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之後，各個將軍開始授軍銜，有十大元帥，十大將，個個都是貨真價實，但要選出一個最具有傳奇色彩的大將，非那個懟天懟地不怕事的李雲龍看到就不敢放肆的旅長原型--陳賡大將莫屬。
就軍事而言，十大帥十大將，首先覺得朱德肯定最厲害，十大帥之首嘛。
林彪、彭德懷也不差，一個從北到南，紅一軍團，平型關，東三省，殲敵最多，話題最多。一個從東到西，紅三軍團，百團大戰，朝鮮戰爭，解放最廣，敵人最強。
粟裕，徐海東，陳賡，或起於卒伍終成大業，或高開低走時運多艱。而陳賡最富傳奇。
在這裡要說的是陳賡的軍事才能，當然是稍微不如粟裕林彪彭德懷這麼厲害，但差距不大，打仗畢竟是可圈可點的嘛，並不是平庸的大將。
作為人民軍隊的一員名將，陳賡幾乎親歷了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各種軍事鬥爭：
1924年5月，投身國共合作的大革命，兩次參加東征同廣東軍閥陳炯明作戰；
1927年8月，奔赴土地革命的烽火中，相繼在紅四、紅一方面軍戰鬥過；
1937年8月，躍馬民族抗戰的疆場上，與日軍周旋在太嶽山區；
1946年6月，揮戈在解放戰爭的激流裡，從山西大地打到雲南邊陲；
1950年7月、1956年4月，為支援越南抗法鬥爭，兩度參與運籌越軍攻防大計；
1950年12月，為抗美援朝保衛和平，出任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襄助彭德懷屢敗“聯合國軍”。
從國內打到國際，幾乎沒碰到什麼對手。
要戰功，日軍的專打386旅，這可不是亮劍的那個撞牆裝甲車上寫的，而是真有，這足夠了吧！香城固之戰，陳賡386旅殲滅了日軍第十師團第40聯隊下屬的一個加強中隊200多人，生擒8人，別看人少和地形因素，這也是八路軍和日軍一線野戰部隊對戰的勝蹟！
雖然名義上是晉冀魯豫-中原-第二野戰軍麾下，但是解放戰爭裡，野戰軍主力在晉東的晉城長治一帶，而陳賡在上黨之戰後就跑偏到了晉西的臨汾運城一帶。劉鄧的進擊魯西南陳賡還遠在運城一線了，甚至要因為西北戰局不力準備調入西北地區作戰，但在魯西南戰役兩個月後，陳賡的四縱就和給他加強到了九縱和西北民主聯軍第38軍，8萬人出擊豫西洛陽地區獨立作戰。
聯合國的其餘四大流氓，他就打了倆。法國是幫胡志明的忙，去訓練越南軍隊打仗。美國是接替彭德懷去指揮作戰。從上馬香蕉下馬菠蘿的熱帶雨林，到一把炒麵一把雪的冰天雪地，都去了。
《孫子兵法》指出：“上下同欲者勝。”通俗地說，老百姓與國家、軍隊同心同德，這樣的國家、軍隊就無往不勝。陳賡在黃埔軍校就接觸過《孫子兵法》，非常稱道這句話，並形成了“上下同欲，動員民力”的策略思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繼淪入日軍之手，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首長髮出組織人民武裝、開展游擊戰爭的指示。對此，第三八六旅旅長陳賡深以為然，並高瞻遠矚地講過，“敵我鬥爭的勝負，決定於人民，首先是敵佔區人民的態度”。根據這一正確認識，他主張在抗戰中應採取“上下同欲，動員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須視百姓如父母、與人民共休慼，陳賡在這方面可謂典範。
1938年4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主力挺進到河北邢臺縣路羅鎮，聽說當地紅槍會私立苛捐雜稅，殘酷剝削村民，並公然勾結日軍。陳賡遂指揮部隊以突襲手段解除紅槍會武裝，將其首領六七人逮捕槍決。29日下午，部隊在路羅鎮召開群眾大會，宣佈了處決這些壞人的理由，並取消一切苛捐雜稅，還把繳獲的槍支發給當地群眾，組織地方抗日遊擊隊。第三八六旅在邢臺受到群眾熱烈擁護。5月2日，他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我們以鮮明的主張、模範的紀律及英勇的戰鬥，贏得了群眾對我們加倍的熱情。我們的傷者，不必經過動員，大家都搶著抬送。農民到處列隊歡迎，送茶送飯。這種熱烈的情緒，令我們感到無限的興奮。”
