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起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天下大治，百业俱兴，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耳熟能详，历史发展到盛唐，几乎是到达了中国经济政治的黄金时期。
在中国历史长河里淘沙，总能筛选出如武帝、太宗、玄宗、康熙、乾隆那般治世能人，将他们开创的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称赞为四大盛世，毕竟这般繁华总能让人津津乐道。但，早于汉武盛世，有那么一段历史似乎颇为低调，"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那时经济条件远无盛唐时期昌盛繁荣，但也是周朝国力最为强盛的黄金时代，
据《史记·周本纪》里记载"民和睦，颂声兴"、"天下安宁"的升平景象，便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成康之治"。
"成康之治"，又称成康之世，是西周初期周成王姬诵、周康王姬钊统治时期出现的治世。
成康之治的时代背景
周朝之初，周文王治理得力，"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为后来灭商伐纣的周武王打下良好基础，历史上延续将近800年的周朝得以建立。
周武王励精图治，任人唯贤，居功至伟。他死后，太子姬诵继位，即成王。成王幼小，尚在襁褓，曾辅佐克殷的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担心诸侯欺君年幼，有反叛的念头，便代行国政。周公此举，引起了其他弟弟管叔、蔡叔等的猜疑，他们在各自封国内散布不满周公的流言，诋毁周公旦。在此情况下，武庚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和管叔、蔡叔等勾结，并联合原商朝盟国，发动反周叛乱。
叛乱事件严重威胁着西周王朝，周公奉成王之命，东征平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平定了叛乱，扫清了商朝的外围势力，加强了对东方的控制，巩固了新一代的西周王朝，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他一生的功绩记载在《尚书·大传》，一生侍周；两次协助周武王伐商克殷；三年平定叛乱，扩大疆域；四年建侯卫；五年内营建周朝；六年制礼乐，明教化；七年辅助成王成一代君王。
周公孝顺父王，忠厚仁爱，兄弟友恭，是周朝功不可没的一大功臣。他两次助武王伐纣，周朝建立后，分封鲁国，但他放弃作为诸侯王的身份，派自己的儿子去了封国，留下来继续辅佐武王。武王薨，周公继续辅佐他的儿子周成王，平定各项纷争。
见证前朝的兴衰，历经朝代变革后，周公认识到任用贤才，争取民心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关键。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政务繁忙，但他凡事亲力亲为，无论是谁求见，马上停下手头的事宜，立即礼貌接侍。
遇上正在吃饭的时候，听说有人求见，他马上吐出口中的饭(吐哺),出去接见来者，有时一顿饭要暂停好几次才能吃完；正在洗头的时候，有人前来议事，就算非常不便，头发湿淋，他也立即拿起头发，抓在手中，回答完来者的问题再进行。
周公摄政期间，他提出的典章制度，基本上是古代中国一脉相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渊源：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嫡长子继承制；看似分权实则集权的分封制；维护农本的井田制。这些制度的把家国融合，将政治与伦理融合，成为千年来历朝历代统治的根本。
七年后，成王已能独立理政，周公旦并不留恋权利，而是还政于成王，继续尽职尽责的辅佐成王。周公握发吐哺，礼贤下士，收归民心，是"成康之治"一大助力。
成康盛世之治
成康之治能称得上盛世，并不是无凭无据，歌颂成康之治的诗书记载相当多。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赞颂周武王克殷除纣，成王平定四方，康王使民生安息，由此可知成康年代四方太平，国泰民安；"不显成康, 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 斤斤其明。"出自《诗·周颂·执竞》，赞诵成康的业绩非凡，国土之上前路光明；《诗·大雅·下武》里歌颂成王是天下人的榜样，称赞康王承袭祖辈福泽 , 得到上天的的庇佑，可见诗人对成康之治太平盛世发出由衷的赞美 。
成康之盛，在治理得当。周武王灭商，周公旦东征平叛，将疆域扩展至东部的海边，甚至扩展至今东北部现河北省北部一带，成王、康王后续开拓疆域，使得西周的疆域规模基本形成。的形成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拓疆的基础上，实行分封制，将疆土划分范围，下分权力给皇室子弟或者功臣名将，实行中央统管，同时规范各诸侯对王室的义务。此外，为巩固封地对王室的忠心，成王尽心营建东都洛邑。所因分封的诸侯国大多在洛邑的东、北、南地区，东都洛邑的严格管辖，便利了中央对各诸侯国的统领，在当时交通封闭的条件下，方便各诸侯国向周王室的进贡，解决了远离王室管辖上鞭长莫及的困难。该时期疆域广阔但民生安定，得到民众的赞誉，称赞成王与康王德蒙上天泽佑。
成康之盛，在教化得体。成康时期，吸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惟命不于常"，认为帝王的命数与道德息息相关，因而道德教育在这一时期受到特别重视。周公旦在摄政时期，制礼作乐，将音乐与礼制结合的形式将道德制度化，规范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规范严格，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如此等级法度在周初并无后期如此严明。据《麦尊》铭文记载，在康王时期，刑侯在就封诸侯后，返回丰镐朝见康王时，受康王高规格的礼遇，得以参加王室的裸祭和大射礼。随后，康王还赐给他两百多士兵臣子，把自己乘坐的马车也一并赐给了刑侯。刑侯只是二代侯，能得如此礼遇，正正体现了康王礼贤下士，以德服人。
