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古希腊】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
20世纪社会政治理论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借助对“启蒙运动”的思考，发展了“狐狸”和“刺猬”这一组概念，用以将现代思想家区分为两大派别。“刺猬”派思想家信奉“统一性理论”，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历史经验与政治价值可以被整合进同一套价值体系中；而“狐狸”派思想家则注重多样性，他们常常在广阔的经验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并将自己思想置于在不同的层级当中，甚至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在柏林眼中，柏拉图、黑格尔和尼采都属于前者，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和歌德等人则属于后者。
然而，美国人文学者马克·里拉对这两种思想潮流的特征以及它们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关系表达了不同的见解。里拉认为，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区别在于“狼与羊”。古希腊谚语“homo homini lupus”暗示着“人的行为有时会像狼一样”，而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派则致力于一种能够保护“人之为人”（human decency）的政治秩序，反对残忍的独断性。然而，自由主义容易过高地估计人的善良，因此他们常常是心甘情愿的羊。身为自由主义者的柏林对“文化多元”的同情使之与反启蒙者结下可疑的同盟。在里拉看来，反启蒙运动的根本核心是它与启蒙的敌对。因此，反启蒙是狼，而不是狐狸。
狼与羊
译/ 刘擎，殷莹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友谊是相对简单的事情，我们要么有朋友，要么没有；某人是一个朋友，或者他不是。我们基本上不关心谁是我们朋友的朋友，我们或许会嫉妒他们，但从没有想过要反对他们。当然，我们的父母想到过，他们为我们承受了道德上的折磨。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明白了我们的父母是对的：从我们朋友的同伴来判断他们，的确是明智的。要合乎情理地来证成这种实践是困难的，尽管以达尔文式的概念对此加以解释并不困难。既然人性是晦涩难解的，那么判断我们朋友所赞赏的人和事物就可能是一个有益的直觉本能。与某个人分享原则或一般性的观点是一回事，但对另一个人的品格高低达成一致却是另一回事。我想可以这样说，直到双方发现了一个共同钟爱或鄙视的目标，友谊才可能完全巩固。
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与文章是对友谊的邀请。他的去世使许多人感到哀痛，虽然他们从未遇见过他，但受到他作品的强烈感染，而感到他的判断就是他们的判断，感到失去了他，他们也就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东西，其中的理由并不难理解。
伯林的思想史作品不仅关于自由主义，而且表现出那种激发钦慕与效仿的自由气质。因为伯林相信，自由主义不仅是一个原则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性的问题，是在世间、在与他人的相伴中践行自我的某种方式。伯林论述已故思想家们的文章深刻地表达了所有时代的自由状况，但这种表达是间接的，是通过一些个人——他们曾面对困难的知识与政治问题——的范例来体现的。然而，恰恰是伯林所选择的用以表达他自己自由主义的这些范例令我踌躇。像他的许多读者一样，我偶然接触到伯林论及的那些晦涩作者，是通过他对他们的阐释。在读过伯林之后，我渴望去阅读维柯、赫尔德和哈曼，因为我期待着在他们那里发现新的哲学方式，来把握理性、语言、人类文化以及宽容等问题。我贪婪地阅读屠格涅夫与赫尔岑，为了去了解在革命的进程中保持一个人的尊严意味着什么。我翻阅赫斯 (Moses Hess)，以期望发现一种对自由民族主义的清晰一致的论述。然而，每一次我都失望了。我对这些作家研读得越多，就发现他们越不像伯林对他们的刻画。特别是在那些反启蒙的哲学家那里——在维柯、赫尔德和哈曼那里——我发现自己是身处于这样一类思想家之中，他们的根本原则是我反对的，他们的气质似乎是与伯林自己所辩护的自由主义精神相敌对的。我朋友的朋友结果并不一定是我的朋友，这就引发出一些针对我朋友的问题。
刺猬 V.S. 狐狸
以赛亚·伯林对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与狐狸(知道许多事) 的区分，只是他作品中出现的许多重叠的区分之一，而这些都是 “刺猬式的 ”(hedgehoggish)区分，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它们将所有思想家与思想划分为一组组整齐的对立：启蒙被阐述为对抗反启蒙；一元论对抗多元论；积极自由对抗消极自由。在初次涉足这些区分的时候，人们很想指责伯林陷入了摩尼教二元论 (Manicheanism)，而摩尼教正是让伯林感到震惊的刺猬。然而，同情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区别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而只是教学法意义上的。它们意在帮助阐明伯林在现代历史的核心处所看到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18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与进步精神怎么会让位于19和20世纪的黑暗与恐怖世界？造就了歌德与康德、伏尔泰与卢梭、托尔斯泰与契诃夫的欧洲怎么又会产生 “拉戈尔 ”（Lager）与 “古拉格”（Gulag）呢 ?
