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往事（四）
—献给苏区时期优秀的妇女干部
错失相逢
南方游击队完成整编，陈毅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不久就开赴苏浙抗日前线，开展抵御外敌入侵的民族战争。1939年冬，经朱克靖介绍，与本支队战地服务团的演员张茜结为夫妻。
在陈毅的心里，一直有个怀疑：赖月明不在人世的消息都是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确定，他坚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1949年11月初·，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贺怡到赣南寻找姐姐与毛泽东的孩子“毛毛”。陈毅得知，嘱托她们协助寻找赖月明，弄清她的准确下落。不幸的是，11月21日，贺怡从赣南返回吉安的途中，发生“丰塘桥车祸”，车毁人亡。
第二年，危秀英当上了江西省妇委书记，听说赖月明还健在，是被父亲强迫嫁到于都去了，随即组织人员寻找赖月明。
危秀英坐上小车赶往赣南，车窗外，道路两边的树木枝繁叶茂，广袤的田野翻身的农民在幸福的歌唱，繁荣的城镇盖满了新房，她想，这些幸福生活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呀！我们不能忘记那些曾经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贡献的所有的同志们，包括牺牲了的同志，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与组织联系的同志。对于失散了的同志，作为组织应该关心他们，寻找他们，让他们共同享受新中国的伟大成果。
南昌至赣州，路途遥远，危秀英傍晚才进入这座宋代古城。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次去于都是专为寻找陈毅在苏区时期的妻子赖月明。当时赣南山区土匪武装没有肃清，有的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与人民为敌，经常制造恐怖活动，阴谋推翻新生政权。为了安全，军管会首长选派六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
到达于都，危秀英一行下榻在潭头圩一家旅馆。她每天派出两组人员，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寻找。几天来，没有任何消息。第四天的后半夜，一个地痞爬窗图谋不轨，危秀英挥起手枪将其一枪击毙。第二天得到通知，军分区首长要求她们迅速撤离。回到赣州得知，一名战功显赫的师长回家探亲，途径会昌与于都交界的柯树岽，遭到土匪“鲤鱼嘴”的伏击，师长和一个警卫排的战士全部牺牲。从危秀英她们安全考虑，决定暂时搁置寻找。
1959年9月，全国人民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危秀英在北京参加庆祝活动。9月30日晚，盛大宴会。陈毅副总理敬完外宾的酒后，端着酒杯来到老战友危秀英跟前，非常认真地说：“秀英，我上次在上海交给你的任务，还没有下文啰！”
危秀英明白这个任务是什么，带着歉意地说：“陈老总，对不起！我离开于都后，一直让人帮助找。这几年工作忙，就把这事给耽搁了！” 她没有停止找赖月明的工作。有赣南来的同志，她总要前去打听，身边有去赣南出差的同志，都让他们带上一项特别任务：寻找赖月明。
可是，二十几年过去了，于都、兴国、宁都，几乎都找遍了，得到的答复是：查无此人！
真的没有找到吗？有一次机会，但被方良松隐瞒了。
1955年冬，仙下洋田村成立农业合作初级社，每一位社员要配一本《劳动手册》，就是记录社员出工的小本子。隔壁邻居方林生是记工员，有一天他找到正在地里劳动的赖月明，说：“岽背奶奶，你有没有大名呀，记工本上要写上名字，怎么写？”
赖月明笑着说：“鬼崽子，怎么没有？！我尊姓赖，大名叫月明，月亮的月，日月明的明！”
听到“赖月明”三个字，方林生惊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说：“解放的第二年，有两个骑着大马、肩挎驳壳枪的解放军来我们村里找人，手里拿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的就是‘赖月明’三个字。来人找到当时做洋田村选区主任的良松公公，他看了看，告诉客人，这里没有这个人，连姓赖的人都没有。”
