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夺情之谜，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还是他不想丁忧？

江湖夜雨载舟行

1577年秋天，朝廷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大学士张居正的父亲在湖广江陵去世，按规定，张居正应当停职，回原籍守制，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

　　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这使得万历大为不安。皇帝当时虽然已经十五岁，但是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元辅的不可缺少的襄助。再说过去由于地位重要而不能离职的官员，由皇帝指令“夺情”而不丁忧守制，也不是没有先例。

　　于是皇帝在和两位皇太后商量之后，决定照此先例慰留张先生。在大伴冯保的协助之下，皇帝以半恳请半命令的语气要求张先生在职居丧。

　　张居正出于孝思，继续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申请，但都没有被批准。最后一次的批示上，皇帝还说明慰留张先生是出于太后的懿旨。

　　这些文书从文渊阁到宫内来回传递，距离不过一千米内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论是奏章或者朱批还都要送到午门的六科廊房发抄，使大小官员得以阅读原文，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

　　然而官员们的反应并不全如理想。他们不相信张居正请求离职丁忧的诚意，进而怀疑夺情一议是否出自皇室的主动。

　　翰林院中负责记述本朝历史的各位编修均深感自身具有重大的责任，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要在记述中体现本朝按照圣经贤传的教导办事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朝廷就一定不能管理好天下的苍生赤子。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

　　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现在要是皇帝的老师不能遵守这些原则，把三年的父母之丧看成无足轻重，这如何能使亿万小民心悦诚服？

　　在万历并未与闻的情况下，翰林院的几十名官员请求吏部尚书张瀚和他们一起去张居正的私邸向他当面提出劝告，想让张居正放弃伪装，离职丁忧。

　　他们还认为，即使为张居正个人的前途着想，他也应当同意大家的意见居丧二十七个月，以挽回官员们对他失去的信心。

　　但是劝说不得结果。张居正告诉他们，是皇帝的圣旨命令本人留在北京，你们要强迫本人离职，莫非是为了想加害于本人？

　　吏部尚书张瀚，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的私人。他在张居正的破格提拔下身居要职，在任内也惟文渊阁的指示是听。当他参加了这次私邸劝告以后，就立即被人参奏，参奏中一字不提他和元辅的这次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迫使他下台。

　　这一参奏引起了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即一百一十名监察御史和五十二名给事中，都属于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从来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官员们的愤怒使他们下定决心采取另一种方式，他们直接向万历参奏张居正。

　　严格地说来，翰林编修上本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遭到反击的机会极大。但是他们熟读孔孟之书，研究历史兴亡之道，面对这种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如果不力加诤谏而听之任之，必然会影响到本朝的安危。

　　而且，本朝历史上集体上书的成例具在，最先往往由职位较低的人用委婉的文字上奏，以后接踵而来的奏章，辞句也会越来越激烈。皇帝因此震怒，当然会处分这些上奏的人，但其他的高级官员会感到这是公意之所在，就要请求皇帝的宥免，同时又不得不对问题发表公正的意见。

　　这样就迫使整个朝廷卷入了这场争端，即使抗议失败，鼓动舆论，发扬士气，揭发纠举的目的已经达到。哪怕有少数人由此牺牲，也可以因为坚持了正义而流芳百世。

　　纠举张居正的事件按照这一程序开始。

　　最先由两名翰林以平静的语调在奏章中提出：因为父丧而带来的悲痛，使张居正的思想已不能如以前的绵密。强迫他夺情留任，既有背于人子的天性，国家大事也很难期望再能像从前那样处理得有条不紊，所以不如准许他回籍丁忧，庶几公私两便。

　　在两名翰林之后，接着有两个刑部官员以激烈的语气上书，内称张居正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置父母之恩于个人名利之下。如果皇上为其所惑，将带给朝廷以不良的观感，因此恳请皇上勒令他回籍，闭门思过，只有如此，才能对人心士气有所挽回。

　　张居正既被参奏，就按照惯例停止一切公私往来，在家静候处置。但是暗中的活动并没有停止，他的意图会及时传达到冯保和代理阁务的二辅那里。

　　个中详情，当然没有人可以确切叙述。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严厉的朱笔御批，参张的官员一律受到严惩。他们的罪名不在于触犯首辅，而在于藐视皇帝。

　　圣旨一下，锦衣卫把四个犯官逮到午门之外。两个翰林各受廷杖六十下，并被予以“削籍”，即褫夺了文官的身分而降为庶民。另外两个官员因为言辞更加孟浪，多打二十下。打完以后再充军边省，终身不赦。

　　掌刑人员十分了然于犯官的罪恶，打来也特别用力。十几下以后，犯官的臀部即皮开肉绽，继之而血肉狼藉。受责者有一人昏死，嗣后的复苏，也被公认为是一个奇迹，另一人受刑痊愈之后，臀部变成了一边大一边小。

　　刑罢以后，锦衣卫把半死半活的犯官裹以厚布，拽出宫门之外，听凭家属领回治疗。有一些官员向犯官致以慰问，被东厂的侦缉人员一一记下姓名，其中的某些人且在以后被传讯是否同谋。

　　皇帝的行动如此坚决而且迅速，无疑大出于反张派的意料之外。皇帝紧接着又降下敕书，内称，参奏张居正的人假借忠孝之名掩盖一个大逆不道的目的，即欺负朕躬年幼，妄图赶走辅弼，使朕躬孤立无援而得遂其私。此次给予杖责，不过是小示儆戒，如果有人胆敢继续顽抗，当然要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这样严肃的语气，等于为再敢以行动倒张的官员预定了叛逆罪，使人已无抗辩的余地。这一恐吓立即收到应有的效果。除了一名办事进士名叫邹元标的又继续上疏弹劾以外，没有别人再提起张居正的不忠不孝。

　　事情就此结束。最低限度在今后五年之内不再有人参劾元辅，非议夺情。至于那个邹元标，由于奏章呈送在敕书传遍百官之前，因此加恩只予廷杖并充军贵州。此人在以后还要兴风作浪，这里暂时不表。

　　张居正用布袍代替锦袍，以牛角腰带代替玉带，穿着这样的丧服在文渊阁照常办事。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停发他的官俸，但同时命令宫中按时致送柴火油盐等日用品，光禄寺致送酒宴，以示关怀优待。