无论如何，这就是伯林浩瀚作品之关切所在。然而，像在托尔斯泰那里一样，伯林的作品背后也潜藏着一种未被承认与未受质疑的历史哲学。伯林相信，历史——或者说至少是现代历史——是被理念所驱动的；他也知道，现代历史产生了种种史无前例的苦难。他因此设想，现代思想史至少必须为我们时代的灾难承担间接的责任，那么研究那段历史就能有助于我们建立可责性 (culpability)。 他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研究，将主要的现代思想家划分为刺猬与狐狸、一元论者与多元论者，而其结果是令人吃惊的。通过对伯林的阅读，我们发现，启蒙运动不是简单地关于建立人权、有限的世俗政府、法治和经验科学的理念，在伯林的叙事中，启蒙运动是刺猬们的一场极端主义运动，一个哲学一元论的 “癫狂之夜 ”，预示着新面目的暴君们的兴起。而未被赞颂而现在已被遗忘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狐狸们，是那些曾传播多元主义、宽容和节制之福音的思想家。伯林希望从朦胧昏暗中解救出来的正是这些思想家，以此我们可以托起自由社会正在下沉的地基。
随着种种历史叙事的展开，这是一种具有感召力的叙事，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它诉诸我们自己的自由气质。它使我们高兴地了解到，那些曾被赞誉的人物——康德、狄德罗、孔多塞——需要被贬抑，而万神殿里的那间房间应该留给像维柯、赫尔德和哈曼这样的受压制者。然而，不是所有动人的历史都是可信的历史，而这一个就不是。如果我们让刺猬们与狐狸们自己陈述他们的意见，那么一个非常不同的叙事就会开始出现。
让我们从启蒙运动开始。以赛亚·伯林声称他自己是，而他确实也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孩子，虽然是一个心存怀疑的孩子，但依然是它的孩子。他信奉对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和主宰自己免受权威与传统支配的能力的那种普遍需要。他明白无知是苦难的根源，并感到人对自然灾害的坚定征服会使他的生活在一般意义上变得更愉快、更健康也更具人性。然而，
尽管伯林与启蒙运动分享着广泛的基础，但启蒙运动最直言不讳的评论家所表达的批判却使他深深地困扰，最令人困扰的批评是，启蒙运动是“一元论的”。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伯林用这个词的时候是在意指什么。他认为，一元论基于三个假设：所有的一般性问题都具有真实的答案；这些答案在原则上是可知的；所有这些答案相互之间都是兼容的。伯林承认，一元论的这些假设对自然科学来说是适当的；但他指责启蒙运动将其不加区别地应用于社会，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产生了一种社会重建的乌托邦理想，为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之流所利用。如伯林指出的那样，这一理想“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多的人为之牺牲了自己和他人，也许比为历史上任何其他原因而牺牲的人更多”。因此，虽然伯林将创立现代自由之功归于启蒙运动，但他也一再将一元论的指控置于启蒙运动的门下，将其描述为绝对主义的、决定论的、顽固的、不宽容的、无情的、同质化的、傲慢的与盲目的。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指控，但这个指控是正当的吗？我想，这能用来针对一些边缘性的人物——霍尔巴赫 (Holbach)、爱尔维修 (Helvétius)和拉·梅特里 (La Met trie)，他们每个都是疯狂的科学家；但是，对启蒙运动的主流而言，在英国与欧陆，一元论确切无疑地是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一元论与莱布尼茨 (Leibniz)和马勒伯朗士 (Malebranche)的巴洛克式的理性主义大厦，遭到了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嘲弄，并激发他们去为怀疑性的经验科学寻求新的基础。那么不宽容的指控又如何呢 ? 真的可以说门德尔松 (Mendels sohn)的《耶路撒冷》或莱辛 (Lessing)的《智者纳旦》是无情和不宽容的作品吗?“同质化的”与“傲慢的”这样的形容词可以施加于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或伏尔泰的《历史哲学》吗？让我们回忆一下，后者的开篇起始于中国，而不是巴勒斯坦或欧洲。还有，伏尔泰在他为里斯本(Lisbon)地震所作的诗中发出的绝望呼唤:“Il faut l’avouer: le mal est sur la terre”?”(必须承认：邪恶在大地上横行)又如何呢?如此深刻的悲观主义可能会去激发他人献身于那个乌托邦与进步的祭坛吗?对这些问题中每一个的回答，都是 “不”。
重新审视柏林提到的思想家们
当伯林受到这些例子的挑战时，他的回应是：他已经被误解了。他从未想要对启蒙运动的动机投下阴影，也不曾暗示我们从启蒙运动的领袖及其著作中无所可学。倒不如说，他希望指出他所发现的潜在于某些启蒙运动原则中的令人不安的政治发展，并使我们对其批评者引起关注。在许多方面，这些批评者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哈曼是一个范例，他是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先驱，与康德有私交，却是哲学上的敌人。伯林认为，哈曼深刻地洞察到了哲学分析的独断性质、它对生活经验的忽视，以及它对于人类破坏与重建世界之能力的无根据的信心。其他反启蒙的思想家具有很发达的对社会复杂性的感知，而这是启蒙主义者所缺乏的，自由主义所需要的。例如从维柯与赫尔德那里，我们懂得了人在历史中通过语言和民族文化创造了自己的性格；懂得了这些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懂得了外在于这种文化的人只能部分地理解它们所蕴含的真理；懂得了文化多样性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比文化一致性更可取的。