要“動員民力”，即“應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動員廣大民眾加入軍隊，補充現有兵團，組織新的部隊，積蓄與擴大國家的武裝力量，以支持長期艱苦的戰爭”。
1938年秋，陳賡指揮第三八六旅兩個團向敵佔交通線開進，“第七七一團主力到平漢鐵路線以西，第七七二團到同蒲鐵路線以東、正太鐵路線以南地區活動，並抽調幹部四處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進行對敵鬥爭，還要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共的主張及政策，大力動員青壯年參軍。由於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就以七七二團的四個連為基礎，在遼縣（今左權縣）成立了一個補充團（後改稱第十七團）。第七七一、七七二兩個團也得到很大補充，旅直屬隊也逐步健全”。
1947年秋天，陳（賡）謝（富治）大軍挺進豫西，與國民黨軍展開激烈爭奪。豫西反動勢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穩腳跟成為陳謝大軍的一道難題。陳賡又採取了“上下同欲，動員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長地說：“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不僅靠作戰，而且靠政策。”當時，部隊中普遍深入地開展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並發動全體官兵為群眾做好事，給群眾掃地、挑水、喂牛、割草。許多人家輕信反動宣傳逃走了，部隊就在門上貼上封條，寫著“房主不在家，不得擅進入”。隆冬季節，部隊供應困難，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動群眾一針一線。軍糧難籌，部隊卻向群眾分發糧食100萬公斤！群眾很快認清陳謝大軍是老百姓的隊伍。一天晚上，一個老人偷偷回到家中，看見水滿缸、地光光、肉沒動、牛更肥，不禁感動得流下淚來，連夜上山把躲藏的群眾叫了回來。
同時，在保持主力部隊戰鬥力的條件下，陳賡抽調2000多名幹部去做地方工作。他還要求部隊團以上機關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隊，每個連都設有民運小組，班裡還設有民運戰士……攤子一鋪開，群眾工作也就廣泛地開展起來了。
陳賡十分贊同毛澤東的觀點：戰略上敢於藐視敵人，戰術上必須重視敵人。簡言之，就是“戰略藐敵，戰術重敵”。
1937年9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開赴抗日戰場。作為世界列強之一，日軍的戰役、戰術指導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會犯輕敵的錯誤。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記中透露隱憂：“據我這幾天考察，最近部隊教育較偏重於政治（當然有它的作用），對軍事方面不免要鬆懈些；即使有些軍事教育，又過於偏重製式教練，所以至今部隊的戰術教育還是沒有開始，這是重大的損失。在今後的殘酷的抗戰中，憑著過去的一衝，是無濟於事的。”