　　倒张不遂的官员大批挂冠离职，他们推托说身体衰弱或家人有故，所以请求给假或退休。此时北京城内还发现传单，内容是揭露张居正谋逆不轨。东厂人员追查传单的印制者没有结果，只好把它们销毁，不再呈报给皇帝，以免另生枝节。

　　次年，即1578年，张居正服用红袍玉带参与了皇帝的大婚典礼。礼毕后又换上布袍角带回籍葬父。他从阳历4月中旬离京，7月中旬返京，时间长达三个月。即使在离京期间，他仍然处理重要政务，因为凡属重要文件，皇帝还要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多公里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区处。

　　张居正这一次的旅行，排场之浩大，气势之烜赫，当然都在锦衣卫人员的耳目之中。但锦衣卫的主管者是冯保，他必然会合乎分寸地呈报于御前。

　　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伕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伺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张居正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而且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和元辅张先生行宾主之礼。

　　队伍行抵河南新郑县，张居正见到了被废乡居的故友高拱。两人相见，恍如梦寐。张居正尽力弃嫌修好，指着自己的鬓边白发，对高拱感慨不已。高拱当时已经老病，两人见面后仅仅几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

　　1578年前后，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最高点。这种罕见的情谊在张居正离京以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张先生启奏说，他前番的被攻击，原因在于一心为朝廷办事，不顾其他，以致怨谤交集；万历则表示他非常明白，张先生的忠忱的确上薄云天。说完以后，君臣感极而泣。

　　张居正回籍葬父，这三个月的睽违离别，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长久。待至元辅返京，万历在欣慰之余，更增加了对张先生的倚重。

　　这年秋天，张居正的母亲赵氏，经由大运河到达北京。不久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太后相见，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并赠给她以各项珍贵的礼品。

　张居正夺情之前后，他到底是不想丁忧，正值神宗用人之际，顺水推舟加皇明在身

千年骷髅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的准备和积累，而要想维持这种成功，就必须把已经掌握的权力牢牢地抓在手中，否则，一旦失去，就兵败如山倒，再也难以挽回了。且不说这个道理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不过在张居正的心里，这就是一句至理名言。他不允许自己失败。

为了把万历皇帝培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圣主”，张居正不惜采用严厉的家长式作风来管教万历，尽管万历皇帝的心里对此颇有一些不满，但归根到底，这位万历皇帝还是明白事理的，不会因为这样一些小事而对张居正如此记恨。真正让张居正死后被论罪抄家的祸根，乃是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发生的“夺情”事件，因为这一次，他把朝廷中大部分官员都得罪了。

群臣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一年前被学生刘台上疏弹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还只是言官，一群偏执狂而已，张居知道与言官作对没什么好结果，但他还是做了，因为他觉得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而这一次，他把大部分的官员都得罪了，这也是迫不得已，自己的老师徐阶可以在进退两难的时候选择退休，但自己根本没有退路，硬着头皮向前走，自己还有可能获得成功，若是屈服后退，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身败名裂。

明清时期，朝廷官员不论身居何职，一旦遭遇父母去世的变故，就应该马上停职，回家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之后，再由朝廷起复，是为“丁忧”。官员丁忧期间，朝廷不得强迫他们出来做官。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为了国家大事，朝廷还是有权力剥夺孝子对先人的孝心的，也就是让父母去世的官员不回家丁忧，继续在朝廷处理政务，这种做法被称为“夺情”。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死。十天以后，张居正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请了一天假。随即，万历皇帝也从内阁中的另外两位大臣吕调阳、张四维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亲手写了一封诏书，派人送到张居正家里，以示安慰。按照惯例，张居正也应该向皇帝上书，请求皇帝让自己回家丁忧。但是，辛辛苦苦几十年才熬成了首辅，任谁都不甘心如此轻易地离开这个位置。张居正请假的这一天，伤心总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说起自己的父亲，张居正便有满腹的牢骚。老头子的最高功名是“秀才”，还是二十岁时考上的，而张居正十三岁时就已经是秀才了。十六岁时，要不是因为 顾璘先生有意安排张居正落举，恐怕老头子的脸上就更挂不住了。不过，张文明终究还是不如自己的儿子，十九岁时，张居正考上了举人，张文明依然是秀才；二十三岁时，张居正考中进士，张文明还是秀才——与张居正步步高升同时进行的，是张文明百折不挠地连续七次参加乡试，希望能在秀才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又过了两年，张居正进了翰林院，张文明才心有不甘地扔掉了考笔，在家过起了逍遥快活的日子。

十九年前，张居正因为政治上的不成熟请假回家，到家一看，为老不尊的父亲又让他十分难堪。张文明人老心不老，不仅贪财，而且好色，张居正心里很不痛快，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好搬到山里隐居了起来。张文明一看，嗬！你小子中了进士，当了翰林，现在请假回家，居然就敢不认爹了。所以，张文明和漂亮姑娘快活完以后，就系好裤子，来到张居正的隐居的山里摆摆当爹的谱儿。张居正被气得有点儿哭笑不得。

后来，张居正进入了内阁，并一步一步地当上了首辅，张文明随着儿子官位的升高也变本加厉，愈发地有恃无恐。病逝之前，张文明的身体可谓是老当益壮，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搂着跟自己孙女差不多大的小妾共度春宵。这倒也没什么，毕竟才子风流嘛！让张居正感到担心的是，自己在京城严厉地拒绝了别人送给自己的贿赂，老爹却在家里乐呵呵地从别人手里接过了银子。更有甚者，张文明还勾结当地官府，霸占了辽王的府邸。张居正不是不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几次给老爹写信，暗示他要收敛一点，但张文明置若罔闻，依然故我。张居正没有办法，甚至想把老爹从江陵接到北京——在自己眼皮底下，爹或许还能乖一点儿。张文明也不傻：我到北京去了，先不说钱还能不能收到手，单是那貌美如花的姬妾，自己怎么好意思在相府里跟他们打情骂俏呢！所以，尽管张居正多次请父亲去京城，都被张文明拒绝了。

