所有人盯著我們。有個大哥沒忍住，他試圖壓低嗓子，但所有人都聽見了他說的：“我X，現在還有人進武漢？”
在當時，“封城”這一空前舉措，不只是隔斷了現實交流，它也造成了人心中的一層迷障。
“武漢”這兩個字，暫時失去了現實含義，它成為一個概念，與病毒、疫情、死亡等相聯繫，令人不願接近。當然，那不是真的。
真實的武漢，依然和往常一樣，生活著上千萬人。我很好奇他們的生活。
打錯了
來武漢的第一天，我的感受是“汙濁”，像是整個城市都被感染。
我知道，科學不支持我的感受。新冠病毒普遍的傳播形式，是飛沫傳播和接觸傳播。而飛沫傳播的距離只有1到2米，病毒在外界的存活時間也不長。
但是，它們不能幫我脫離恐懼。
人腦中有非理性的一面，它誘導我相信，身處武漢中，每個角落都沾滿病毒，空氣中也飄著病毒。我站在武漢站外的廣場，四周沒有一個人，但我仍然感到被危險包圍，一刻不敢將口罩除下。
這種“疑心病”，伴隨了我在武漢的前三天。
在酒店，見慣了的汙亂地毯，我以為是病毒的“窩”。房間裡的空調不好，時冷時熱，我卻懷疑是自己的體溫變化。消毒水的氣味讓我安心，雖然它有一定的腐蝕性。我每隔幾分鐘洗一次手，手掌快要磨破皮。
還好，我後來知道，不只是我這麼想過。
一位滴滴保障車的司機說，在早期時，即便是醫生護士，也都“疑神疑鬼”的。他們上車也要全副武裝，在後座的各處撒上酒精或消毒水，再用棉片擦拭乾淨。有個年輕女護士疑心自己被感染了，她想念起親人，說著說著嚎啕大哭。
病毒像塊巨石，“壓”在每個人心上。
人們變得戒備十足，不止一次，我在找路時，向行人詢問，他們下意識後退兩步，甚至繞開我走。有一次我換酒店住，在一個客滿的酒店，工作人員見我拖著行李，還沒等我走幾步路，她就大聲驅趕，叫“出去、出去”。
當時，疫情爆發20多天了，武漢對道路、社區的封鎖，還在層層加碼。
大多店鋪一關了之，杜絕往來。僅有的幾家超市，用桌子或紙箱堵著門，門上掛著鎖。來一個客人，開一次鎖。
“距離”從未如此重要，大街小巷，路障重重。共享單車成為一種“道具”，堆在路障的兩邊。它們還被掛在小區的牆上、欄杆上，為的是防止有人鑽空子。
“社區一線”最大的問題，顯然是人員不足。在武漢動輒數千人的小區，對應的社區幹部往往不過10人左右。
用個比喻說，要將武漢重新“連接”，就像重建一個網絡。然而，等待處理的“數據”很多，每個“接口”的運輸能力卻很弱，註定了它無法正常運轉。
所以，組織人員“下沉社區”，是勢在必行的。
汪沺的公司叫武漢國創資本投資有限公司，是國資公司下屬單位，他很快被安排到社區下沉。據他介紹，“下沉社區”的人選範圍，從一開始的黨員幹部，很快擴散到公務員隊伍，又很快遍及國企單位。沒過兩天，“叫我們國企員工全部下沉”。
夜時的武漢最似往常向由/攝
那一刻，我切身體會到，什麼叫“忍耐”，什麼叫“代價”，什麼叫“英雄的城市”。
汪沺下沉去了“保障組”，他負責的是最直接的民生問題：菜籃子。武漢實行嚴管政策以來，商場超市不再對個人開放，他們只接社區來的訂單。也就是說，困住家中的居民想要買菜，原則上必須報給社區，再作統一安排。
在濱江苑小區門口，幾名小區志願者在接收物資，他們普遍評價，“武漢嫂子”的重點跑偏，該斥責的不是中百超市，而是小區物業，因為套餐是由物業協商後定的。但是，自疫情爆發以來，物業領導就不見了，工作做得很差。
濱江苑小區門口的志願者對接商品向由/攝
濱江苑是武漢社區的一個縮影——
“戰時狀態”下，社區成為一個基本單位，內部又有社區幹部、物業、業委會和業主群體。四種角色要同舟共濟，但現實往往“各有所圖”。
重啟
以保障組成員的身份，汪沺的觀點是：“沒有了‘套餐’，我真不知道怎麼辦”。2月25日是他送菜的第三天，他和另外兩名“下沉幹部”去了古田一家綜合超市，超市仍然製作“套餐”，但受到“漢罵事件”的影響，是最後一次了。
對超市來說，製作“套餐”費時費力，像往常一樣散賣反而輕鬆。
多名店員告訴我，因為要將蔬菜整理打包，超市關停了小的分店，把他們抽調過來，否則人手根本不能應對。他們的上班時間是早上9點，但因為“加活”，要提前兩小時到。店裡領導更忙，他們要接受訂單，按照需求整理倉庫，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一名店員對我訴說委屈：“我們配合工作，做了比平時更多的活，但別人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互相理解就不說了，反過來還怨天怨地。”
其實，類似的情緒很普遍。菜送到社區，汪沺要按名單通知、分發，絕大多數居民主動下樓，三三兩兩領走了菜，再道一聲謝謝。但是，依然會有一兩戶人家，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把菜送到門口。或者是挑肥揀瘦，又嫌棄菜色不齊、菜品不佳。
2月18日凌晨2點多，她才忙完回家。一個女孩在大半夜走，心理難免怕怕的。突然，一束強光從後面打來，她沒忍住回頭看，原來是一輛警車。警車遠遠地跟著她，送她到了樓下。雙方都沒說啥，走了，“都懂得吧”。
武漢經歷的疫情時期，不能簡單看成是現代城市的“失靈”，它的生活細節有著更多意味。截至3月21日，我在武漢40天了。在我看來，它是一個多種形態的“混合體”，它常讓我想起古希臘時期的城邦社會，或者是西周以前的公社制社會。在一段時期，它把現代人強調的個人生活，與群體的集體生活，以最大的程度重疊起來。
所以，它出現了奇特的一面：
以前，人們見面聚會，但更關注的是自己的手機，網絡上的遙遠世界。
日常生活歸來後，這次疫情會留下什麼嗎？
莫莎莎希望改變一件“小事”。她很為自家的物業抱不平，去年12月，居民們決定換個公司，因為現在的收費太高，雙方的合同本已終結。
但在疫情面前，“前”物業依然盡心盡力，對接需求和物資，做得比某些高檔小區的物業還好，這就讓煩心事少了一大堆。她隱約覺得，物業在疫情過後會有轉機，但她不敢十分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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