為提高第三八六旅的戰鬥力，陳賡大抓部隊軍事訓練，從一則日記中可見一斑：9月21日，“早餐後，仍到十一連。到時該連已全部在野外，準備班進攻動作的演習。因連排幹部無準備，動作無秩序。我認為這樣演習必無結果。當由我親自指導，以一班作示範演習，一面動作，一面講解，動作一段，講評一段。下午，召集排長、班長，垂詢班排近況。我講了一些關於鞏固部隊的具體辦法及班排長的領導方式，大家都很樂聽”。
由於堅持“戰略藐敵，戰術重敵”的策略，第三八六旅捷報頻傳：10月24日、26日，重疊設伏于山西平定縣七亙村，痛殲日軍300人左右，繳獲騾馬300多匹；11月2日，誘敵深入到山西昔陽縣黃崖底，“僅我七七二團以突然火力襲擊行進之敵，斃敵約300，斃騾馬400餘”。1938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武官卡爾遜到第三八六旅訪問，他由衷地讚揚說：第三八六旅戰略、戰術卓越及善於聯繫人民，“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戰爭開始。當時，仍然有許多人對參戰抱有疑慮，陳賡卻堅決支持中央的決定，並認為對敵之策是“戰略藐敵，戰術重敵”。1951年3月初，中央任命陳賡擔任志願軍第三兵團司令員兼政委（6月，又兼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他立即開始調兵遣將。
在乘機從昆明飛往重慶的途中，陳賡和身邊工作人員戴其萼談話，把“戰略藐敵，戰術重敵”作為自己的用兵特點：“你常在我身邊，深知一打起仗來，我就幾晝夜不睡覺，因為我反覆思考，預想了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處置的對策，所以從表面看來，我指揮作戰從容不迫，胸有成竹，處置臨時發生的情況迅速果斷。可是從戰鬥打響之前直至戰鬥結束，我的思想一直處於緊張狀態，因為我擔任主要指揮任務，身系戰鬥、戰役的成敗和部隊的安危，稍一疏忽，就會招致作戰損失，增大部隊傷亡，責任重大，所以內心處於長時間的緊張之中。……人們都說我是個樂觀主義者，無憂無慮，成天高高興興。從戰略方面說是這樣的，我堅信革命必勝，不怕任何艱險，不計個人安危。但在戰鬥中我不是盲目樂天派，總擔心考慮不周，招致作戰損失，總怕發生意外情況，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緊張，而不能有任何鬆弛。”
陳賡抵達朝鮮戰場後，一過鴨綠江就想盡辦法多方瞭解敵情我情；到了志願軍司令部，他更是抓緊時間做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美帝是整個帝國主義的支柱，政治軍事都有一套，作戰上非常客觀，不株守成規，善於變化。五個戰役（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戰役）中，各有其花樣，我們絕不能忽視，必須加緊準備，拼命訓練部隊，想一切辦法加強火力，改變戰術；對它一點也不能鬆懈，然後才能將其戰勝。這幾天均本著這點精神教育部隊。”正是由於“戰略藐敵，戰術重敵”，陳賡指揮的戰役、戰鬥無往不利。
《孫子兵法》講過，“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大意是說，善於調動敵人的指揮員，他只要採取一個佯動，敵人一定會被調動過來；給敵人一點甜頭，敵人一定會照單全收。用小利調動敵人就範，再部署部隊痛擊敵人。陳賡經常揣摩“以利動之，以卒待之”之術，並琢磨出“示形動敵，張網以待”戰法。