张文明病重之时，也曾让人给张居正送了几封信，希望他能回家看看。但张居正出于自己的打算，并没有满足父亲的心愿：万历皇帝明年要大婚，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大婚之后，李太后就不再干预政事，权柄自然也就会从太后手里移交给皇帝。与其说是婚礼，倒不如说是一场权力交接仪式，这其中暗藏着多少变数，谁也说不清楚。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老爹病了，催儿子回家，张居正心疼老爹，但更心疼自己辛辛苦苦才坐上的首辅宝座。人在，权力就在，首辅的位置别人就抢不走；要是回家了，三两个月，老头子的病好了还没什么；万一老头子没挺过去，那就不是仨月俩月能解决的问题了，而是三年啊！这三年中间，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如果自己不回家，还可以考虑“夺情”，但如果自己一旦回家，老爹再死了，那么即使皇帝下旨“夺情”，自己也不可能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这道圣旨。所以，还是留在京城比较好，最后，张居正没有请假，只是对别人说，等明年三月皇帝大婚之后，自己在请假回家看望父亲。也就是说，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必须让自己病危的状态维持半年以上，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做到忠孝两全。

没想到，老爹到死也不愿而给儿子帮帮忙，根本没给张居正准备的时间，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张居正心里立刻就“咯噔”了一下。父亲死了，怎么也得表示一下自己的悲痛，所以必须要请一天假，不能上朝议事。张居正这么做有以下几个目的，一、表明自己确实很哀恸；二、思索下一步该怎么做；三，观望一下皇帝和群臣的态度。

果然，在把自己请假的原因告诉同僚吕调阳和张四维之后，吕、张二人马上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万历皇帝。虽然已经是即将成婚的人了，但万历皇帝显然没有想太多的事情，他只是按照惯例，给张居正下了一道安慰的诏书：

“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已弃世十余日，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如何。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可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从这封诏书中，看不出皇帝有挽留张居正的意思，不过皇帝赐给张居正的丧仪，却是异常的丰厚，光是白银就有五百两之多。与圣旨和皇帝的丧仪同时送达的，是两位太后赐给张居正的丧仪，同样也十分丰厚。

张居正不想回家为父亲丁忧，这不是孝顺不孝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自己权力得失、甚至身家性命的重大问题。刘台事件中，自己虽然大获全胜，但已经得罪了相当多的言官。一旦自己失势，那必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灾难，尽管自己为官清廉，但父亲在家乡干下的勾当也给言官们留下了足以令张居正身败名裂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自己正在进行变法，一旦自己回乡丁忧，那变法必将半途而废，所有努力也将付之东流。所以，自己绝对不能离开朝廷，那么办法只有一个——夺情。

当然，这种话不能由自己来说，凭借自己在官场多年磨砺出来的经验，张居正还是有信心实现自己被“夺情”这个目的的。首先，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的李太后、冯保是不希望自己这样一个坚定的盟友离开朝堂的，万历皇帝是自己的学生，朝廷所有的大事他都要仰仗自己，他必然也不愿意让自己回家。剩下的，就看其他同僚的了，这些人中，有的依附于自己，有的冷眼旁观，有的肯定希望自己早点滚蛋。对于这一点，张居正也做到了心中有数，他相信，有了皇帝、太后、冯保和部分大臣的支持，反对自己“夺情”的人最多只是发两句老生常谈的牢骚就会偃旗息鼓了。

事实证明，张居正预料到了事件的结局，却没有预料到事件的经过会如此曲折和艰难。

名利二字，自古都是名在前，利在后，权力不仅能让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当然虚名是掌握权力者的目的之一，但人们往往更加注重那个“利”字，对张居正而言，自己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他没指望能靠当官来获得更多的财富，而是希望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干出一番事业，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整个政局；但对于其他人而言，没有谁不希望自己获得更大的权力呢？向权力最大的那个人靠拢，也就意味着自己的官位有了提升的可能。

趋炎附势的人哪朝哪代都不缺，张居正深得君宠，权倾天下，抱他粗腿的大有人在。

果然，关于张居正去留的问题，立刻成了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不久，户部侍郎李幼孜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立即起复张居正，表章的大概意思是：皇帝在名义上批给张居正三个月丧假，但张居正却用不着回江陵老家，仍然留在京城，随时做好接受皇帝顾问的准备，遇到大事甚至可以直接批阅公文！起复，本来应该是丁忧官员在守丧满二十七个月之后，才能官复原职，重新回来上班。说白了，李幼孜所谓的“立即起复”，跟“夺情”根本就是一回事。

在张居正之前，确实也有过“夺情”的先例，如宣德元年的金幼孜、宣德四年的杨溥、成化二年的李贤，三人都是内阁大学士，在遭遇丧亲之痛时，皇帝特批他们立即起复，穿着丧服办公，不用回家丁忧。

但从正统十二年开始，考虑到“夺情”对大臣的心理伤害太大，皇帝便明令禁止了这一做法。自此以后，凡是亲人去世的官员，一律都回乡丁忧三年，从未出现过例外。

此前，吕调阳、张四维两位内阁大学士以及多位大臣出于公心或私心，都曾经向皇帝建议，仿照杨溥等人先例，对张居正“夺情”。可能是顾忌先帝的禁令，万历皇帝迟迟没有做出批示。过了几天之后，皇帝才突然明白，自己是离不开张先生的，国家更离不开张先生。所以，没有任何犹豫，就批准了李幼孜的奏请。

张居正对李侍郎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满意。首先，李幼孜一向被那些道学家们尊为领袖，如果连视忠孝礼义为生命的道学家们都支持张居正起复甚至是夺情的话，那么事情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其次，李幼孜的官职是户部侍郎，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由礼部、吏部的官员上表请皇帝下旨夺情的话，显然是于理不合——礼部、吏部应该支持张居正丁忧守制才对，若是请皇帝下旨夺情，不仅违反了制度条例，而且巴结张居正的味道也未免有点儿太明显了。户部则不然，丁忧守制的制度约束不了这个机构的官员，他们大可以畅所欲言。对即将大婚却依然年轻懵懂的万历皇帝来说，张先生留在朝廷显然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在他的心理，他也是希望张先生能够留在自己身边的，所以李幼孜的奏请一呈上来，立刻就得到了批准。李侍郎李大人既然已经开了头，那么其他的官员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请求皇帝下旨明张居正夺情的奏章如雪花般纷至沓来，万历皇帝大笔一挥，一概照准。

