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没有客观历史，即没有观照当下的基础；缺失经世致用，即失去史学存在的价值。经世致用发轫于中国史学出现之初，滥觞于中国史学形成之始，与中国史学发展相伴相随。把经世致用置于中国史学成长的视域中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新时代中国史学的使命、责任、担当有更深刻的认识。为此，编辑部邀约五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统一时代，宋代印刷术更加成熟而普及，是士大夫政治的巅峰时期，唐宋史学也因之而显示出令人瞩目的新气象。经世致用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史馆”这一官方专门修史机构的设立，更显出其价值。就“正史”而论，有8部出在唐代，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
为培养官员的史学修养，唐宋科举考试也加入了史科的内容。在会通的基础上求真又求用，成为唐宋时期划时代史学著作的必备特征。求用所关注的当然不仅仅是经世层面，满足学术发展、人才培养以及世人读书的需求，也是求用的题中之义。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抄》《元和郡县志》《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元丰九域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所有这些成就，将唐宋时期的中国史学推向一个新高度。
限于篇幅和主旨，本文主要内容，首先是阐发划时代的大事——官方史学编纂机构的确立以及正史编纂的巨大成就；其次是揭示唐宋史学在通史型、通论型巨著方面的贡献；最后要讨论的是此一时期经世史学在处理“求真”与“求用”问题上的创新及突破。
一、史馆的建立与官方修史制度的完善
中国历代官修史书的传统，到唐代完善并确立下来。前代修史或在兰台，或在著作局，此类机构兼有图书馆和秘书处的功能。太宗贞观三年（629）设置史馆，专门负责修撰史书的工作。据《唐会要·史馆上》记载，史馆先在门下省北，大明宫修成后，移置中书省南；开元十五年（727），又改在中书省北。朝廷设置史馆，并以宰相监修国史，自此成为制度。唐朝入值史馆的士子往往是一时之选，宋代馆阁之职也是通向朝要的重要政治职位。
史馆之职，一是编纂前代正史，二是编修当代国史，而前者可以看作太宗设置专门修史机构的初衷。
高祖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已提出专修前代正史的建议：“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得到高祖赞同，并开始组织人员。但真正动手修撰却迟至贞观三年，是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征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这次编修工程的成果是贞观十年“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即我们今日所见《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五部正史。十年后，太宗又在史馆组建《晋书》修撰团队，人才济济，以房玄龄主持。
史馆的另外一项功能就是编撰本朝国史、实录。对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
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唐高宗时，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即《南史》《北史》——引者注）”，高宗亲自为撰序文。这两部正史就是私家所著而为官方认可，与前四史的情况相同。《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但是，官方编纂正史具有权威性，史料搜集与人才组织更有保障。刘知幾曾在史馆工作多年，对于史馆编纂互相掣肘、人浮于事的弊端有严厉的批评，而对史馆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则有真心的称赞。
与此前私家修史的名山事业不一样，唐朝组织编纂前朝历史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鉴历史经验，为当代治国理政服务。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多次与大臣讨论隋朝灭亡的教训，反复告诫群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中，《晋书》重修尤其值得关注。晋朝距唐数百年，为什么唐太宗如此关心编纂《晋书》？其时传世的晋书有十几种，残存的甚至达几十种。南朝短促，编修不精可以理解，但为何《宋书》《南齐书》以及北齐修撰的《魏书》可以不替？我认为，除了传世晋朝历史书写的文本不足之外，还因为晋代历史对于唐朝统治者尤其重要。西晋不仅结束了三国乱局，而且也开启了所谓的“五胡乱华”；继之以十六国北朝和东晋南朝的大分裂。因此，研究晋代历史，就是抓到了几百年民族分裂与融合的源头，对于梳理汉末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变局，尤显关键。难怪唐太宗下《修晋书诏》时深有感触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唐太宗亲自为司马懿、司马昭本纪撰写史评。在《宣帝纪》末，他评论说：“夫天地之大，黎元为本；邦国之贵，元首为先。治乱无常，兴亡有运。”既肯定民为邦本的传统政治理念，又强调元首对于治乱兴亡的关键意义。他一方面赞扬司马懿“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棱威。用人如在己，求贤若不及”；另一方面也道出他城府很深、善于韬光养晦的伪诈性格，所谓“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暗示晋祚不长，与得国不正相关。这一点评，显然与太宗作为新朝统治者的地位有关。
在《武帝纪》里，唐太宗写了一篇近800字的评论，仍然是两点论。一点是赞扬晋武帝宏略伟业：
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导民，以佚代劳，以治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
另一点是批评晋武帝的“骄泰之心”：
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
同时还指责他“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简直是儿戏：“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尚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
唐太宗在评论八王之乱及五胡十六国历史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合格的帝王应该能够将国家安危、政权稳固放在个人情感之上，更不可沽名钓誉。贞观二十年诏修《晋书》之时，太宗刚刚经历太子承乾之废和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修《晋书》期间，太宗又亲撰《帝范》教育李治。我想其“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应该是富有现实感的。
唐宋时期编纂的12部正史，在体例与内容上也多有创新，体现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之后又一部国家图书总录，目录学四部分类法因之而定型，代表了汉唐时期目录学发展新高度；《南史》《北史》打通了南北朝的朝代分界；《晋书·载记》为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立传，充分体现了唐朝兼容并包、胡汉一家的政治意识；《新唐书》首创《选举志》《兵志》，是时代课题的呈现，反映了史学的经世功能。
二、经世致用强调一个“通”字