以礼乐教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先河。"礼"即礼制，也就是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乐"即舞乐，即舞乐制。西周礼乐制的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司法、宗教、风俗等等，形成包罗万象的等级制度，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树立严密的规章制度，利用音乐艺术规范民众行为。周朝初始，礼乐制度对巩固西周王朝、稳定西周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为了配合礼乐制度的推行，这时期的学校教育日渐完备，建立教授"六艺"的小学与大学，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属于贵族教育，是一个由易到难、由简至繁、循序渐进的教育系统。其中也有提拔上来的平民孩子接受礼乐教化，上层利用音乐来教化民众，遵守本分，遵守等级制度，从而保证王土之上，唯王至上。
成康之盛，在君臣和睦。周公简直是历代臣子的楷模,为揽人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当年武王病重,周公曾祷告上神以身死换得武王康复,周公之心，赤诚可鉴。君王尚小，周公在周武王去世后代行国情,受到管叔、蔡叔诽谤，使得太公、召公与周公生出嫌隙，周公推心置腹向太公、召公表明绝无夺权野心,又专门写文来再次说服召公,取得召公信任和支持。后两人周、召二公齐心辅佐成王,关系相当融洽。黄庭坚还在诗中盛赞周初臣子间的和谐统一，不分彼此。
君主的勤政俭朴也功不可没。史料记载，成王日夜为国事操劳，不敢怠慢；成王去世后,周公、召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康王）到先王庙祭祀是,将先王立业的艰辛不易尽数告知，警醒帝王之业务在节俭,不可过度贪欲；此后，康王害怕耽于奢逸，治国懈怠,命令德行端正、勤于职守的臣子盂随时规谏,将勤政治国时刻铭记在心，造就盛世之治。
成康之盛，在爱民亲民。周公旦十分重视民心，把民作为衡量国家治理好坏和朝野兴亡的标尺,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辅助康王视将民众痛苦视作自己疾病，救济贫困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时常给民众派发钱粮，帮助偿还债务；又教导康王爱民如子，对待民众如要像呵护婴儿一样，这样人民才会安乐；至于人民犯错时，要宽容对待,不可滥用刑罚手段，用杀戮起警示作用，要行礼乐教化使民真心归附切。
甚至了解到民以食为天,明白民众耕作辛劳 ,爱惜农民群众的劳动成果，支持农耕,施行分地政策，使民有田可耕，有宅可住。谷粒丰收，自然民心安定。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记载的："周制有之曰:'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
成康之盛，在法例松弛有度。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大概意思是说，西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民不犯法，统治者因而未制订刑罚来维护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这是他认为成康年代之所以为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周朝初期的治理有度，靠的是周公旦严谨的法治意识，以德为先,如若教化无效再施以刑罚。他极为反对徇私枉法,反感刑罚带有私人感情，影响法度的公正性。
作为辅臣，周公告诫康王应继承文王明德慎罚的美德，不能以国君的身份干涉刑罚，对于囚禁的犯人,需仔细审查,直到确定没有冤屈再去量刑。刑罚不是阻止犯罪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劝勉百姓向善；释放无罪之人,百姓也可得到劝勉趋于向善。 将刑罚视为劝勉百姓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周人独有的法治思想和认识。
班固在《汉书·贡禹传》中提及自成康以来,千年来后世太平不再，都是因为法度变成了君主手中把玩之物，任意妄为，执法不公。成康时期执法谨慎，适当量刑；刑罚不是行杀一儆百的作用，不可绝不滥杀无辜之人，而是只是惩罚警告，劝勉民众遵纪守法。是而社会大同，邻里友善，社会安定。
但是在这宽松的法例下也有严苛的一面，吸取前朝教训荒淫无度的教训，酗酒的罪名相当于现在的吸毒，极为严重；起初是劝导教育，再次拘捕就处以死刑 ，以绝此等不良嗜好。此外，在周初制定的吏法之时，严格遵循"尚德"这一重要原则，选拔品德高尚的人出任官吏 。王室并不偏袒其亲属，除周公外，其余五叔因为德不配位，不能在中央朝廷做官 ,可见周初的官吏之法是多么严格 。
由此说来，以史为鉴，君明臣贤，明德慎罚，礼教先行是西周初期得以繁盛的主要因素。
结语
与后世的盛世相比，成康盛世期间虽然社会经济未达繁荣景象，社会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科学技术尚未兴盛。但也曾是中华历史上一段辉煌时光:农家田粮不缺，连年丰收；人民安居乐业,吃喝不愁；各方诸侯安稳守己，定时上供珍奇异宝；礼乐教化，王室至上；严制有度，政局稳定,；人民和睦, 颂声四起。
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历朝历代都有其可取与借鉴之处。"成康之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书料记载，历代史家，都对其赞誉有加，盛赞不绝，后世圣君贤在此中也有所裨益。时时重温历史，温故盛世之盛的缘由，取其精华，必定对当今国家的建设大有益处。
文献参考：《论成康之治》《论成康盛世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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