张居正按捺住心中的兴奋，把自己请求回乡丁忧守制的公文递交到了礼部。礼部官员哪敢怠慢，赶紧呈给万历皇帝批阅，万历皇帝同样是大笔一挥——不准。但张居正却表现得诚惶诚恐，接二连三地继续向皇帝告假还乡。张居正心理很清楚，这是在演戏，不过演戏就要演得逼真一些，只要不把戏演成真的就行，要不怎么说“逼真”呢，逼近真实，但不是真实。万历皇帝连批了几个“不准”之后，张居正觉得戏演得差不多了，于是向皇帝抛出了自己精心构思很久的“折中方案”：在父亲去世后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上朝，七七之后开始上朝。按照规定，丁忧守制的二十七个月之内，官员是没有俸禄的，所以尽管我上朝议事，但二十七个月之内不领俸禄，以尽孝道。万历皇帝自然没有不准之理，但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皇宫的御膳房每天做好一顿丰盛的饭菜，送到张居正的府邸，算是对他不领俸禄的补偿。

“夺情”的目的似乎很顺利地就实现了。从一开始，朝中的大臣就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支持张居正“夺情”，另一派则坚决反对。张居正事先的预想是：肯定会遭受言官方面的弹劾，就是其他大臣，也一定会有人建议皇帝让自己回老家丁忧，“夺情”应该遇到很大阻力。没想到，当以李幼孜侍郎为首的部分大臣连连上奏、请皇帝下旨“夺情”的时候，当自己假装坚持回乡丁忧却被皇帝驳回的时候。尽管大部分群臣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亲自上门劝告自己，但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反对。这固然与张居正暗中知会冯保，请他从中周旋有关，但事情似乎有些出奇的顺利了，越是这样，张居正的心里反而越没底了。

暴风雨来临的前夜总是异常安静，安静得令人感到压抑。

言官，以及那些因为张居正变法而利益受损的人，他们真的无动于衷、或者仅仅是在私下里议论几句就了事了吗？当然不是，这些人怎么会错过这样一个可以赶走张居正的大好机会呢？他们之所以没有说话，只因为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来一个总爆发。

这些人的等待并没有持续多久，或许连老天都不再眷顾张居正了，夺情之事眼看就要尘埃落定之际，天上突然出现了彗星扫过织女星的异象。这一下，张居正那些蓄势待发的政敌们终于要一显身手了！

彗星出现虽然只是自然现象，但在当时却可以算得上是一件与国家兴亡关系密切的大事。要知道，从古至今，人们都认为彗星的出现意味着国家将要出现灾难，不是皇帝昏庸无能，就是出了什么乱臣贼子。即使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张居正，也认为自己这次是太倒霉了，那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在老爹死后不久、皇帝下旨夺情的关键时刻出现，那帮对张居正敢怒不敢言的人正愁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开骂，老天就不失时机地给他们送了一个借口。在这些人看来，张居正身为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应该在忠孝节义方面为百官做出表率。但是现在，父亲去世了，张居正却因为留恋手中的权力而不肯回江陵老家丁忧守制，彗星恰在此时出现，不正是上天看到大明朝出了这样的不孝之子以后发出的严正警告吗？既然如此，那么当朝首辅、帝师张居正张先生，就应该下定决心，离开朝堂，为父亲丁忧守制。

不过，万历皇帝似乎对扫过织女星的彗星并不在意，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彗星，参考了前人的处理办法之后，万历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朕要和文武百官一起检讨自己的过失，尽量弥补，请求上天的宽恕。对于大家最迫切的希望，反而连提都没提。万历皇帝不可谓不聪明，群臣对张居正有意见，希望他回家丁忧，他心里明明白白：现在朝廷离不开这位张先生，朕离不开张先生，而张先生也不愿意离开朝廷，不愿意离开朕。所以朕就顺水推舟，让张先生夺情参政。不管你们对他有多么大的意见，朕只装作不知，打个马虎眼，大家相安无事就算完了。

这怎么能行，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眼看着皇帝就要把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终于有人憋不住跳出来指责张居正，说他即使不回乡丁忧三年，起码也应该回家主持葬礼，以后有了合适的机会再回来。令张居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当着皇帝的面站出来指责自己的人，居然不是言官，而是翰林院里的一位编修，这个人的名字叫吴中行。

更令张居正感到难堪和生气的是，这个吴中行是隆庆五年，由张居正这位主考官亲自选拔出来的进士，换句话说，张居正和吴中行有师生之谊。在古代，主持会试的考官被称为座师，被考官选中的进士即成为考官的门生，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师生关系，他们相互提携，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关系网。有的门生甚至在座师去世之后，为其守孝三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汉唐时期，这种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你吴中行居然敢攻击自己的老师，这个罪名比不孝也差不到哪里去啊！不过吴中行自有自己的根据，人伦之中，以父子的关系最重，其次是君臣，而师生关系显然没有前面两种关系重要，在吴中行看来，自己是舍弃了师生之谊，来维护子对父的孝、臣对君的忠，不仅无罪，反而有功！

还没等张居正心中的愤怒开始发作，在吴中行上疏的第二天，张居正的又一位弟子、与吴中行同为翰林院编修的赵用贤，也向皇帝上了一封奏章，内容与吴中行一样，都是要求张居正回家主持葬礼。一年以前，一个刘台，就已经让张居正感到了莫大的羞辱，甚至逼得他险些辞职。现在，竟然一下子跳出两个学生来指责老师的错误，张居正受到的刺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但这还没有完呢！张居正的同乡，刑部员外郎艾穆与另一位刑部官员沈思孝联名向皇帝上疏。两个人的口气更为强硬，直接要求张居正辞去首辅之位，回乡守制。这下，张居正的心里已经不单单是愤怒了，他有些伤心地说道：“以前严嵩做首辅的时候，有很多人上疏弹劾他，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同乡。现在看来，我这官当得简直不如严嵩了！”