1939年初，陳賡指揮八路軍三個團活躍在冀南、魯西北，頻頻給日軍以打擊。但是，由於平原地形不利大戰，敵人遭受的損失不大，因而仍然盛氣凌人，每次遭到八路軍襲擊，都必然派兵追擊，進行報復。鑑於此，陳賡打算利用敵人的驕縱心理，佈置一個圈套引誘敵人，打它一個誘伏殲滅戰。這個設想上報第一二九師師部後，劉伯承迅速作了一個批示：“這個想法很好，鬼子是勢利的東西……他看不起我們，受了襲擊必然不服氣急於報復。……是可以用伏擊打它個冷不防。關鍵是地形要選好。”於是，陳賡派人尋找有利地形：“自古戰爭是最講究地形的，我們要想盡辦法注意選擇有利於我軍設伏，而不利於敵人行動的理想地形。”很快，找到了一個可以作為誘伏敵人的好“口袋”。它地處河北威縣城南香城固村西北方，是一個帶形的沙河故道，四周長滿了紅柳和野棗樹，地勢傾斜，形成一個由西南伸向東北的窪地，長有一公里多，兩邊沙崗高達數丈。這兩邊沙崗構成一個天然的鉗形陣地，把窪地緊緊地夾在了中間。陳賡看完地形，立即排兵佈陣：“一、設伏部隊，一定要構築好防禦工事，作好偽裝，隱蔽好部隊。……決不能讓日軍進村負隅頑抗，一定要將鬼子兵堵在村外殲滅之。二、擔任誘伏任務的部隊，要採取夜間襲擊的戰術，進入城內，以短兵火力給日軍以殺傷，既要把鬼子兵打得痛，打得狠，又要能夠迅速撤離。使日軍誤以為我們是些不堪一擊的游擊隊，才敢於遠離其巢穴，孤軍出城向我軍‘釣魚’部隊實施深追。三、當日軍已經上當，鑽入我軍設伏的‘口袋’之後……要迅速前出到香城固正北方向，扎死‘口袋’。這樣就可以使日本鬼子處於腹背受擊的困境，既不能前進，又無法後退。”
在陳賡的安排下，八路軍連續3天襲擊威縣縣城，千方百計地引誘日軍出城報復，日軍終於被激怒。2月10日下午，日軍第十師團第四十聯隊出動一個加強中隊250多人，乘坐9輛汽車，帶著機槍、步炮，氣勢洶洶地追擊八路軍的“釣魚”部隊，向香城固村撲來。下午，日軍進入伏擊圈，遭我三八六旅三個團猛烈衝殺，全軍覆沒。
捷報傳來，劉伯承非常讚賞：“這次戰鬥敵我傷亡的比例是4∶1，我們的代價是小的，是賺錢的生意。這是個模範的誘伏戰，應當表彰。”他還為這次戰鬥總結了經驗：一是善於示弱誘敵，特別是激發了敵人輕視八路軍的驕縱心理；二是善於把敵人誘導到機動的圍攻位置，而且把附近房屋都佔領了，讓日軍沒有辦法固守，也沒有辦法逃脫；三是善於協同作戰。
1947年冬，在蔣介石嚴令下，國民黨李鐵軍第五兵團氣勢洶洶地撲來，欲與陳賡所部在豫西地區進行決戰。陳賡清醒地意識到，貿然與敵硬拼不僅沒有把握全殲敵人，而且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動。為了在有利時機殲滅敵第五兵團，他遂決心以第十三旅等部偽裝成主力，採用“牽牛戰術”，調動敵第五兵團奔波於伏牛山區，而解放軍主力則隱蔽待機，尋找有利戰機殲滅之。
根據陳賡的指示，第十三旅等部迅速西進鎮平方向。為了造成主力行動的聲勢，該旅將部隊分成多路行軍，展開成寬大的正面開進。每進一個村莊，就修起許多鍋臺，到處點起煙火。很快，老鄉們奔走相告：“老八路過來啦！光騾子、馬匹就過了半夜！我們村夜裡住了好幾千人，村口路邊修的盡是鍋臺。”消息不脛而走，可李鐵軍老奸巨猾，主力仍不肯輕舉妄動。在陳賡電示下，第十三旅等部又對鎮平大打出手，完全是主力部隊行動的架勢。這時，李鐵軍才信以為真，指揮主力跟蹤而來。第十三旅等部又從鎮平撤出，促使敵人緊追不捨。就這樣，一個多月裡，李鐵軍始終把解放軍擔負“牽牛”任務的部隊誤認為主力，被解放軍牽著鼻子轉圈子，弄得精疲力竭。12月中旬，陳賡部破擊平漢路大勝。李鐵軍率部趕到平漢路“增援”，被我一個旅“牽”到遂平縣以北的祝王寨、金剛寺一帶時，陳賡指揮主力和華野一部早已擺好了聚殲的陣勢，此戰全殲敵9600餘人，李鐵軍僅以身免。
陳賡十分熟悉中國古代軍事史上“圍魏救趙”的典故，並在軍事實踐中繼承發展，力求既圍殲守敵，又重創援敵，遂形成了“圍城打援，兩面開花”的策略。
1947年1月中旬，陳賡、王震部聯合作戰，他們決定“圍城打援，兩面開花”：圍山西汾陽、孝義兩城，吸打敵援，爭取重創援軍，有可能時則攻佔兩城。1月17日夜，汾孝戰役發起，經一夜激戰，解放孝義。同時，又把汾陽圍得水洩不通。
