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对比研究
《中医文献杂志》2008年4月25卷2期文献综述
【摘要】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是一部重要的敦煌遗书。它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关于它的文献资料十分稀少，极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伤寒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获得张大昌弟子先后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细致的研读，对所掌握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现存版本的来源及诸个版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进行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关键词】
辅行诀版本对比研究
敦煌遗书《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发现，以确切的资料证明《伤寒杂病论》是在《汤液经法》一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给《伤寒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思路，是《伤寒论》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该书的确切名称当为《五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辅行诀》的研究囿于资料的稀缺，始终没有得到更深入的发展。伤寒文献专家钱超尘教授经过近20年的搜集整理，先后获得张大昌弟子抄录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14个不同抄本。例如：①中医研究院打印本（1975～1976年）、②范志良抄本（1965年2月）、③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④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⑤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⑥经法述义（1995年）、⑦孙伯果抄本（1976年）、⑧《敦煌古医籍考释》本（1988年）、⑨《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等（后两种为正式出版发行本），基本囊括了现有的有关《辅行诀》的大部分文献资料。同时钱教授还多方走访与《辅行诀》的发现和研究相关的人员，亲自到河北广宗县，与张大昌弟子座谈，尽可能多地掌握关于这本书的真实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能够整理出一个尽量接近原卷子的版本，更好地对其与《伤寒论》之间的学术渊源进行挖掘，笔者跟随钱先生对现有的这些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研读，把《辅行诀》现存的几个版本加以对比和筛选，以期为《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进行重新校注选定最佳的底本和校本。
【版本的来源】
《辅行诀》原卷子藏于敦煌藏经洞。1907年法国伯希和至敦煌盗宝曾选中此卷，后被装箱的王园?道士暗中留下。1918年河北威县张?南奉命去张掖收购军马时顺便前往敦煌，偶然间从该道士手中买下此卷子，后送回原籍家中世袭珍藏。1966年“文革”期间卷子不幸被毁。幸有张大昌在广宗县的弟子王子旭在文革前曾进行过抄录。20世纪70年代初，张大昌开始追记卷子本的内容，并拿王子旭的抄本作为参考。因王子旭抄录时仅为十二三岁，其抄本难免次序不整，错讹颇多。后该抄本又经张海州复抄。1974年初，张大昌将自己的追记本寄送中国中医研究院。起初并未引起重视，后转交至马继兴教授手中。经过马教授反复考察，认为此书绝非今人伪造，其成书下限决不晚于宋初。1975年还就此卷子征求了有关文史专家的意见，社会科学院张政?和李学勤两位教授作出“此书不是近代的伪作，作为一种古籍的传抄本，还是有保存的必要的”结论（此即王雪苔1988年为《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乙本”）。当时王雪苔正在中医研究院图书馆负责中医线装书的鉴定工作，此书转到他手后，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委托其负责该文献的调查和处理工作。1975年底王雪苔直接到河北威县进行调查，才得知1975年4月张大昌曾再次向中医研究院献书，所寄材料就是张海州抄录的王子旭抄本。所幸的是，回到中研院后王雪苔几经周折找到了这个抄本（也就是1988年《敦煌古医籍考释》本《辅行诀》校勘所用的“甲本”）。王雪苔教授将张大昌追记本、其弟子手抄本两个本子互相对照进行校勘厘定，形成了《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即中研打印本，其时间是1975年12月16日。而后于1988年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一书，王雪苔以“特邀编写”的身份根据甲乙两个版本完成了《辅行诀》的《敦煌古医籍考释》本（简称《考释》本）。20世纪90年代初，张大昌弟子们把张大昌的部分藏书和临床经验汇总合集而成《经法述义》，其中收录了《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即所说“经法述义”本。1991年，为了进一步考察敦煌卷子本的发现经过及其特征情况，中研院王淑民和陶广正两位教授赴河北威县走访了张大昌先生。而后形成了《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的《辅行诀》（1998年），在王淑民1999年出版的《敦煌石窟秘藏医方》一书中即有《辅行诀》的记载，其版本与《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相同。为了进一步探索《伤寒论》的学术渊源，钱超尘教授也十分重视《辅行诀》的研究，在此后的10余年间，钱教授从同行或张大昌的弟子处陆续收集到其他6个版本，2007年6月还亲自到河北威县见到了张大昌的11位弟子，其中包括曾亲睹《辅行诀》卷子原件的王子旭，获得了很多关于《辅行诀》的珍贵资料。