由此可见，即使强硬如张居正这样铁腕人物，要想冲破阻力做点事情，也必须要经历千难万险！

吏部是六部之首，此前，万历皇帝已经亲口告诉吏部尚书，让他代表吏部出面上表，恳求皇帝留住张居正。礼部官员也分成两派，一派敦促礼部尚书按照皇帝的旨意办，另一派却坚决反对这样做，最后还是反对这样做的官员占了上风。吏部尚书和礼部侍郎一商量，决定以“有碍礼义廉耻”为借口，拒绝皇帝的要求。这样一来，吏部也闹成了一锅粥。

在这种乌烟瘴气的情况下，张居正显然是不方便出面做些什么的，即使他想报复弹劾自己的两个门生，一个同乡，也必须通过皇帝、通过冯保来进行。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上疏，请求丁忧守制。万历皇帝本来就不想让张居正走，再加上李太后和冯保在耳边不断地劝说自己，更加坚定了对张居正夺情的念头。不过，这位皇帝显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几次驳回张居正的奏章，都是一样的说辞：先生是先皇的顾命大臣，自己年纪还小，能力不足，需要先生的辅佐，所以先生一天也不能离开京城。

如此翻来覆去地折腾，张居正终于有些烦了，他忍不住发起了牢骚：朝堂上人才济济，哪个不是栋梁之材，为什么只有我不能离开？

皇帝被张居正这番话给问愣了，正当他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有个倒霉蛋儿主动凑了上来。此人名叫邹元标，他上疏给皇帝，大概意思是说：您一直说自己能力不足，需要张居正辅佐，甚至连一天都不能离开。万一有一天张居然突然死掉，您的能力就不用培养了吗？若是放纵张居正这样的行为，那么后人也会效仿这种行为，甚至是谋朝篡位。”如果这番话在私下里说说，倒也罢了；但把它写在纸上，交给皇帝去看，就说明是这个人属于典型的没事儿找抽。果然，万历皇帝看完奏疏后龙颜大怒——这番话不仅攻击了朕，还用恶毒的语言诅咒朕的张先生，连日来压在皇帝心头的怒火也爆发了：打，给我狠狠地打！

当然，这也是冯保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的结果。

万历皇帝下诏：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逐出京城，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发配边地，不在大赦之列；邹元标廷杖八十，发配边地。

处罚结果公布以后，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都大吃一惊，单是廷杖，就足以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对这些人造成巨大的摧残了，现在居然还要发回原籍、充军发配，甚至永不叙用，那不就意味着这几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了吗？于是，礼部尚书马自强、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以及其他主张或不主张张居正“夺情”的大臣，同时来到张居正的家里，为将要受刑的五个人求情。不管政见如何不同，这些官员都有这样一种看法：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张居正既然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犯不上赶尽杀绝。对张居正来说，如果弹劾自己的几个人跟自己没有师生的关系、同乡的情分，自己也不会见死不救的，就算要报仇，也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对张居正的打击太大了：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学生居然接二连三的弹劾自己；奸臣如严嵩者，都没有被同乡弹劾过，自己难道还不如严嵩吗？所以，一定要给这帮人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马自强是第一个来到张居正家里求情的人，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半天大道理，哪怕是把这几个人的廷杖免除也行。要知道，屁股上虽然皮肉肥厚，但如果往死里打的话，一个正常人是绝对承受不了六十杖的，往往打到二三十仗，犯人就被打死了。张居正听马自强说了半天，一句话都没有说，最后，他索性给马自强跪下了，嘴里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您就饶了我吧！”马自强知道自己无法说动张居正，长叹一声，转身走了。

王锡爵知道以后，带着十余位官员一起来到张居正家的门口，张居正传出话来：“不见。”他们在门口等了很久，其他官员无奈地走了，王锡爵不甘心，干脆硬闯进了张居正家的客厅，见到了正在父亲牌位前跪着的张居正，以激烈的言辞指责张居正。

张居正明确地告诉王锡爵：这是皇帝的意思，与我无关。

王锡爵直接顶了回去：皇帝的意思？皇帝难道不是因为您才决定处罚他们的吗？

张居正无话可说，突然拔出了挂在墙上的一把宝刀，跪倒在地，把刀递到了王锡爵面前：皇帝让我留下，你们让我走，我能怎么办？你杀了我算了！你杀了我算了。

王锡爵大吃一惊，慌不择路地逃走了。

事情无可挽回，吴中行等五个人到底还是要执行廷杖，张居正出于内心无可压抑的愤怒，事先暗示负责行刑的锦衣卫：往死里打。

既然得到了这样的指示，锦衣卫也不再犹豫，一顿板子下来，几个人血肉横飞，幸亏他们还年轻，身体也还结实，最终没有被打死。

五个人虽然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正直的名声却传遍天下，更令张居正没有想到的是，除了自己的死党之外，原本一些支持自己“夺情”的官员，也因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专横而倒戈了。

张居正原本以为，经过这样的震慑之后，其他官员一定不敢再向皇帝上书弹劾自己了。没想到，他想错了，而且大错而特错，其他官员看到吴中行等五个人被处罚之后，反而群情激奋，继续向皇帝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最后，万历皇帝也放出一句狠话：

胆敢再弹劾张居正夺情者，格杀勿论！

这句话像一枚威力无比的炸弹，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沉寂，所有人都老实了，“夺情”风波至此告一段落，张居正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但是，张居正真的赢了吗？起码张居正的心里并没有尝到胜利的喜悦！这是一次两败俱伤的争斗，谁都没有占到便宜，而损失最大的，还是张居正！张居正“夺情”，如果以低调、温和手法去处理，是不会酿成这么大的风波的，但因为他过于相信手中的权力，过于相信皇帝的权威，最终失去了人心，为自己死后被反攻倒算埋下了祸根。

那几个被惩罚的官员，他们虽然皮肉受苦，但在精神上却获得了胜利——名头响了！几千年来一直追求“文死谏、武死战”的迂腐中国官员们，不就是追求一个“正直”的好名声吗？与这些人不同的是，张居正是一个现实的人，他更在乎握住手中的权力，推行自己已经考虑成熟的改革方案，造福天下苍生，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个目标更重要，张居正不是圣人，只是一个一心想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人。张居正明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付出代价，只不过，代价未免太大了。

