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598年）十二月戊午日（一說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日），出生在武功的李家別館，父親是時任隋朝官員的李淵，母親是北周皇族竇氏。童年時代的李世民聰明果斷，不拘小節，接受儒家教育，學習武術，擅長騎射。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學館的模式，新設弘文館，進一步儲備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賢，不問出身，初期延攬房玄齡、杜如晦，後期任用長孫無忌、楊師道、褚遂良等，皆為忠直廉潔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為一代名將。此外，李世民亦不計前嫌，重用建成舊部魏徵、王圭，降將尉遲恭、秦瓊等，人才濟濟。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著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過科舉，吸納有才幹的庶族士人，用科舉代替門第。從而，寒門子弟入仕機會大增，為政壇帶來新氣象。此外，更接納封德彝之議，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貴的惡習。
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間使隋制更趨於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續了三省六部制，特設政事堂，以利合議問政，並收三省互相牽制之效；地方上沿襲了隋代的郡縣兩級制，分全國為十個監區（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均田制、租庸調製、科舉制等皆有所發展。
從諫如流
李世民以隋煬帝拒諫亡國為戒，即位後盡力求言，他把諫官的權力擴大，又鼓勵群臣批評他的決策和風格。其中魏徵廷諫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陳皇帝的過失，在早朝時多次發生了使李世民尷尬、下不了臺的狀況。又如王圭、馬周、孫伏伽、褚遂良皆以極諫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國富民強，納諫的氣度不如初期，偶爾也發生誤殺大臣的遺憾，但是大致上仍剋制、保有納言的風範。
河清海晏
貞觀時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會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貞觀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貞觀七年）633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貞觀七年（633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較少，中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經濟
李世民在經濟上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使農民有可能安定生產，耕作有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重視農業，減輕農民賦稅勞役。“戒奢從簡”，節制自己的享受慾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於減輕人民的負擔。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自古就為人所津津樂道，頌揚備至。學界對他的雄才偉略和他對中國歷史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都給予積極的肯定。李世民是一位有作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反隋建唐的鬥爭中起著領導作用，唐太宗玄武門之變的勝利，在客觀上對唐初社會歷史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唐太宗不歧視少數民族，除對突厥的侵擾用兵外，主要是採用懷柔的政治手段處理民族問題，方法妥當，政策開明，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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