汾陽、孝義是晉中平原的門戶。汾陽被圍、孝義失守，讓山西軍閥閻錫山震驚不已。為維護在山西的統治地位，他到平遙地區指揮9個師和由偽軍改編的2個縱隊，於18日兵分三路向汾陽、孝義地區進發，揚言要奪回孝義，解圍汾陽。
當時，南路敵軍戰鬥力最強且兵力最多，總指揮孫楚講話嗓門也最高。他通過報話機和部下議論什麼“收復孝義很有把握”，陳賡部無非是採取“打了就跑”的戰術，叫部下不要為陳賡所迷惑，必須按時攻佔孝義城，並做好追擊陳賡部隊的準備云云。
陳賡經過再三權衡，說：“就是戰鬥力很強的部隊，也逃避不了‘驕兵必敗’的規律。閻老西兒的這些卵翼部隊，既無戰鬥力，又自大輕敵，焉能不敗？咱們就拿孫楚開刀吧！”
21日下午3時許，孫楚部8個團冒進至東盤梁、北窯村一線。陳賡一聲令下，伏擊部隊像離弦之箭一樣衝向敵軍，孫楚部很快瓦解，主力5個團全部被殲。
1950年7月，越南軍隊準備對法軍發動邊界戰役，奪取與中國廣西省交界的重鎮高平。由於高平工事堅固，利於防守，守軍又系精銳部隊，直接進攻高平顯然不是良策。在研究敵情的過程中，陳賡注意到法軍部署的一個弱點：在高平至諒山（由西北而東南）這一防線上，法軍順著所謂“四號公路”，擺了個一字長蛇陣，龍頭高平、龍尾諒山兵力雄厚，工事堅固，而中間的東溪、七溪等據點則兵力單薄；東溪、七溪一旦遭到攻擊，要靠高平、諒山法軍出援；而且，東溪、七溪地處崎嶇山地，便於越軍設伏。由此，陳賡大膽設想：不去進攻高平，而是集中兵力進攻“四號公路”上最小的據點東溪（在高平以南40公里，七溪以北20公里），孤立高平，並打擊出援的諒山之敵。顯然，這是“圍城打援，兩面開花”之策。
7月26日，毛澤東致電陳賡：“我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目前不要打高平。先打小據點，並爭取圍城打援是適當的。”
9月16日拂曉，東溪戰鬥打響，陳賡參與指揮的邊界戰役拉開帷幕。到18日上午，越軍攻下東溪，全殲守軍260多人，這是越軍第一次奪取由法軍2個連守備的據點。隨後，陳賡又在東溪附近暗伏精兵：2個團擺在東溪，3個團擺在東南方向高地，2個營擺在西南方向高地，形成一個向南張開的“口袋陣”。
10月初，為打通“四號公路”，七溪法軍大部（勒巴熱中校指揮）北上進攻東溪，進入“口袋陣”。由於越軍一時疏忽，勒巴熱部南逃到谷社山地。陳賡指揮越軍南追，把敵人團團包圍在谷社山地。法軍總指揮部為越軍的攻勢所震驚，命令高平守軍1000多人（沙格東上校指揮）棄城南援，七溪法軍餘部（那本上校指揮）幾乎傾巢而出北援。面對強敵的南北對進，越軍前線指揮部曾經動搖。陳賡還是堅持“圍城打援，兩面開花”之策，並於10月6日得到毛澤東電報支持：“先集中主力殲滅谷社山地被我包圍之敵，然後再看情況圍殲高平南逃之敵，此計劃是正確的。”到10月9日，勒巴熱部、沙格東部相繼全軍覆沒，兩人被活捉；那本上校見勢不妙，倉皇南撤，付出一定代價才逃回七溪。
在陳賡“圍城打援，兩面開花”之策指導下，越軍不戰而下高平，並使法軍在越北戰場上的機動部隊喪失過半，這是自印度支那戰爭開始以來法軍所遭受的最為慘重的損失。
《孫子兵法》有言，“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簡言之，英明的君主、賢能的將帥，能用高智商的人做間諜，一定能成就大功業；這是用兵作戰的首要之事，因為全軍都要依靠間諜提供的情報去採取行動。在對敵鬥爭中，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達4年之久的陳賡，非常重視情報工作，視之為克敵制勝的法寶，並形成了“上智為間，情報決勝”的策略思想。
1941年4月，面對日軍、偽軍、蔣頑的夾攻，陳賡決定向白晉鐵路、同蒲鐵路再撒出一張情報網。於是，他在太嶽軍區司令部接見了共產黨員高慶奎，開門見山地說：“組織上準備調動一下你的工作，讓你到白晉鐵路上的長治城裡去搞情報工作。”高慶奎措手不及，擔心自己應付不了。