每当以赛亚·伯林论及反启蒙运动，他总是尽力坚持他是在把他们思想中有用的谷粒从无意义的谷壳中剥离出来，而那些谷壳包含着许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哈曼以神圣启示的名义攻击理性；维柯的历史理论从属于一种社会权威的活力论概念，最终源自神的意旨；赫尔德关于民族精神的观念具有在宇宙论上与政治上令人不安的涵义。然而，如果我们不依靠伯林的帮助，而靠我们自己来阅读这些思想家，那么首先触动我们的是，这些谷粒显得如此不同，而它们与谷壳的粘连是如此紧密。我并不是在提出一个学究式的反驳，说伯林可能误读了反启蒙运动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我想提出的主张是，反启蒙运动的根本核心实际上就是它与启蒙的敌对。因此，这也是与伯林自己所维护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原则相敌对的。
首先，有一个关于宗教的问题。无论维柯、赫尔德和哈曼对于神圣的个人信念是什么，他们都把宗教生活等同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社会主要是通过其宗教而生存的，与宗教分离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可以说这不是一种有关教会与国家的自由派观念。另一个是社会多元性的问题。维柯和赫尔德的确将人类看作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混杂物，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公然反对这些文化内部的多样差异性理念。罗马帝国和现代社会中让维柯和赫尔德感到如此可鄙的事物恰恰是其世界主义，他们将道德崩溃与精神失范归咎于此。最后，存在着理性本身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公允地说，
维柯、赫尔德和哈曼不只是不信任理性的那种逾越其正当边界的倾向，他们还将理性看作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威胁着实际上将社会连为一体的潜理性(subrational)或非理性的纽带。必须保护这些纽带免受理性的检测，以免社会陷入维柯——以一个煽动性的短语——所称的“反思的野蛮”。反启蒙运动中有一个伯林深感厌恶的人物——麦斯特。伯林将这个18世纪天主教派反动者置于法西斯思想的源头。但是要把麦斯特的核心学说与伯林狐狸们的多元主义区分开来并不非常容易，麦斯特只是将其推至一个令人恐惧的极端而已。像维柯一样，麦斯特也认为哲学是对秩序良好社会的威胁，称其为“一种本质上瓦解性的力量”。在一段赫尔德或许会同意的著名的陈述中，麦斯特写道：“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我曾遇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由于孟德斯鸠的缘故，我也知道，某人可能是波斯人。但是就(实在的)人而言，我断言从未在我的生活中遇见过他，即使他存在，也是不为我所知的。”对此，必须补上下面一段话:“正像大自然并不创造具有普遍特征的花朵和果实，也不创造普遍性的植物和动物，而只是创造特定种类的植物和动物。历史的创造力量也是如此，只造就种种特定的人群。”这段话不是出自麦斯特，甚至不是赫尔德，而是出自赫斯的《罗马与耶路撒冷》。
狼 V.S. 羊
是的，我的确有些挑衅。无视麦斯特与维柯、赫尔德、哈曼和赫斯之间的鸿沟会是荒谬的，但无论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造成这种区分的并不是多元主义的原则，不是理性的理论，也不是刺猬和狐狸的特征。维柯、赫尔德、哈曼和赫斯是羊，而麦斯特是狼，这才是本质的区别。
狼与羊之间的区别恰恰处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Homohomini lupus (人对人是狼 ):因为人对人可以是狼，所以启蒙运动的自由派致力于一种能够保护基本人性(human decency)的政治秩序，他们推翻了那种在诉诸启示与传统的基础上对独断性残忍的正当化辩护。在1950年代，以赛亚·伯林自己参与了这种努力，那是他开始对付那些根据历史必然性或积极自由的乌托邦形态而对残忍所作的现代的正当化辩护。但像今天的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伯林也被一种忧虑而困扰不已，这种忧虑就是，自由主义依附于那些借助理性所发现的普世性原则，这会以某种方式削弱自由主义应有的自由和宽容的品格。尽管他拒绝了历史胜过所有理性的要求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但他更愿意接受文化多元主义者的诉求，这些人希望让某些民族和宗教的实践免于理性的检测。他对这些(真正的或伪装的)文化多元主义者的同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同情驱使他——在寻求思想支持的过程中——与反启蒙运动结成了可受质疑的同盟。
