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將夜》裡，描述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半官方機構：書院。書院的師生皆是隱藏高手，夫子高得能登天，與昊天大神展開肉搏，而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教習，也可能化身魔門宗主，於關鍵時刻覆雨翻雲。
一句話，書院包羅萬象，無所不能。
眾所周知，《將夜》以唐為架空背景，因此提到的很多元素都與唐相關，那麼，在真實的歷史中，唐代書院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夫子與書院十三郎
01 書院起源
書院這一名稱，首次出現是在唐朝，不過那時候的書院與後世認知中的書院不盡相同，主要功能為文化傳承，並非侷限於教育機構。
清代袁枚《隨園筆記》中提到：“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業之所也。”
由此看來，麗正、集賢書院便是最早使用書院名稱的官方機構。
不過，在麗正書院之前，唐初早已存在不少民間書院，雖無直接證據表明，這些民間機構當時是否使用書院名稱，但在名人筆記、地方誌中對其有過描述，它們的主要功能與官方書院相差無幾，用於收藏圖書、讀書治學。
比如，嘉靖刊《青州府志》、《臨朐縣誌》都記載了
李公書院，是李靖讀書處，“雲靖從太宗徵閭左，於此閱司馬兵法”。《保定郡志》則記載了張說書院，據說這位唐代名臣走上仕途之前，曾在花陽山修築書院，將此作為藏書的地方。
“過滿城，築書院於花陽山，以為藏修之所，後人名其居曰張相公堂。”
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民間、還是官方書院，最初都是作為藏書地修築的，這也正印證了《將夜》中對書院二層樓的定位：一個大型圖書館，囊括天下藏書，同時吸引有識之士前往研習。
我們可以明確一點，唐代的書院，不是作為考前培訓機構存在，它的名字已經昭示其作用：以書為本，以書立院。
出入書院的人，也並非懵懂無知的科場新生，而是博覽群書的飽學之士。
不過，要做到囊括天下藏書並不容易，李靖、張說已經是難得的愛書人，但仍做不到收盡天下圖書，能做到這點的，只有官府。
《新唐書》記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
唐朝建立後，相繼從隋宮及各地收集數十萬卷書籍，舟車運送到京師，但這些書籍既有重複雜糅之處，質量也參差不齊，需要重新整理、編撰。
而承擔起這一修書職能的，正是書院。
02 官方書院的皇家背景
開元五年，唐玄宗任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褚無量等人進行大規模修書行動，整比圖書。
《新唐書》記載：“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
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次修書行動，最初是在東都乾元殿前進行的，馬懷素等人，組織大量人手施架排次、大加搜寫，並廣採天下異本傳錄。
為此，還設置了乾元院使，下設刊正官、押院中使、知書官等職。
開元六年冬，唐玄宗下旨，將採買的書籍遷往京師長安，安置在東宮麗正殿（即東宮正殿崇教殿之北），並將乾元院更名為麗正修書院，設置院使及檢校官，改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
麗正書院作為官方修書機構，正式宣告成立，而這麗正書院的前身，正是東宮麗正殿。
不僅如此，不久之後，唐玄宗在京師長安及東都洛陽，又相繼設立兩家麗正書院。
《新唐書》記載：“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東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
京都麗正書院設置在大明宮光順門外，原本是命婦院舊屋。
東都麗正書院則在明福門外，與武成宮相對，原本為太平公主的舊宅院。
從這三所麗正書院選址來看，都與皇室核心成員息息相關，足見麗正書院深受皇室重視，不僅如此，書院藏書豐富，讀書、修書班底也非常雄厚，堪稱黃金搭配。
以宰相為首的學士知院事、常侍為副知院事，另有許多耆儒研讀經典，又有各種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等，包括了大量五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六品以下的準學士。
《新唐書》記載：“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員；募能書者為書直及寫御書人，其後亦以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以上子孫為之；又置畫直……”
史料中提到的集賢書院，與麗正書院是前世今生的關係，實為一體。
開元十三年，唐玄宗在集仙殿宴請大臣，賢士彙集，他由集仙聯想到集賢，遂將麗正書院更名為集賢書院。
既然是集賢，出入其中的，不是高官學士，便是名士隱逸，甚至連傳說中的神仙張果老，都曾應召進入集賢書院，果真應了那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新唐書》記載：“帝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
正因為集賢書院裡大佬出沒，因此各種供應都很充足，筆墨紙硯等文房用品支出相當可觀，而學術成果更是驚人。後人常說的四庫全書，正是源於此。
《新唐書》記載：“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
03 書院的多元化功能
從唐代書院的發展歷程，我們不難看出，書院最初的功能只是修書，但隨著書院整合的書籍、人力資源越來越豐富，其多元化功能也不斷被髮掘，由純粹的修書場所，演變為集賢納士、講學論道、資政垂詢的政治文化沙龍。
出入集賢書院的文士，除了吟詩作賦，更重要的是充當著皇帝的私人顧問角色，甚至還能滿足他修仙問道的需求。
《舊唐書》中記載了中書舍人陸堅與張說的一段對話，陸堅認為集賢學士人多、福利多，應該廢止，“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張說反駁道，“今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
由此可知，唐玄宗經常在書院與學士們談經論道，搞學術研究，不時有成果斬獲。比如，結合當時的法律制度，為《禮記》作注，修撰新的禮儀規範等。
《新唐書》記載：“《開元禮》一百五十卷開元中，通事舍人王巖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巖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貞觀、永徽五禮為《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
除了唐玄宗，他的曾孫德宗也喜歡向集賢書院垂政。
一次，唐德宗突然問起禁衛部隊神策軍的由來，眾人不知緣由，便召集賢書院學士蔣乂應對。
蔣乂旁徵博引，如數家珍地介紹了來龍去脈。
原來，玄宗天寶十三年始設神策軍，次年安史之亂爆發，神策軍鎮守陝西。廣德元年，代宗避難入陝，宦臣魚朝恩率在陝之兵馬與神策軍一同護駕，由此神策軍入屯禁中。代宗永泰元年，神策軍勢力坐大，分左右廂，成為天子禁軍。大曆年間，又領京兆、鳳翔兩府諸軍，勢力擴張，到德宗貞元初年形成宦官執掌之制，其權凌駕於諸禁軍之上。
宰相鄭珣瑜極稱“集賢有人矣”。
蔣乂為官二十餘年，這樣的應對，多不勝數，足可印證，集賢書院正是充當著皇帝顧問的角色，幫助皇帝決策。
《新唐書》記載：“（蔣）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諮訪之，乂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
小結：
唐代的書院，主要以藏書、修書、研習、諮詢為主，具備了圖書館和研究院的功能，至於說開館授徒、專攻科舉考試的後世典型性書院，在此時雖也有出現，但畢竟只是萌芽，並非社會主流。
如《福建通志》中記載著，“唐陳珦與士民講學處”的松洲書院，雖然有講學行為，但主要目的也不是科舉考試，而是“於士民論說典禮……珦開引古義，於風教多所裨益。”
簡言之，就是移風易俗，教化為主。
直到兩宋時期，才出現大量的明確以科舉考試為目的民間書院，比如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等，至此源遠流長，成為民間求學的重要力量。
不過，在歷史的另一端回頭看，為治世而學，與為考試而學，孰優孰劣？
盛唐在世界各國心目中地位特殊，不是沒有原因的，包容和開放的態度，同樣適用於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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