【版本的对比】
1、三个重要的抄本
《考释》本
《考释》本是最早正式公开出版的《辅行诀》版本。其特点是：资料来源较为可靠，版本校注出自专家之笔。此处特引王雪苔教授在《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对《考释》本《辅行诀》资料来源的说明：“今存两种抄本。甲本乃张大昌弟子之间转抄者，保留原貌较多，但转抄中偶有省略及按抄者理解妄加改动处；乙本乃张大昌追记而成，内容较全，但难免有误记之处。现以甲本为底本，并据乙本补入缺文，凡补入文字均在其下加重点符号‘?’，不另作注。”而王雪苔教授不仅是中医文献方面的专家，且是亲自走访张大昌的第一人（曾先后于1975年年底和1976年年初两次到河北威县调查）。由此可见，《考释》本具有严谨性和相当的权威性。此后十几年间，关于《辅行诀》的研究也基本上都是以《考释》本为基础，这对于《辅行诀》研究的连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仍选择《考释》本为底本。《考释》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形成仅限于张大昌的记忆本和其弟子传抄的一种版本，资料单薄，使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对困难。
范志良抄本
范志良，张大昌大弟子。其1965年抄本虽然不是从卷子本直接抄录而来，但是比较接近卷子本。通过对照校对，它在内容上和《考释》本的差别不是很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个版本比较真实可靠。越早的版本保留原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把范志良的这一早期抄本作为主要校本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版本的最大价值在于，其中记载了金石药，而这是《考释》本中所没有的。后据张大昌弟子回忆，张大昌在捐书时有意删掉了金石药的部分。就陶弘景的身份而言，金石药常为道家所重视，从这个角度考虑，书中载有金石药当在情理之中。对照中研打印本，其文章末尾处载有：“石青木、石胆火、石硫磺土、?石金、淄石水、代赭石木、?石火（以下残断）。”由此可知在张大昌最初捐献的版本中是有金石药的。据此，笔者认为金石药当为敦煌原卷子所有。
中研打印本
此打印本原系山西中医药研究院中医文献学家李茂如先生所存。李老先生生前对伤寒文献研究颇有建树，对《辅行诀》也十分重视。李老先生于2000年去世，其文献资料交山西中医研究院赵怀舟同志整理。赵怀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拜钱超尘教授为师，当得知钱教授正在做《辅行诀》相关的资料收集与研究，就于2005年2月将李茂如先生收藏的这份《辅行诀》中研打印本复印寄送予钱超尘教授。
之所以重视中研打印本，原因在于通过对该版本的仔细研读，并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此版本较为接近张大昌先生的背诵稿。王雪苔在《对〈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调查与校勘考释》一文中清楚地介绍了中研打印本的由来，明确了中研打印本即为《辅行诀》的第一个校本。据此，我们把中研打印本作为旁校本。在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王子旭”抄本，也就是“甲本”的原形，但是该抄本的原件已经不知所在。这一版本的毁损对于《辅行诀》的研究是一重大损失。
2．其他版本
此外还有：衣之镖抄本（1976年5月）；刘世忠抄本（1979年12月）；王云廷抄本（时间不详）；《经法述义》本（1995年）；孙伯果抄本（1976年）；《敦煌医药文献辑校》本，共计6个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多是张大昌之弟子抄录或辗转传抄而成。《经法述义》中记载：“张大昌从其父张阿翮手中传得此书，从十三岁开始咏诵此卷，记忆纯熟，铭记于心。及后临床亦多取此书方论而获良效，遂将此书教授弟子，相与传抄。”据悉，张大昌共有弟子十余名，每个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抄本。据张大昌的弟子衣之镖讲，诸抄本大体是两类，即有“更补”等字样的版本和无“更补”字样的版本。
衣之镖抄本
衣之镖，张大昌弟子，河北省威县中医院医师。他在得知钱超尘教授在做有关《辅行诀》的研究后，于2005年1月将所存之抄本复印寄予钱先生。他在信中说，其抄本抄录于1976年，《考释》出版后亦未调整过。但是对于正文中“原本治”、“又”、“另补文”、“更文”、“补文”、“原补文”等的解释不甚清楚。关于这个问题，张大昌的另一个弟子刘德兴在给钱教授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刘德兴在信中说：“关于重整稿中，衣抄本是按我的抄本所抄录的。”同时他还详细说明了该本中“原本治”、“又”、“补文”、“另补文”、“更文”、“更补文”字样的来源。他在信中写道：“首先声明，以上这些字样不是先师亲笔所加，也不是《法要》原卷所有，更不是前人及诸抄本所加写的，而是我在重整先师的三个抄本时，自己所加写的。但其条文、文字是原抄本所有，不是我所加的。”他说：“我在75年以前共有三个抄本，在75年得到先师最后一个抄本时与前二个抄本（1965年、1972年）校对时发现主治条文、方药、剂量、加减例等各有不同之处，参考、查对、学习起来很不方便，又为保持原貌，不敢妄加改正和补充。凡是三个本子的证治条文都相同的，就原文抄录。第一个本子主治条文与此不同之处，就加用了‘原本治’或‘补文’或‘更文’加以区别开来。这样便形成了三个本子合而为一的《合订本》，也就是重整稿中所谓的衣抄本。”但是遗憾的是他说：“至于其原底本未加保存，已不知去向。于1993～1995年，我们众弟子整理《经法述义》时，又按合订本、衣抄本、范别抄本、王抄本、刘抄本等进行互参重整载于《述义》中，自《述义》出版后，我以前的这个合订本未加注意保存而佚失。”
将衣抄本和《考释》本校读发现，确实存在很多的“补文”、“更文”，还有一些衣之镖所注的说明，很难说是一个接近原貌的本子。但是其中也记载了“金石药”的有关内容，所以在此方面的研究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另外，从衣、刘二人对“更补文”的来源解释来看，刘德兴所述当可信赖，对于该抄本的成稿时间1976年，没有异议。衣之镖在信中明确指出《考释》本未参考过该抄本，这也正是该抄本的价值所在，或可以补《考释》本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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