赖月明一听，脸色一下变得发青，急匆匆回到家，突然变得凶狠，一手抓住方良松的头发，一手抓住衣领，嘴里说：“你这个庙老子（客家方言，看寺庙的孤老头子），这么多年没看出来，怎么这么恶？”她抓住方良松就不放手，任何人劝说都没有用，样子很难看，围观的邻居都看到害怕。几个小孩抱着母亲的脚，哭成一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赖月明才松开丈夫，一个人跑进房间，伏在床上大哭，家里人不知道她这次怎么哭的这么伤心，周围邻居家里都能听得见。哭了好长时间，还是气愤不过，赖月明背起最小的儿子，回娘家去了，十几天都不想回来，家里的孩子都吵着要妈妈！
百回寻觅
陈毅、蔡大姐、危秀英千方百计寻找赖月明，她又何尝不找陈毅他们呢？！
1949年4月，大地春风暖，山野飘来百花的芬芳。陈毅率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消息传来，赖月明欣喜万分，她认为与陈毅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陈毅当上了上海军管会主任、市长，这消息传到彭生相那里。1934年初，由李伯钊建议，江西省军区文艺队改组成江西省军区剧团，全团30多人，分为演戏组、乐器组和事务组，陈毅把彭生相派往剧团负责，因为后来转向游击战，剧团所有同志按照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指令疏散到地方，彭生相也回到了老家兴国。
彭生相打听到赖月明在于都仙下，主动邀约她一起去上海，见见老首长，同时让首长证明自己的身份，接受组织新的任务安排，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彭生相主动说，去上海的路费由他负责筹措。
半个月过去了，相约的时间到了，却不见彭生相回话，也没有他的人影，赖月明又一次失望了。
哪里有钱？彭生相回到家里苦思冥想，家里几个孩子，全家的生活主要靠农业收入，要筹措一笔去上海的费用谈何容易。想了几天没有办法，竟到国营仓库偷粮。刚把粮食挑出准备去卖时被群众发现，结果被逼挑粮游街示众。彭生相走在游街的路上，悔恨自己。作为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竟然做出这等丑事，实在不好意思再见人。
全国大陆解放，赖月明也在寻找党的组织，坚信找到组织就能找到陈毅。她来到兴国县城，凡是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与组织失去联系二十几年了，谈何容易。她又饥又渴，朝一家茶水店走去。
“站住，哪里逃，把手举起来！”一个奇怪的声音叫道，赖月明慢慢转过身来，原来是江西省军区剧团的演员吕继鸾，故意学着男人说话，粗声粗气。吕继鸾是当时团里比较有名的演员，很多人都认得她。主力红军走后，1935年春节，江西省军区剧团在于都井塘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就宣布解散。吕继鸾回到了兴国农村。
这次邂逅，两人约定：分头寻找党的组织，谁先有消息，谁先告知对方。
分手不久，吕继鸾来到赣州。城内车水马龙，到处是欢乐的劳动场面，翻身的人们挂着幸福的微笑。她找到了驻军团长，后来得知是四十八军一四四师四三〇团。向团长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并说陈毅和蔡畅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恰好一个当年在苏区工作的地方领导认得她，结果留下了，分在军管会工作。她高兴地给赖月明写信：尽快来赣州一叙。
赖月明高兴得手舞足蹈，两眼闪着幸福的泪花。丈夫老方见她如此兴奋，奇怪地问：“什么好事？”
“天大的好事！”赖月明把信递给老方。
