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到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时期。康熙至乾隆统治的130多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到极致，出现了史家称道的“康乾盛世”。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上，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地位首屈一指。
在传统农业方面，不论是人口数量，耕地面积，还是产量，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1799年粮食年总产量2040亿斤。康熙五十一年“摊丁入亩”后，中国人口成爆发式的增长，很快突破了四万万，中国的劳动力很充沛。
手工业规模有了更大的扩展，如广东的冶炼业、京西的采煤业、江南的纺织业、云南的铜矿业等。手工业的分工精细，如江苏松江棉布染色业作坊，按产品种类，景德镇的制瓷业分工很细密，手工业产品精美绝伦。
商业贸易品种多样化，当时的粮食、棉花、棉布、蚕丝、绸缎、铁器、瓷器、食盐、烟、茶、糖等都是行销全国的重要商品。商业水上运输发达，有北起通州南达杭州的大运河，长江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南起广州经灵渠入湘江而达于长江的航线则是岭南与内地联系的纽带。乾隆时修治金沙江水道，商船往来，络绎不绝，北方的陆路商运也不逊色。而且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商业团体， 如“北京帮”、“山西帮”远赴蒙古、新疆进行贸易。
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对外贸易的增长。清政府的对外贸易因此急剧增长，出口的主要商品是丝绸、茶叶、瓷器和土布。据统计，18世纪中，英国购买中国产品输出的白银达20890万两，仅广州流入的白银，平均每年均在100万到400万两之间。相反，外国的商品在中国难以找到销路，中国成为严重的入超国家，英国极力想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地位。
农工商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初，世界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个，中国就有6个，即北京、江宁、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墟市、镇的数量也大大增加。
然而，在盛世经济的背后，18世纪的清朝已经危机四伏，在政治方面，清统治阶级已日趋腐朽，侈糜之风日渐增长。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官场贪污之风普遍，许多贵族官僚都贪财纳贿，和珅聚敛的财物数量惊人，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乾隆时的贪污案件不可胜数，较大的如两淮盐案、山东库银案等，案银额数量惊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军队战斗力的丧失及其败落，八旗、绿营受腐败之风侵袭。八旗、绿营入关之初曾是强悍善战的军队，到康熙平三藩之乱时，八旗兵已军纪废弛，难以为战。高级将领养尊处优，玩忽职守，把公务置之脑后，普通士兵平时缺乏军事训练。清中叶吏治败坏，军纪废弛，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农业还是传统农业，清代的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胜过明朝，土地耕作方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经营，只有江南极少数地区有了集约耕作，落后于西方的近代农业。传统手工业的各方面虽然发展不错，但是与西方的近代工业相差甚远。
文化专制主义的日趋严密，清朝统治者以严酷的文化专制来消弭人民的反抗意识，大兴文字狱。文化专制的结果，使知识分子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而不问世事，造成了整个社会思想僵化而脱离实际。
国内的阶级突出，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频频发生。会党反清斗争不断，较大的秘密结社有白莲教、天地会和哥老会，天地会、哥老会的反清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鄂、川、陕、甘、豫五个省，抗击清朝达9年之久，沉重打击了清朝，这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总之，衰落的迹象在盛世中生成，18世纪的清朝已开始走向衰落。“盛世”主要是表现在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上，当时的西方已经在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很快被西方资本主义赶超。正当清朝陶醉在“康乾盛世”时，正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利益和霸权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即将扩张到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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