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这一时期最具会通特点的代表性著作当数杜佑《通典》、刘知幾《史通》和司马光《资治通鉴》。
杜佑家世仕宦，本人历代、德、顺、宪宗四朝，在中央和地方的从政经历都很丰富。他官至宰辅，以熟悉司法和财经事务知名于时，从政之暇编纂的《通典》，使唐代史学经世致用传统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关于编纂《通典》的旨趣，杜佑在《进通典表》中明确提出是“将施有政”。他认为儒家经典所书都是“父子君臣之要道”，尤重伦理秩序，不足之处是“然多记言，罕存法制”。他尤其强调礼乐刑政等“法制”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每念懵学，冀探政经”，而“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杜佑这部取名为“通典”的会通性作品，就是要弥补前人缺少贯通性“法制”史著作这个空白，以“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接着，他谈到了编纂《通典》的思路：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
《通典》的内容安排，依次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个门类。古人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们无法知道汉唐间散佚的史著情况如何，但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史书中，《通典》是第一个将“食货”排在首要位置的史书。
在《食货》这一门中，又首列《田制》（含水利、屯田），杜佑的经世致用意识非常清晰：“谷者，人之司命也；地者，谷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谷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土地制度是最基础的经济问题，包括水利建设；其次则是基层管理组织；然后才是赋税和户口。至于金融及相关的国家财政货币问题（漕运、盐铁），无疑也是经济中的重要环节。《通典》的记载“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把各项制度的古今演变及有关利弊得失的议论，汇编于一书。
杜佑自称，其《通典》一书，受启发于刘秩的《政典》：“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杜佑获其书后，重点增加了原书未录的开元礼、乐部分。刘秩是刘知幾第四个儿子，其仕宦经历在唐玄宗统治后期。刘秩在开元末编纂《政典》，不仅是家学传承，而且很可能受到开元二十五年成书的《大唐六典》影响。
《大唐六典》简称《唐六典》，是研究唐代历史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它不仅对唐代制度详尽地分类记录，而且重视所列职官制度的古今源流。全书30卷，按照职官类别编纂，每一职官从机构到名称，都用附注小字的方式，追溯黄帝以来的发展渊源。虽立足当下，却力求一个“通”字。我推测，正是这种编纂方式影响了《政典》，从而进一步影响到《通典》的编纂；而《通典》则直接启发了郑樵《通志》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历史著作。
如果再进一步追溯的话，唐朝初年史学求“通”的风气已经展开。唐太宗时期《晋书》的“志”和《隋书》的“志”（完稿在唐高宗初年），都是贯通数朝的典制史作品，而且互相衔接，叙述了东汉至唐以前的典制沿革。
《史通》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上独一无二的史学理论著作。《史通》中的《六家》概述了历史上的史著类别，《二体》总结了纪传体和编年体史著的编纂体例，“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还对唐以前史官制度和史书编纂制度进行了总结。从全书内容上说，它不是简单的编年条贯而通，而是史学编纂学和史学思想史意义上的融会贯通。
作者的书写目的，也是针砭当时官方史学的弊端：“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也就是说，它上通治国理政(王道)、下及百姓日用(人伦)，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广阔领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史通》谋篇立目谈的都是史学专业问题，但着眼点依然是经世致用。
良史以实录为贵。但是，实录之史，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是否有伤教化？这是刘知幾在《史通》书中必须面对的难题。
毫无疑问，刘知幾强调“实录直书”是史学的基本原则。《史通》赞扬:“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此同时，《史通》又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夫能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
怎么处理实录与隐讳的矛盾？唯一标准还是经世致用。
为什么要实录？因为只有实录才有借鉴意义；为什么要隐讳？隐讳不同于曲笔，曲笔是颠倒黑白，隐讳是考虑有些历史内容的书写分寸。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就可能干扰教化的实施，干扰国家治理，同样是一种经世致用之学。
会昌元年（841）中书门下奏修实录体例：
旧录有载禁中之言。伏以君上与宰臣、公卿言事，皆须众所闻见，方可书于史册。且禁中之语，在外何知，或得之传闻，多涉于浮妄，便形史笔，实累鸿猷。今后实录中如有此色，并请刊削。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者，自有著明，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这一段话，史家通常认为是李德裕为了掩盖其父被攻击而对《实录》进行删削，但也很难说不是宣宗后的史家对于李德裕的曲笔。这篇奏文中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对于公之于众的《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未足为信”，则是应该防止的事情，或者说存档的资料与公开的史书，应该有所区别。既然是讲经世致用，历史书写于经理邦国的客观效果，必须重视。《史通》又云：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以实录直书为己任的刘知幾说得很明白，在历史写作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名教”是事关政治教化、社会风气、治国安邦的大问题。这种处理方式符合儒家“经”与“权”的哲学逻辑。当然，罔顾历史事实，或“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乃至“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则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口诛笔伐、鸣鼓而攻之可也！刘知幾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
三、经世情怀下的“求真”与“求用”
自古以来，良史的标准都是秉笔直书，即刘知幾所谓“良史以实录为贵”。但是，唐宋史学中，能否在史学著作中正确地褒贬得失，成为新的良史标准。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善恶得天下之中”，方才“得良史之体”。在历史书写中做到“善恶得天下之中”，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历史价值论的判断，即所谓“求用”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讨论在经世致用目标下“求真”（实录）与“求用”（资治）的问题，我们再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