老方看罢，脸色由晴转阴，几下把信撕得粉碎，丢下一句重重的话：“你们兴胜县委只剩下你一个人了，难道组织就不会怀疑是你出卖的同志？你不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对付叛徒的吗，你不怕他们把你当叛徒给枪毙了吗？哪里也不能去！”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1954年11月的一天，赖月明背着刚五岁的儿子方军寿走进仙下百货商店，为孩子买粒子糖。农村的孩子能吃上粒子糖是件高兴的事情，赖月明总是以这种办法奖励听话的孩子。突然，她一把抓过柜台上的一张报纸，上面写着一行粗黑的大字“陈毅副总理接见外宾”，再看下面的一张照片，那个与外宾站在一起的不正是她日夜思念的郎君陈毅吗？她把那张报纸拿走，一路反复地看，以为在做梦，嘴里念着陈毅的名字。回到家里，她跟丈夫方良松细说了与陈毅的前后姻缘。老方听了大吃一惊，他知道自己的妻子曾经是苏区时期的革命干部，是一个老党员，为革命做过很多的事情，但与陈毅结过婚的事情是头一次听说，莫不是妻子想恢复党员身份想得神经出了问题。当赖月明又把事情重复一遍的时候，老方信了，但信得很不自然：“陈毅是你以前的老公，你为什么不早说？如果你以前说出来，我就不会跟你结婚。现在我们有了几个孩子，你走了，家就散了，孩子怎么办，我一个残疾人怎么办？”
六七个孩子，大大小小围着妈妈，有的抱腿，有的扯着衣角，哭成一团：“妈妈，您不能走，您不能走？”孩子们最怕失去母亲，有母亲在身边觉得幸福和安全。望着可怜的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不到两岁，个个哭得泪人一般。赖月明心软了，饮下了这杯又苦又涩的酒。
转眼时间到了1962年5月。南方这个季节天气最宜人，太阳不温不火，树木苍翠欲滴，禾苗生长在田野绿油油的，山中的鹧鸪不停地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声音抑扬顿挫，听起来像一首歌。
吕继鸾又来信了：我恢复党籍之后，满腔热情地投身火热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得到同事们的赞誉和领导的认可。我刚刚任命为赣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自从上次分手，我们姐妹又十几年没见面了。月明，你一定要来赣州。
这一次赖月明收到信，没有任何的考虑就放弃了。原因是在这之前探亲时，在兴国老家听说这么一则故事：
某位厅级干部，是第五次反“围剿”前“扩大十万铁的红军”活动中参加革命队伍的。1934年10月初，他所在的部队在广昌保卫战失利之后，部队奉命到于都集中。队伍途径银坑镇时，家中老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得知，急赶三十里来送别亲人。战士在前线打仗受了风寒，连续几天闹肚子，身体非常虚弱。儿子就要远行，母亲心疼，不舍地说：“儿呀，这次离开家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妈也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孩子，你想吃什么，妈回去给你做！”
战士回答：“我就想吃母亲亲自做的腌菜！”
母亲和怀着身孕的妻子立即顺原路返回。望着母亲和妻子远去的背影，战士后悔了，这一去一回，就是九十里，我怎么能够这样呢？
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集合号吹响，部队就要开拔。战士不时回头张望。前面的部队已经在前进了，这时两个女人跑过来，一老一少，真是母亲她们。
“孩子，来不及了，带在路上吃。另外，这是你父亲生前穿过的蓑衣，也带在路上遮风挡雨！”母亲粗糙的双手捧过。
“我们的孩子就叫盼新吧！盼望新的幸福生活，盼望他爸早点回家！”妻子怀着不尽的眷恋说道。
解放后，这位曾经的战士，带着战争伤疤的师长回到本省工作，任命为某厅厅长。几年后，这位厅长回到家乡，看望老母和妻子。家人这些年一直在寻找，解放都几年了，怎么还没有亲人的消息，以为他牺牲了。在红军主力走后，反动派凶狠报复，母亲被“还乡团”刺瞎了双眼，妻子带着孩子，顽强地支撑这个家，熬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就是坚信丈夫一定能够回来。今天见到亲人，一家人怎不高兴？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抖抖嗖嗖地抚摸儿子的脸，说：“阿贵，这次回来就不要走了！”妻子含情脉脉望着，等待丈夫的答复。
