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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的“歷史化”趨勢，對文學批評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如何兼顧現實感與歷史感，成為考驗研究者的重要課題。在此意義上，金理的難能可貴，便在於他有足夠的學識和對歷史的敏感體察。
《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在金理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而成。原博士論文題為《抗爭現代名教》，以動賓結構概括主旨，言簡意賅、指向明確，並賦予實踐的動態性；而《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則意涵豐厚，凸顯“文學史視野”既是為了錨定主題，同時也有將“文學提供的可能性”作為最終旨歸的意圖。但無論如何，對“現代名教”的抗爭抑或批判，是金理的目的所在；圍繞“現代名教”的一系列討論，組成了架構全書的核心內容。將難以把握的現象和朦朧的體會落實到實處，是作者經過多年學術修煉而成的強項。似是而非的現代名教批判主題，經過反覆考辨追究，在金理筆下，成為從繁複境界轉而回到當下的、可供眾人清晰討論的關於思想的話題。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重返歷史與記錄時代，成為金理這些年學術工作的雙重變奏。以《以文學為志業：“80後學人”三人談》《青春夢與文學記憶》《火苗的遐想者：致我的同代人》為中心，對當下文學創作和批評的持續關注，是作者為人熟知的一面，然而金理的抱負不止於此。一個無法迴避的學術現實是，當代文學研究界近年來的“歷史化”趨勢，對文學批評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如何兼顧現實感與歷史感，成為考驗研究者的重要課題。在此意義上，金理的難能可貴，便在於他有足夠的學識和對歷史的敏感體察。借用趙園的話說，《文學史視野中的現代名教批判》是一次“艱難的選擇”，是對那些本該被珍視、今已被忘卻的思想資源的探尋。作者以名教批判作為問題意識和貫穿全書的線索，觸碰到二十世紀中頗具重返價值的研究對象。
章太炎、魯迅、胡風，對其中任意一位進行詳盡的討論，都將是件吃力的工作，遑論將之“一網打盡”。金理清楚地意識到自己面臨的挑戰。他在“遭遇思想史人物”的過程中，明白在大多數情況下，自己只能“選擇研究對象的一部分言論與實踐，為我所用，來結構新的論述空間”。換言之，正是因為有了“現代名教批判”作為串聯全書的思想脈絡，金理此書便無法被歸類到業已成熟的章太炎研究、魯迅研究、胡風研究當中，反而蘊含著突破學術專業藩籬、進駐當下思想場域的可能。想要使這個“可能”不致最終落空，“現代名教批判”足以擔得起如此重任，作者對相關概念的界定，便顯得無比重要。在前兩章近百頁的篇幅中，金理花費巨大精力，從對先秦、魏晉時期名實、名教問題的討論，一直延展到對晚清民國之際名詞膨脹的思想狀況的梳理。“名教”的最初含義，指的是兩漢以來傳統政治制度和道德禮法的規範，背後又牽連著有關名實相符的哲學和語言學的根本問題。名教批判所針對的問題是，一旦“名”的世界被確立以後，便很容易被理解為真實世界本身。然而“名”與“實”並不時時等同，當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們口耳相傳的概念，即有浮離甚至背離現實世界的危險。作者認為，現代名教是“這樣一種情形趨於極端的狀態”，原因在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和思想，均遭遇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西方影響。全球化時代下後發國家的現代化困境，加深了傳統名教問題解決起來的難度。在人為構造的世界圖景裡，中國並不必然“後發”，自身若蘊含足夠充分的批判性要素，克服固有問題的過程會成為不斷更新自我的契機。然而畢竟和西方“遭遇”了，船堅炮利也帶來了各式各樣的“新名詞”，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得到了現代變革。科學、民主、進化、文明……這些名詞及其背後的理念、價值，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金理借用胡適的說法，指出“現代名教”的極端狀態有可能通向的是“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信仰名的萬能”，滿足於“文字的神力”、“紙上的學說”，從而不具備介入歷史實踐的能力。如何重新獲得介入的實踐性，是作者念茲在茲的關懷抱負。在本書中，作者啟用“破名”與“破名者”兩個概念，想要從研究對象身上，發掘內在於我們思想傳統中的潛能。
圖為章太炎、魯迅、胡風
金理讀出章太炎的“自貴其心”與生命“親證”，從魯迅那裡揭露“偽士”的面目，呼喚帶有“實感”與痛感的知識生產能力。對於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亦將其放置在“破名”的精神譜系。筆者同樣關注胡風及其衍生的文學、歷史問題，對作者做出的判斷大致同意。舉例來說，進入1949年的胡風，感知到迎面而來的新世界，雖然是他為之期待、奮鬥的未來，但仍存在著需要省思、療治的文化病症。在胡風的理解裡，有關文藝的討論乃至論爭，並不意味著權威的出現即能解決問題；圍繞以文藝為中心的理論問題，拿政治原則作為佔據思想優勢和道德制高點的後盾，而不依據文藝實際的發展歷史進行耐心、細緻的分析，對於胡風這樣以文藝事業為己任的批評家來說，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胡風從他人的批判中所生出的憂慮是，文藝事業若只有空泛的政治原則作為指導方針，那麼革命文藝對於總的革命事業，還能起到怎樣的獨特作用？金理讚揚的是胡風力拒名教的現代品格，和他那自我掙扎過程的忠誠。在歷史的詭譎風雲裡留下鐵骨錚錚的硬漢形象，胡風當得起“第一義詩人”的美譽。不過，胡風的例子亦帶有某些令人不安的思考盲區。作者體認到“主觀戰鬥精神”這一尺度建立起來之後，“胡風幾乎是用它來辨明所有文學命題的合法性”。但作者沒能進一步深推的是，當胡風越來越強調作者的“主觀戰鬥精神”，並最終凝成一個核心的概念時，有沒有成為新的“公式主義”的危險？是否會違背了他曾經批判過的概念化、公式化？當他為作家們設置了更高的現實主義任務即“自我擴張”、“自我鬥爭”，把“與人民結合”只視為最基本的要求時，會不會因而就失去了對其他作家、批評家文藝追求的深刻剖析？胡風有他的勇氣、使命感和捍衛文學的決心，以及這份氣質、感覺和心態背後，難以覺察但又無時不在的，與歷史共悲歡、同憎愛的骨氣和驕傲。不過，這一孤絕的精神傳統，如何與更大、更為廣闊的中國思想版圖產生互動，怎樣通過合適的方式進入中國人的精神結構當中，以喚醒內在的向上超拔的衝動，這是每一位嚴肅的思考者都應時時考量的啟蒙難題。
在全書結尾處，金理總結出“破名者”及其知識生產的兩大特徵：一是與主體自身血肉合一；二為擁有以自己的生存行動踐履其精神思想的氣質。最終在“實感”的意義上，文學提供了反抗現代名教、置身現實人生的可能。作者未曾迎合當下“文學無用論”的虛無主義論述，他將曾經存在過的“戰鬥者”的文學召喚到現實語境。恰如西川所言，這是“通過解放過去而解放未來”的思考方式，試圖以知識化的途徑，喚醒從知識出發進而深入人與現實的能力。
配圖：豆瓣書影、歷史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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