张居正苦心经营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望和威信，在短短几十天的“夺情”风波中一下子垮塌了，后人在史书上，不知道会用如何恶毒的语言来涂抹这浓重的一笔。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那么我张居正索性就无所顾忌的前行到底吧！

再唠叨两句，“夺情风波”对张居正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徐阶、高拱被赶下台的事实，刘台、吴中行弹劾恩师的教训，使张居正不敢再相信任何人。此后，他举荐任用的官吏，都是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小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张居正这位不世出的天才，尽管在内心深处也有成为圣人的想法，但终究还是性格上的缺点而犯下了许多错误。不过唯有如此，也才让我们觉得，张居正就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得尽善尽美。

东宫彧卿

公元1573年，在位8年的明穆宗朱载垕驾崩，10岁的太子朱翊钧在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的拥戴下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万历，后世称其为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即位，也正式拉开了他和张居正之间11年爱恨情仇的序幕。

明朝中后期，宦官干政已经成为惯例常态。10岁的万历皇帝在政治上是个“小白”，面对繁纷复杂的朝局可以说是束手无策。但是，他必须得在短期内平衡宦官集团、文官集团以及勋亲贵族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内阁首辅高拱年事已高，已经缺乏进取的激情，于是，次辅张居正成了办理此事的最佳人选。张居正找到宦官集团的首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冯保被张居正坦诚忠贞的气度所感化，答应配合张居正共同扶保幼主，做出一番大事业。随后，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将首辅高拱排挤出朝，自己担任首辅，大权独揽。自此，内阁文官集团和宫内宦官集团和平相处，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唯一成功的案例。

不久以后，张居正又担任了万历皇帝的经筵首席讲官，成为小皇帝名正言顺的师傅。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对小皇帝的教育十分重视，授权张居正可以严厉管教小皇帝。张居正尊令而行，努力尽到了严师的责任，但是也给正处于叛逆期的小皇帝心中留下了仇恨的阴影。据史书记载：张居正有一天给万历帝讲解《论语》，其中有一句“色勃如也”，万历帝将“勃”读作bei, 张居正听见后，竟然勃然大怒，须发直竖，厉声训斥万历帝道：“当读作bo！” 小皇帝受此突然的惊吓，心中对张居正十分不满，只是碍于师徒名分，隐忍作罢。多年以后，万历帝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提到已故的张居正时，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说：“太师向来视我为童稚，殊可恨也！”

还有一件事情，使年幼的万历帝对张居正的憎恨无法释怀。当时为了教育好小皇帝，李太后经常会单独召见张居正进后宫商讨教学方案，并询问万历帝的学习情况。李太后此时还不到30岁，青年美貌，索然寡居，频繁召见内阁首辅，无可避免地会引起外界的漫天谣言。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万历皇帝的耳朵里，使他大为恼火，心中的这笔恶账自然就记到了张居正的头上。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这种情况在古代有个专用名词，称为“丁忧”。按照惯例，张居正必须辞去内阁首辅的职务，回家为父亲守孝27个月。张居正甫掌朝权，风头正盛，怎么甘心主动辞职回乡守制？于是，他一方面静观万历帝及其他官员对此事的反应，一方面暗中指使御史言官纷纷给皇帝上书，请求允许自己暂时不回乡守孝，继续在朝中处理政事，也就是所谓的“夺情视事”。面对众言官的奏折，聪明的万历帝其实一眼就看穿了他们是受张居正唆使，但是碍于师徒之名和李太后的面子，最终还是批准张居正可以“墨絰问政”，也就是穿戴着孝服处理政务。

由此可以看出，张居正之所以可以“夺情”而不用“丁忧”，完全是不愿意放弃手中掌握的权力；而万历帝虽然看穿了张居正的居心，但碍于种种情面，只好顺水推舟，准予其“免于丁忧，夺情视事”。这也为张居正死后家产被抄、子孙萧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棒槌袄袄

神宗的态度十分明确，部分朝臣也支持张居正夺情

在宗法社会里面，政治就是教化，官吏就是师长，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首先要履行孝道，给亡父守制。因而，张居正照例咨行吏部，题请回原籍守制。吏部随即接到圣旨：

陆麒麒

张居正是不想丁忧的。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即“张居正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制定了“富国强兵”、“欲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改革吏治，重用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抵御鞑坦部落侵犯，同时治理黄河，鼓励农耕。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役总为一体，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一条鞭法的推行益于农民，然而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抵制。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在江陵去世，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按照大明例律，他必须“丁忧”，也就是去官离职守孝三年后才能复出。但是当时是变法最关键时期，如果张居正“丁忧”三年，政敌必重掌朝政改回旧制，张居正深知“丁忧”的后果，于是就和内廷太监冯保密谋“夺情”。 授意 当时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两人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谓之：“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并虚佯上疏乞恩守制：“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

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请旨到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返京，其间朝廷有关事宜需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遂张居正在奉旨奔丧期间包括行路间一直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执国事于掌握之中，运筹于帷幄之中，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耽误影响国事。

因长年带病工作，积劳成疾，张居正后来病重生命垂危。但即使在其病重的最后三个多月里，他处理了蒙古叛乱，用张佳胤平定浙江兵变和民变，任用李成梁取得镇夷堡大捷，使辽东安危解除障碍。不能进食时还念叨万历新政进展情况，嘱咐皇帝按照新政法规施行，必然能使明朝化解为难，立于不败之地。万历皇帝曾有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了。”意思是：先生的功德今生没法报答完毕，我要对你的子子孙孙照顾有加。作为臣子，能得到主人的首肯赞扬，保证，再多的艰辛苦难都值得。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故。成就了巡抚顾麟对他的评价 “国器也”，他的二儿子张懋修说的“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他曾写书言志“愿以身心奉尘刹，不矛自身求利益”，“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的确如此。

刘文广

张居正夺情一事发生在他当宰相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朝廷还掀起了一场辩论。

在张居正推行改革期间，他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了。按照习俗和规定，在朝为官的人员，如果祖父母、父母去世了，要回家进行守制27个月。张居正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心中很是纠结，走还是不走，成了一个问题。张居正正在家中思考的时候，听闻朝中的官员已经纷纷靠拢次辅吕调阳，这让张居正十分惶恐和担心。

