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麼要在建立明朝後實行海禁,切斷沿海民眾的謀生之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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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十四世紀,朱元璋建立明朝後,頒佈了“寸板不許下海”、“罷太倉黃渡市舶司”、“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禁外藩交通令”等以一系列海禁條例,甚至還對百姓私自進海經商規定了很嚴格的處罰方法。

《大明律》中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沿海漁民們長期以來“靠海吃海”,不僅要從海上打撈大量食物,還通過海上貿易能掙到比出海捕魚更多的錢。朱元璋推出的這些嚴苛的海禁政策無疑是斷了他們的財路,甚至連最基本的生活也無法得到保障了,於是激起了民眾們的反抗、逃亡、走私、做海盜等一系列非常不利於明朝政權穩定的行為。

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在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指出,“海濱民眾,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薦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集亡命”。

朱元璋實行禁海政策並非常困難地實施下去,可以說是在夾縫中生存,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幾點:

開國皇帝政治觀念的影響

明太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出身於貧寒的皇帝,正因為如此,他一直想恢復一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簡樸農業社會,即老子提倡的“順應自然”的觀念。由於宋朝和元朝出現過大量私印紙幣的現象,讓朱元璋一度想廢除紙幣政策,一律改用銅錢幣。

但改用銅錢幣又會產生新的問題,海上多如牛毛的私人貿易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錢荒”,銅錢是明朝的貨幣命脈,是社會財富積累的最高形式,國外的物品很多都是珠寶、香料等貴重物品,因此銅錢的流失成為朱元璋心頭之患。

打擊倭患猖獗的勢利

倭寇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都讓皇帝們極為頭疼,早在元朝時期倭寇就成為很大的匪患,明朝的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載:

“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餘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徵,得還者僅三人。”

洪武元年十二月,明朝派使者到日本談論朝貢一事,但剛到日本境內,就被倭寇殺害,詔書也被銷燬;洪武二年二月,明朝派楊載等七人第二次出使日本,結果日本當時的親王良懷殺死使者五人,僅剩下楊載和吳文華兩人被放回。

對日政策的失敗給了明朝政府一個打擊,明朝政府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因為外交導致的倭患問題,只能派遣大將駐守海洋,增強海防實力。與此同時,在沿海地帶實行海禁政策,防止倭患與老百姓們接觸,發生不必要的矛盾和問題。儘管當時明朝基本上已經做到一定程度的安定統一,但由於北方蒙古族的勢力太過強大且持續南下不斷逼近,所以“蒙患”威脅一直未得到解除,與此同時,東南沿海的倭患勢力也在不斷增強,常年侵擾著老百姓正常的生產生活,出於以上的種種原因,明朝初年統治者不得不採取這種消極的海禁措施,雖然不想,但是沒有辦法。

防止國內外力量的勾結

明朝建立之初,張士誠、方國珍等殘餘勢力仍然隱藏盤踞沿海的各個島嶼,一方面,他們在國內拉攏一些人,蠱惑人心,用來發展自己的黨羽,增強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他們勾結海外的倭寇與外國的強大勢力,藉助外界來充實自己的力量,伺機捲土重來,再加上洪武十四年間的胡惟庸這一案件,其中的一條罪名就是私通倭患。自此,私通外國勢力自然而然也變成了朱元璋的一塊心病,他非常擔心臣民與外國勢力聯合起來對明王朝造成嚴重的威脅。

“國處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朱元璋也毫不掩飾地說:“朕以海道可通外邦……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故嘗禁其往來。”

所以,明王朝要維持自己國家的實力,就很有必要限制或禁止民間的海外往來。歸根結底,海禁政策的實施也是維持自己大國實力的需要罷了。與其時常誠惶誠恐,倒不如迅速行動,快刀斬亂麻。

明代海禁政策的實施是由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這些原因都看起來合乎常理,但卻嚴重打壓了航海、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對剛剛建立的明朝產生了一系列的消極影響。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從積極方面來講,其實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為後來的航海貿易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一定的原生動力,成為了後來解禁的重要依據。



小辮兒說歷史


其實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以後剛開始並不想海禁,明朝建立初期海盜猖獗尤其是倭奴(日本)經常騷擾內陸沿岸屢禁不止,為平息禍患朱元璋便派大軍前去征討但當時遭到劉伯溫的反對,說海上風險太大且路遙而當時明朝中興士氣高漲,所以朱元璋當時並不在意所派遣的軍隊在大海上遭遇了海嘯,可謂出師未戰而遭覆滅,無奈之中只好採用了海禁這條下下之策。


愛無恨35


一家之國,民之生死,與朱元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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