像所有的品格一样，自由主义的品格有其特征性的弱点。自由主义者容易丧失自我怀疑并过高估计人的善良，他们常常是心甘情愿的羊。但不止于此，自由主义也倾向于将他们自己的主要美德之一——思想开放——误用而使之变成一个缺陷。乔治· 艾略特 (George Eliot)在她的一篇文章中以恶意的风格描述了这种倾向。她描写了一个现代人，在她的笔下，这个人“或许会因他的热忱而为人所知，在谈话中他会同意各种含混不清的观点：如果你说黑的就是黑的，他会摇摇头而几乎想也不想；如果你说黑的并非那么黑，他会回答说‘完全正确’。他会毫不犹豫地，如果你指望的话，赶赴一个公共会议，并表达他的这种观点———有时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圆的所有半径都趋向于相等；但在另一方面，他会规劝说，这种几何精神可能被推得太远了一点”。这是一幅漫画式的肖像，但其中存在着真相。在以赛亚·伯林对思想开放和多元主义的欲求中，他让自己相信，启蒙运动已经将理性的精神推得太远，在反启蒙的主张——从文化的视角来看，黑色的事物其实并不像其表现的那么黑——之中或许存在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在我看来，伯林在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
与任何政治信条一样，自由主义需要以节制的方式加以运用，而审慎对于所有伟大的自由思想家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如果认为，反启蒙对理性、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攻击，仅仅是由狐狸式的狡黠或对人性之“曲木”(crooked timber)的怀疑论式的理解所激发的，那就错了。而如果认为，他们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是相容的，并能够使自由主义变得更加得体，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错误。虽然他们是在以狐狸的语调说话，但他们的言辞却只会让狼感到宽慰，这些狼在暮色中积聚力量。一个聪明的自由主义者会研究这些思想家，并通过对他们激情与固执的研究获得教益。至于友谊，那是不可能的。▼
以赛亚·柏林的遗产
马克·里拉 / 罗纳德·德沃金 / 罗伯特·西尔维等 著
刘擎 / 殷莹 译
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
2006年5月出版
1998年秋，在柏林去世一年后，纽约举办了一场关于柏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聚集了一群全球顶尖的学者。本书集收录了他们的研究论文外，还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现场辩论。本书不仅包括与会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与相关性。
作者马克·里拉 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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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守主义者、欧洲民族主义者、
借用保罗教义/拥护保罗的激进左派……
他们为什么纷纷加入到反动者的行列之中？
为什么灾难历史观能拥有经久不息的力量？
它们又如何塑造当代历史？
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
《纽约书评》专栏作者马克·里拉
梳理20世纪以来的“反动”观念和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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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浅的心灵
【美】马克·里拉 （著）
唐颖祺（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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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引人注目的“革命”，“反动”的力量及背后的信念、思想图景被严重忽视了。
马克·里拉在本书中将反动思想及其历史衍生物置于与革命思潮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我们展现了一系列关于“反动”这一概念的案例和具有针对性的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于20世纪三位思想家——弗朗兹•罗森茨威格、埃里克•沃格林、列奥•施特劳斯，里拉从他们的著述出发，详细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现代怀旧情结。继而，里拉仔细考察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始终盘踞在欧洲上空的反动历史叙事，以向我们展现它们是如何被应用于当代神学保守主义者和学术极左派的作品中，且同时引发了幻想重建哈里发帝国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与欧洲文化保守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
跟随着里拉中肯且充满洞见的评述，我们可以一步步看到反动思想是如何成为推动政治行动的力量，形塑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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