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一個高幹子弟，老爸譚繼洵晚清重吏，兼代湖廣總督，為正一品封疆大吏，父親是湖南瀏陽人因此譚嗣同也算是瀏陽人，家境優越。
1898年9月28日，慈禧太后下達殺害“六君子”之上諭，稱：“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大逆不道，著即處斬。
何謂大逆不道，其罪有三。
1、康黨謀圍頤和園誅殺慈禧。
2、“六君子”與康有為結黨。
3、任職軍機處期間“欺矇狂悖，密保匪人”。
1894年末，譚嗣同給其師歐陽中鵠寫信，信中說：“試為今之時勢籌之，已割之地不必論矣。益當盡賣新疆於俄羅斯，盡賣西藏於英吉利，以償清二萬萬之欠款。以二境方數萬裡之大，我之力終不能守，徒為我之累贅，而賣之則不止值二萬萬，仍可多取值為變法之用，兼請英俄保護中國十年。(凡所謂保護，只求其出一保護之空言，且須有十年之限制。若派兵如舟山如天津卻斷不可。
即十年內與別國有事，亦不可真令其幫助。則凡言聯絡者亦皆應如此)。一言保護，即無處不當保護;不可如現在浙江之舟山歸英保護，天津之鐵路歸德保護，毫無益而徒資笑也。又請二國居間，廢去遍地通商之約，即更加兵費亦無不可。費如不足，則滿洲、蒙古緣邊之地亦皆可賣，統計所賣之地之值，當近十萬萬。蓋新疆一省之地已不下二萬萬方里，以至賤之價，每方里亦當賣銀五兩，是新疆已應得十萬萬，而吾情願少得價者，以為十年保護之資也。且價亦不必皆要現錢，凡鐵甲船、鐵路之鋼條、木板、精槍、快炮及應用之一切機器，均可作抵。於是廣興學校，無一鄉一村不有學校;大開議院，有一官一邑即有議院。”
在譚嗣同看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屬於苦寒之地，人煙稀少，環境惡劣，中央王朝在這些地區不但沒有任何收穫，反而花費鉅額資金駐守，“毫無利於中國”，因此他認為還不如賣給列強，得到錢後用於變法。
不過，這倒不能責怪譚嗣同目光短淺或者賣國。
以新疆為例，其實自從乾隆皇帝將新疆納入中國版圖以來，朝廷內外就一直有人持“棄守新疆”的觀點。
與譚嗣同有相同主張的人不在少數，即所謂東南派，最早的主張者是李鴻章，認為清政府應該重點發展東南沿海地帶，放棄西北，使有限的資源得以集中使用。
從今天的角度看，如果放棄此三地，則中原發展的潛力盡失，大大惡化了地緣政治環境，不僅會影響國家的未來發展，且加劇了國土安全風險，實在是愚不可及。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看，前人的思想主要是：
1、在當時許多漢人的意識中，東南才是中心，漢地十八省才是中國，其他地方都是國外，可有可無，就連孫中山建立初步建立民國也是以漢地十八省為口號。當時人們尚困於省籍意識，缺乏大一統國家觀念，不僅將此三地視為邊鄙之地，甚至連東三省都覺得並非故土，不是太重視。
2、縮短戰線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清政府是傳統政府，但體量太大，處處需要照顧，這樣資源分散，難以成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無可厚非，但問題是民族國家體制下，失去的土地就不再可能收回來了，今天放棄，將來就算強大了，也要承認這一歷史現實，這等於是犧牲長期利益來換取短期利益，只能說明這些人對國際形勢太不熟悉，還是從古代的王朝國家角度看問題。
3、邊疆地區事實上已失控，不足以抵禦外辱。
4、譚嗣同等不是基層上來的官員，而是長期困於書齋，長於圖紙作業，不通實務，十足的宅男，根本不知道外邊世界。這一弊端在戊戌變法中也體現出來，變法之士固然有理想、有熱情、有視野，卻沒有操作能力，缺乏組織團隊，經常異想天開，結果必然是壯烈的失敗，如果他們手執權柄，反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他們主張如下棋就棄車保帥，在國家經費有限的時候，放棄當時認為意義不大的地方，如俄羅斯當年買阿拉斯加。
近代許多革命者都主張很荒唐，包括孫中山準備將滿洲賣給日本，康有為要在巴西建個華人國，他還是放棄三地的主要倡議人。
不必將他們視為賣國賊，因為他們確實沒能實施，一旦參與實際操作，他們將被永遠釘在恥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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