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 疫情煽動“翅膀”，引發全球經濟連鎖反應。關於推動製造迴流、加速經濟“脫鉤”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 在經濟總量邁過6萬億大關後，上週，浙江召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大會，正式開啟“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之路。
疫情煽動“翅膀”，引發全球經濟連鎖反應。關於推動製造迴流、加速經濟“脫鉤”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眾所周知，製造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盤。當前，我國製造業增加值約佔全球製造業30%，全球第一。
3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及時協調解決製造業全產業鏈復工復產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昨日，工信部也透露，將組織實施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計劃，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
一個普遍共識日益清晰——在多種因素疊加之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需求更顯迫切。
實際上，從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首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已頻頻強調力挺製造業發展。與此同時，多地也將製造業發展置於2020年經濟發展核心位置。
在經濟總量邁過6萬億大關後，上週，浙江召開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大會，正式開啟“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之路。
新目標將分“三步走”：
力爭今年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成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顯著特徵；
到2025年建成國內領先、有國際影響力的製造強省；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以製造業起家的浙江，此前對自身的定位是“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
2003年6月24日，“非典”疫情過後，浙江首次召開全省工業大會，確立這一目標。時隔17年，浙江再次專門召開高規格大會，推進製造業發展，時間節點耐人尋味。
對此，多位專家都向城叔提到“應對疫情衝擊”這一因素，但更重要的仍是“發展階段所需”，於危機中推動製造業向中高端邁進，通過不斷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錨定未來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點。
用浙江省委書記車俊的話說，就是要在“應對全球化變局中構建浙江製造新格局”。
01
縱觀浙江製造業發展進程，2003年是一個關鍵節點。
是年初夏，“非典”陰霾尚未完全散去，經濟復甦面臨嚴峻考驗。對浙江而言，隨著最後兩名患者於6月17日出院，標誌著疫情防控與復產復工進入新階段。
一週後的6月24日，浙江召開改革開放以來的首個全省工業大會，明確提出“建設先進製造業基地”目標。
同年7月，浙江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舉行，首次全面系統概括浙江發展的八個優勢，提出指向未來的八項舉措，即“八八戰略”。其中一項正是“進一步發揮浙江的塊狀特色產業優勢，加快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這裡還有一個大背景。
進入新世紀，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異，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範圍配置、重組，有評論認為，2003年的世界、中國以及浙江，都處在一個“歷史性的關口”。
一方面，經濟結構加速調整。
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三次產業結構為38.1:43.3:18.6，屬於典型的農業省份；1979年~2002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6.5%，2002年，浙江第一產業佔比首次降低到10%以下，第二、三產業比重穩步提高，逐步形成“二三一”結構。
另一方面，“成長的煩惱”日益凸顯。
浙江地域面積小、人口密度大，資源匱乏，寧波等工業重鎮紛紛遭遇“正在生產的缺電，正在建設的缺錢，正在招商的缺地”境況，生產要素制約不斷加劇。
彼時的浙江，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積累了一定物質基礎，正處於產業升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階段，瞄準先進製造業發力，被視為有的放矢、對症下藥。
從數據上可以觀測效果。2003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浙江主要經濟指標表現強勁，連續取得新突破：
首先是地區生產總值，從9200億元開始連續跨升，2004年突破萬億，2008年邁過兩萬億門檻，達到21486.92億元；
第二產業增加值從4830億元增至11580.33億元，除2008年增速為9.4%外，前五年增速均保持在兩位數以上；
2008年，工業增加值達到10359.8億元，首次突破萬億大關，2003年這一數值還僅為4310億元。
02和2003年相似，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正在顯現，“共渡難關”尤其需要信心和方向。