他的为官之路如今已经很顺坦了，如果等他回家守制27个月，回到朝廷后，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张居正越想越觉得惶恐，对回家守制这一事便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张居正也得知，明神宗和李太后都需要他的辅佐，于公于私都不应该回家守制，但是这是明朝的礼制，身为宰相却不以身作则，以后别的官员又如何来遵守。

在张居正再三思量之下，设计了“多情”这一活动。他和冯保等人在私下商议，冯保赞成张居正夺情这一方法，张居正还从私下打探到，明神宗不愿意让他回家，朝廷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张居正一走，朝廷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商量的大臣，内心十分苦闷。而张居正便把自己不想回家守制这一想法，让旁人反馈给了明神宗。明神宗知道后，很是高兴，便在朝廷之上和张居正上演了一部夺情戏码，明神宗以朝廷需要人才为由，挽留张居正，张居正便装作勉为其难的答应。于是，张居正便没有回湖北为父亲守制，依然在朝廷推行改革。

张居正的做法引来了很多大臣的不满，他们批评张居正没有礼仪，是贪图宰相之位。后来，明神宗为了彰显自己的话语权，对此事发表过不满话语的大臣都给予了处置。

解析张居正玉娘之间的关系

张居正和玉娘是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中的人物。这部电视剧根据熊召政所著《张居正》一书改编，讲述了宰相张居正的一生。

张居正和玉娘的忘年恋也成为了电视剧的一大看点。玉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子，她能唱歌能弹琴、会吟诗歌会作对，是一名才貌双全的女子。但是她的身世很可怜，因为长相貌美、多才多艺，便被送给当时的宰相高拱。最后几经波折，张居正将玉娘救于水火之中，玉娘很是感激张居正。

玉娘和张居正在诗词歌赋上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见解，所以在慢慢的相处中，暧昧的情愫便产生了。张居正对玉娘，玉娘对张居正，彼此之间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张居正此时已经50多岁了，面对年轻貌美的玉娘，自然会有爱慕之情。

在这部电视剧中，唐国强饰演了张居正，杨雪饰演了玉娘。有的观众说，这是这种忘年恋才能突出人性的解放，又有观众认为，张居正和玉娘这段忘年恋在电视剧中存在的意义不大，因为这部电视剧里的张居正，为人正直、甘愿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这种大爱的精神在张居正身上完全展现出来了，张居正整个人被塑造的完美无缺，但是历史上的张居正也有自私自利的一方面，面对权力以及美女，也有心动的做法。所以，这部电视剧的忘年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张居正到底居正不居正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宰相，也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宰相之一。他和明神宗推行的万历新政，对挽救明朝摇摇欲坠的统治起到一定的作用。明神宗十岁就登基掌握政权，他的母亲李太后自然要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来辅佐明神宗，此人恰是张居正。

万历年间，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为铁三角，他们在辅佐明神宗处理政事方面，是不余遗力。因为张居正和李太后的关系过于信赖和亲密，坊间便有了“黑心宰相卧龙床”的传言，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

张居正相貌堂堂，仪表不凡，在明神宗登基之后，张居正为明神宗的生母李太后正名，并且尊称李太后为“慈圣皇太后”，张居正的这一做法深得李太后和明神宗的欢心。渐渐地，李太后对张居正信赖有加，将明神宗全权交与张居正负责，张居正也把明神宗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尽力的培养。传闻有一次，张居正在考上进士那一年，有一名叫艾自修的同学，这位同学落榜了，张居正作了一个对联，“艾自修，自修没自修，白面书生背虎榜”。艾自修听后很生气，认为是张居正故意奚落他，心中便生恨意。一次，艾自修路过张居正门前，想找他聊天，听家人说张居正在后花园赏花，艾自修便前往找张居正。刚进后花园看见张居正的背影晃了一下就不见了，艾自修急忙跑去用宝剑斩断将张居正衣服一角。后来，艾自修查到了张居正的后花园有一个地道，通向了李太后的卧室。于是艾自修便拿出证据指责张居正，并做出下联来嘲笑张居正：“张居正，居正不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

这便是“张居正居正不居正”的由来。

张居正和严嵩都是明朝的宰相，纵观他们俩人的一生，也有相同点。虽然严嵩被后人称为奸相，遗臭万年，但是严嵩和张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有相似的经历。

张居正和严嵩都是天才级别的人物，他们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展现出很高的才情，年纪轻轻都已进入官场；第二点就是张居正和严嵩在书法和文学造诣方面都有很不错的成就，张居正的行书写的很好，诗词都还不错，而严嵩的书法造诣很高，并且擅长写青词。第三点就是，张居正和严嵩都有一位良师益友，张居正的良师益友是徐阶，严嵩的是夏言。夏言和严嵩是老乡，夏言很提拔重用严嵩，但是严嵩却出卖迫害了夏言，最后夏言去世之前，又对徐阶进行了拉拢和培养，最后徐阶推翻了严嵩。张居正做宰相一方面是自己的斗争结果，另一方面是冯保和高拱在斗争中，张居正获得了利益。除此之外，俩人的下场都很凄惨。张居正生前死后都很光荣，但是在不久之后，便遭到反对党派的迫害，明神宗下令对张居正的家进行抄查，还对他的家属进行流放，最后家中所剩人员寥寥无几；严嵩晚年更是饿死街头，还遭遇了千古骂名。

但是他俩对政治上的不同追求，又致使他们在历史上的评价不同。严嵩做了宰相之后，利用职位之便大量的敛财贪污，成为一位奸臣；而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使明朝的统治得以延续60多年，而这一切都与张居正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被抄家是怎么回事

对于张居正的一生，后人肯定他在政治上的伟大贡献，同时对张居正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不同的评价。

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家属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中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被反对派报复了。张居正在推行万历新政期间，用了很多铁腕政策，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了重新的规划和构建，恰恰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损害了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这便招来他们的反对，但是张居正依然不为所动，继续施行改革方案，这让贵族阶层很是怨恨。加上，张居正和冯保合力，陷害宰相高拱，这让朝中很多大臣都不满意张居正的做法，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之后，张居正没有以身作则的回乡为父亲守制27个月，这件事情，更是引起了朝中的不满。