陳賡說：“我們考慮你曾跑過北平、天津一些大城市，同各種人打過交道，有一定的社會經驗。我們覺得，你做這個工作比較合適。這個工作很重要。”
至於如何搞好情報工作，陳賡拿給高慶奎一份《怎樣做軍事情報工作》的文件，並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斷斷續續給高慶奎講了3個月的課。陳賡在講課中引用了《孫子兵法》上的話：“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他還進一步解釋說：“先知靠什麼？主要就是要摸清敵人的情況，才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要取得有價值的情報，必須敢於深入到敵人的心臟裡去同他周旋。”
1942年2月14日，高慶奎秘密潛入長治市。自從高慶奎進入長治，有關日軍在長治駐防和指揮官更動等情況，陳賡瞭如指掌。很快，高慶奎還在長治日軍司令部爭取了會講一口流利日語、掌握軍事機密的山西人紀群，他為八路軍提供了許多重要的情報。
1942年7月9日，紀群報告：太原日軍近2000人及偽軍1000人突然到達長治，而長治駐軍卻無調走的跡象。陳賡接報後，判斷敵人要對太嶽抗日根據地進行襲擊，遂進行了應急部署，敵人自然大敗而歸。8月13日，紀群又送來情報：“日軍正在太行區‘掃蕩’，準備於15日夜12時集結，越過白晉鐵路，‘掃蕩’太嶽區。”根據紀群的情報，陳賡採取“敵進我退”之策，以小部隊和民兵與敵人周旋，主力部隊深入敵佔區“大鬧天宮”。結果，敵人在抗日根據地尋不到便宜，老巢又頻頻告急，硬撐了半個月，草草收兵。
在同蒲鐵路線上，陳賡也建立了秘密情報站。
1940年6月，山西軍閥部隊投降日軍，陳賡指派共產黨員陳濤趁機打入敵營，進入臨汾做情報工作。陳濤為人精明強幹，逐漸取得日軍信任，被委任為偽軍“大漢義軍”的司令。這支部隊有600多人，編為6箇中隊，分佈在約500公里長的同蒲鐵路南段上。通過“大漢義軍”這層關係，陳賡多次事先獲得了日軍準備“掃蕩”的確切情報，既避免了損失，又沉重打擊了敵人。後來，日軍第六十九師團準備成立情報班，有意讓陳濤去當情報班長。這引起了太嶽軍區情報站內部的爭論，有人說：“那個班長有什麼意思？就管十來個人，與‘大漢義軍’司令不能相比。”
陳賡得知後，立即指示：“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設法當上這個情報班長。別看它名聲不大，機構也很小，但是個蒐集敵軍情報十分難得的位置。”“如能當上，就必須當穩當‘好’。不僅要用假情報欺騙、麻痺敵人，還要分析敵人的情報要求，研究敵軍的動向、意圖，變敵人的耳目為我們的耳目。……因此，情報班長是個比偽軍司令更為重要的位置，必須努力爭取。”
按照陳賡的指示，陳濤當上了情報班長。他晚年敬佩地回憶說：“確如陳司令員所估計的，情報班成為我們觀察敵人動靜的視孔和與其進行情報鬥爭的基地。”陳濤和情報站中的情報人員，在臨汾地下工作了5年，他們提供的情報為對敵鬥爭勝利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多次粉碎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破壞閻錫山部隊的反共投敵活動；1943年10月在韓略村殲滅日軍“軍官戰地觀戰團”……
陳賡是與多種‘對手’較量最終取得勝利的軍事家，他在實踐中形成的軍事理論和經驗，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具體運用和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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