正如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在接受媒體受訪時所言，“此時省裡召開這麼一場高規格的製造業大會，必然會將各級政府對製造業的重視提到一個新高度，讓我們對2020年有了樂觀的期待。”
事實上，時隔17年，浙江再次發力製造業發展，從表述上即可發現一些變化——一是範圍更大，著眼“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同時要“高質量”，進一步提高產業層次。
再來看一組數據。自2003年錨定“先進製造業基地”建設這一目標後，浙江規上工業增加值兩度跑出20%以上增速，2009年回落至6.2%，此後十年間增速波動較為明顯，2015年僅有4.4%。
不難看出，外向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增長阻力變大，波動也隨之而來。像浙江這樣，以1%的國土面積、4%的人口創造6%的GDP，未來的支柱在哪裡？
“
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內，製造業始終還是我們比較硬核的產業，不能喪失了傳統優勢。
”
在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阮青松看來，疫情的確對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細分來看，一產生產活動相對比較分散，風險較為可控，三產目前受到的影響比較直接，但隨著疫情好轉，很容易出現“V型”反轉，“製造業現在確實比較重要”。
《浙江省第四次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2018年末，浙江全省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法人單位從業人員2951.8萬人，其中，二產從業人員1852.5萬人佔62.8%，仍是吸納就業的主要力量，但與2013年相比，佔比下降7.7%。
阮青松解釋說，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很多企業的製造業基地、最大規模的產能都在國內，此前中美髮生貿易摩擦，各方比較擔心跨國公司會把一些製造業生產環節轉移，造成比較負面的影響，包括就業、上下游產業鏈等，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簽署後，這一擔心有所緩解，但眼下的疫情，有可能再次觸發跨國公司的動機。
所以，製造業不僅不能丟，還要更具競爭力。
多位專家均向城叔談到，浙江在此次抗擊疫情中的動作一直“走得比較快”，應急響應、復工復產、經濟復甦，“很有危機意識”，同時也非常注重未來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認為，無論是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都需要真正的工業互聯網、數據中心等“新基建”來實現。浙江此舉，應對疫情衝擊是一方面，本質上則是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後的現實需要。
緩衝對經濟的不利影響，不能走大水漫灌的老路，關鍵的技術性投資需要瞄準高質量發展，製造業是最關鍵的。
03
近年來，浙江一直被歸在“優等生”序列中。最新公佈的經濟年報，也頗有亮點。
2019年，浙江GDP突破6萬億，坐穩全國第四位置同時，進一步縮小與第三名山東的差距；常住人口達到585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13萬人，成為廣東之後，“搶人”破百萬的第二大省。
不過，浙江並非沒有隱憂。
用浙江省委書記車俊的話說——
建設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浙江有基礎、有條件、也有優勢，但也面臨傳統成本優勢不再、大平臺大項目支撐不足、產業層次總體不高、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產業鏈的安全和韌性不夠等新的“成長的煩惱”。
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在於，過去17年間，浙江與廣東、江蘇的差距為什麼持續拉大？
2003年，浙江經濟總量與廣東僅相差4249.93億元；而2019年，這一差值已達到45319.07億元。
進一步對比三省歷年二產增加值，差距也很明顯。
資料顯示，2018年，浙江工業企業數達到43.1萬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4.1萬家，佔全國10.7%，排在江蘇和廣東之後，居全國第三。
一位專家向城叔談到，儘管和中西部地區相比，浙江一直是榜樣，但和廣東相比，仍有不小進步空間。
“有很多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比如生產紐扣、玩具、電線等，技術水平還不是最先進的。”他說。
而浙江省統計局早前在一份公開材料中寫到：2018年主要工業產品中，化學纖維、電工儀器儀表、家用吸排油煙機、電動手提式工具、金屬切削機床、布和銅材等產品產量分別佔全國45.5%、39.6%、31.4%、28.2%、24.5%、16.1%和15.2%，具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
事實上，近年來，浙江圍繞傳統制造業轉型升級推出了不少改革舉措，地方主政者也曾多次公開強調要加快打造國際一流的製造業發展環境。
在日前舉行的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大會上，車俊表示，要堅持打好穩中求進組合拳，千方百計支持企業過好產能恢復關、近期經營關、市場開拓關、轉型升級關，“夯實建設全球先進製造業基地的基礎”。
“我覺得他們的方向很正確，這種戰略措施也非常必要，如果能達到一些效果，將推動浙江經濟真正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黃群慧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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