因为这件事情，明神宗还处罚了很多官员。这些官员因为张居正地位显赫而敢怒不敢言。在张居正去世之后，遭到贬谪的官员陆续恢复职位了，张居正的反对政党们便向明神宗谏言，说张居正改革的种种弊端。而且，他们还找来人证证明张居正在为官期间，利用自己职位优势，在外面大势敛财，以及状告张居正在回乡过程中，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轿子。这些说词很快便让明神宗起了疑心，他下令抄张居正的家，收出他的钱财，据说，后来收到了财产十万两，和大贪官严嵩相比，根本是九牛一毛。但是正是这十万两，让张居正背上了贪官的名声。有人说，如果按张居正的俸禄来算根本没有这么多，试问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一个说法是，张居正本人不知情，是父亲和弟弟在外弄的钱财，要不然又何来张居正儿子书写欠条一事？

而张居正也差点落到了鞭尸的下场，张居正抄家事件持续了很长时间，大部分家属被流放活活饿死，下场十分凄惨。

张居正作品有什么

张居正是明朝万历年间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除此之外，张居正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张居正在政治方面，雄韬武略，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至今仍然被后人所拜读。

在张居正的一生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这是张居正的名言之一，从他的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张居正雷厉风行的处事态度，张居正认为天下的事情，立下法律条例很是容易，但是最难的就是法律条例和规则的执行。

书法方面，也有擅长的领域，行书就是他擅长的领域之一。

张居正的行书作品之一就是他的扇面行书，张居正的行书作品给人以美的享受。虽然他的书法作品不多，但是依然可以看见张居正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张居正的行书流畅富有力度，作品卷面看着整洁大方，这与张居正的性情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在朝中还结识了一位好友，此人便是冯保。冯保有很高的才情，在书法方面更是如此，张居正和冯保具有相同的兴趣，并且在政治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所以，他们俩人的关系就更为亲密了。在日常生活中，张居正和冯保也会在一起探讨书法的奥秘之处，所以，张居正和冯保彼此间的书法技巧也提高的很快。

张居正一生写了大量的政治治国文章，以及教育的文章，最后经后人整理为《张文忠公全集》，里面是对张居正一生在各个领域建树的总论。《张文忠公全集》里面涉及了张居正在辅佐明神宗处理政事之时，总结出有用的治国经验，至今仍然很适用。

成功始于勤奋9

你好，我是舟说，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张居正的夺情之谜应该说是封建社会一个头条新闻，为什么呢？

因为封建社会最基本的伦理纲常就是君君 臣臣 父父 子子，而张居正的夺情事件涉及到这里面的两个最基本关系，即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所以在当时乃至后来，上至朝廷官员下至黎民百姓都对这件事情一直有所争论，是当时街头巷尾热议的一个话题。

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有时候越简单的事情也越复杂，怎么讲呢？

1

在封建社会，在所有的伦理纲常里面君王才是最大的纲，然后才是其他方面，就是说服从天子高于一切。

张居正父亲去世，按道理说，应该回家守丧三年，也就是丁忧，但是天子这个时候不让他回去，他就不能回去，即使他孝心再大也不行。

天子这个时候是谁呢？是刚刚15岁的万历帝，而真正掌权的是他母亲李太后，他们母子俩这个时候非常倚重张居正，因为朝廷他们无法掌控，所以他们不想让张居正回家服丧，行丁忧之事，因此，就有了夺情事件（即张居正为年幼的万历帝他们母子夺去了孝亲之情）。

2

张居正能被后人不断书写，可不是仅仅因为这件夺情之事，而是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全方位的改革，让明朝重新焕发生机。

乾隆在《明史》中对张居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努力，才有了万历中兴，才让明朝的历史得以继续继续，看似有些夸张，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我们可以看看万历上位之前的明朝已经衰败到什么程度了。

①土地兼并严重，权势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强占了大量的土地，而这些人都拒不缴税，底层民众纳税过重，生活贫苦；

②徭役目录繁多，各地起义不断；

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

④边境受到蒙古人、女真人滋扰与进犯；

⑤自然灾害频发，黄河屡次决口。

应该说，当时下层人民生活已经水深火热中了，朝廷的力量尤其是财政收入也有衰弱之势，所以为了挽救大明王朝，必须要刀刃向内的勇气，进行刮骨疗伤似的全面改革。

张居正应该很早就看到了问题所在，就差一个机会。

所以，当上内阁首辅之后，他就直接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

随即开始实行改革，涉及内政、军事、水利、经济等各个方面。

张居正的初衷是好的，但是阻力太大了，涉及到的利益关系太多，权势阶层尤其是那些兼并土地、公饱私囊、不作为的皇亲国戚和高官大臣无不对张居正怀恨在心。

恰好这个时候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按道理说，应该回去服丧，但他的改革还没有成功，也得不到群臣的支持，而一去就是三年，他放得下么？

他显然是放不下的。

张居正明白，一旦他回去了，这期间可能发生很多事情，他前期的努力很可能将付之东流，甚至官位不保，性命堪忧。

所以，他策划了夺情之事。

应该说，张居正是不得已而为之，历史血淋淋的教训让他深知改革一旦失败就会革了他的命，所以，他才出此计策

这是各种利益关系相互斗争的结果。

①无力掌握朝局的万里母子也深知离开了张居正，他们啥都不是，只能被群臣所左右，所以他们必须留下张居正为自己服务。
②支持变法的掌印太监冯保也离不开张居正，他需要张居正为自己撑腰。

舟说

《明史》记载：御史曾士楚、给事中陈三谟等逐交章折请留。中行、用贤及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相继争之。皆坐廷杖，谪斥有差。

时彗星从东南方起，长亘天。人情汹汹，指目居正，至悬谤书通告。

万历皇帝下令，再有敢“谤”者，杀无赦。

死字当头，终于没人敢再争了。张居正顺利地留下来，并且在万历皇帝大婚时，“吉服从事”，全然忘记之前“青衣、素服、角带入阁冶政”的规矩。

诚如前面所言，张居正改革，反对势力甚重，得罪的人很多。那些反对的，那些在大道边上贴传单的，未必都是儒家礼教的铁粉，很多可能就是他的对立面唆使的。

關鍵字: 张居正 丁忧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