《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司马光的编纂宗旨有二：其一，“编集历代君臣事迹”，成就一部信实的通史，这从其最初的朴素命名——《通志》中可见一斑；其二，撰写一部“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编年体通史，以为资治之镜鉴。前者求真，后者求用，“劝善惩恶，正言直笔”，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关系。
为了求真，司马光要求助手广泛搜集资料，依据年月日顺序编纂长编，对于有歧义的史料进行考证，成果就是《考异》30卷。当然，在史料取舍及解释上，也会折射作者的政治态度，从而表现出史家的个性。“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考论得失”之际，终究要讲究变通。这里的“变通”二字，其实就是史家在落笔之际，出于经世情怀的考量。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其中所蕴含的领导智慧，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毛泽东称赞说，《通鉴》写战争，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这就是不搞教条，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东汉末年，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要诛杀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于是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逼迫太后让步。幕僚陈琳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陈琳说：“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天人顺之。”《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则天人顺之”。他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先诛杀宦官，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为什么要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外兵入京，你能掌控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唐人赵蕤《长短经》（又作《反经》）中有系统讨论。其主要观点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之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因为时势需要而改变，不可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经”，很可能胶柱鼓瑟，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赵蕤继承了《管子》、商鞅、荀子等前人思想，特别提出“时”的概念：“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他在《适变》篇中说：
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
赵蕤的意见清楚而尖锐。他强调政治家应该务实，认为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制定适宜的制度规则；针对当前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即使面临困难，也会迎刃而解。这样才能合其时、成其功。如果昧于时代变迁、罔顾事物变化，不改变陈规陋习，就会犯错误。《长短经》这部书充满了历史感，赵蕤将思想家的理论用来分析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尤其体现了他的经世情怀。
再以《资治通鉴》所记三国时期刘备事迹为例。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川，军师庞统建议径取益州。刘备犹豫地说，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奈何？”庞统则说，大乱之时，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宽与急、刚与柔，要变通运用。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起来，曾国藩独具只眼，勘破了个中玄奥。他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也就是说，我们读《资治通鉴》，不仅应该读它“正”的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还应该读它“奇”的一面，通权达变、守正出奇。
司马光之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朱熹《通鉴纲目》、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等模仿、续写和改编《资治通鉴》的史书陆续问世，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但是，比较而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尚停留在史料编纂阶段，内容繁芜，镜鉴意识不太强烈，而于史料保存诚为有功；朱熹的《通鉴纲目》，立意过度政治化，内容过于简化；袁枢的书则忠实地按照事件原委重新编辑司马光原书内容，不增一字，却成为读者阅读《资治通鉴》的津梁，并且创立了“纪事本末”的新体例。
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即读史不仅要知道历史的治乱兴衰，还是实践的指南。但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读史者应该知道，“夫治之所资，法之所善者也。善于彼者，未必其善于此也。”需要读史者用心去体察古今之时宜与事势，“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非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要对古人有同情的了解，要做换位思考：“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把自己放在历史场景中去学习历史的智慧，“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除害者在矣。”这样，古人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古今之“同可资，异亦可资也”。“资治通鉴”之“鉴”，就是镜子。镜子照见我们的衣冠颜容，“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但是，如何整衣冠、尊瞻视，“鉴岂能为功于我哉！”历史经验需要我们认真思考总结，“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
总之，王夫之告诉我们：《资治通鉴》致力于记述历史上家国兴衰、治乱得失，但是历史叙述并不会提供直接的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需要我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时势、条件加以分析判断。我们今天讨论经世致用的历史学，也应该持这样的态度。
〔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校审：小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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