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实录明宪宗实录》记载，陈喜是明朝成化年间的御用监太监，在韩昂编著的《图绘宝鉴续编》中，陈喜不仅是一名画家，还是一名蒙古人。由此一来，陈喜便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同时具备蒙古族和太监身份的画家。
《图绘宝鉴续编》中对“陈喜”的记载
由于关键史料缺失，我们对韩昂收录陈喜的原因已不得而知，但有趣的是，《图绘宝鉴续编》对陈喜民族身份的语言描述，却在后世的画史著作中不断更新。在明朝时期，画史对陈喜民身份的描述还是『鞑靼人』和『北直人』，到了清朝，对其身份的描述则变成了『蒙古人』。虽然『蒙古人』和『鞑靼人』在明朝都是指蒙古草原各部落，但二者在语言使用上不可混为一谈，它们的区别将在下文予以论述。
《顾氏画谱》中的“陈喜”作品
可以说，太监职位的敏感和民族称谓的转换指出了在历史的书写中，任何语言的使用的都已经预设了作者的目的和观点。对历史修撰者的语言使用持怀疑态度是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传统历史观通常认为历史代表了对过去真正发生的客观事实的描述，但新历史主义却认为，历史事实其实是历史修撰者的『语言建构物』。
《顾氏画谱》对“陈喜”的记载
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交流活动，它会受语言运用者所处的社会历史生存状态的制约，如社会体制、文化传统、重大社会活动或事件等等。而在历史的书写中，历史修撰者对历史事件的描述正是由语言构成的，所以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历史事件（画家）的主观理解和个人立场。
姜绍书 《无声诗史》 七列为对“陈喜”的记载
按照近现代美术史论学者对中国古代画学的分类，『画史』『画评』『画论』都是艺术史类著作，而把个人立场或著述目的带入艺术史的书写活动中，在明末清初尤为常见。美国学者高居翰就曾借明朝末年的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的高低之分、『浙派』与『吴派』的画风之争指出，在明人所写的『画论』和『画评』中，作者不愿意将史实和个人立场区分开来，因而在对历史事件的语言描述上多持偏见。
明·黄凤池 《王言唐诗画谱》中一幅得配图落款“仿陈喜笔意”
我国台湾学者王正华则以入清后，以陈洪绶所写的一篇《画论》为中心，提出了陈洪绶在语言的使用上有意为家乡（『浙派』）绘画传统发声，并主动参与江南绘画网络及区域竞争的一种画史新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学界已经注意到了在艺术史的书写活动中，作者在描述历史事件或评论画家时会渗透着语言运用者的个人立场或著述目的。但笔者要指出的是，研究者目前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了『画论』与『画评』之上，反而忽略了『画史』作者在选择记载、描述某位画家的信息时，是否也渗透着语言运用者的个人见解或著述目的？如果『画史』作者抱有某种目的或立场书写历史，那么他在语言的使用上是否也会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内容整编自：陈 煜《论明清画史中的太监画家 以蒙古人陈喜为中心》《荣宝斋》2019年8月刊 ，感谢作者及杂志提供资料，如有问题私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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