第三天，天刚亮，勤勉的妻子照例早起，睁开眼，丈夫已不在身边，枕头上端端正正地放着五十元钱和一百斤粮票。丈夫走了，留下难以言表的苦衷。 妻子心有不甘，第二天就追来省城。好不容易找到家门，但不得进，只能和丈夫楼上与楼下的对话，近在咫尺，却天隔一方。他，另有妻室，据说那人还很厉害。
赖月明每每想到这个故事，心里就害怕。自己能去吗，陈毅会见我吗，这样去了会不会影响陈毅的形象呢？真爱一个人，就是为他好，就是始终想着对方，不管结果对自己会是怎样！
香炉轻烟
1966年5月，我国开始经历一场持续十年的浩劫，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种种原因离开革命队伍、当年失散人员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赖月明担心自己被打倒，更担心陈毅会受到错误地批判，他的性格作为赖月明是清楚的。她让儿子军寿代笔给县委、地委和省委写信，也把信发往北京，希望能恢复自己的身份，希望关键的时候，能有一个公道的待遇，希望陈毅能够平安地度过这场风雨，他们能有一次见面的机会。
信寄出没有几天，赖月明就三天两头跑邮局。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回应。
时间不管世间发生了什么，它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1968年春，赖月明要求军寿再写一封信，直接寄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又过去了一个月。一辆轿车卷着烟尘驶进仙下公社院子，仙下毗邻宁都，是通往省城南昌的必经之路，那条砂石铺成的国道上，人们时常能够看到轿车从此驶过，但是轿车进公社院子还是头一回见。公社书记罗华伦见的世面太少，以为出了什么事，惊动了大领导，一时不知所措。
车上走下两个人，衣着讲究，举止温文尔雅，陪同的县委办主任介绍：“这两位领导是程世清主任派来的，来找一个人，赖月明！”
罗华伦把客人领到洋田大队，大队书记方奕梯见到远道而来的客人，笑容可掬地迎上去。当得知他们的来意时，却不容置疑地说：“我们大队没有这个人！”客人要求仔细查找，方奕梯拿出户口本逐户逐页查对，真有此人，是老红军方良松的妻子。
来访的客人与赖月明见了面，详细询问了她的过去和现在，看了看住的房子，打量了一家人，说：“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子孙满堂，生活美满。陈毅同志也另有妻室，也是个幸福的家庭。我们理解你的心情，如果你仍然是孤身一人，我们可以把你接走，按照规定安排你的生活。现在看来，你就不要去北京了。你去了，对双方的家庭可能不好！”停顿一会，压低声音说：“陈毅现在的日子也不好过！”
赖月明听后一片茫然。过了一会提出要求，希望陈毅能够安排时间见见她或亲自给回个信，以了却多年的愿望。
几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的音讯。陈毅出什么事了？此时，她更为陈毅担忧。
文化大革命，阴霾笼罩，乌云压城，老干部们惨遭迫害，有的失去了自由，甚至身陷囹圄，有的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有的被秘密疏散地边缘山区。赖月明寄给陈毅、李富春和蔡大姐的信是收不到的。他们哪里知道赖月明还活着，还在苦苦找寻？
1972年1月，寒风裹着细雨，雾气弥漫群山，村庄周围的水田泛着冷光，透着阵阵寒气。通往圩镇的田间泥泞小道上，走来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寒风吹乱了她的白发，冻红了她布满皱纹的脸庞。二十多分钟后，她来到街上。
“.......陈毅同志，因患肠癌，医治无效，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高音喇叭传出播音员低沉的声音。
是他，是他！犹如晴天霹雳，蓦然间赖月明脑子一阵空白，一个趔趄，差一点倒在地上，她顽强支撑着。山在移动，水在倒流，她踉踉跄跄本能地朝家走去。
38年了，天天等，夜夜盼，没想到等到的竟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令她心碎的不幸消息，一个永远阴阳两隔的消息！她没有直接进家门，而是坐在门前的石板上，眼睛眺望远山，仰望白色浮云，泪在心头。
陈毅逝世的消息把赖月明击倒了，躺倒在床上，眼窝现了出来。她有气无力地把丈夫老方叫到床边：“老方，摆个香炉，点上香，就算是我对陈毅最后的一点心意吧！”
老方理解她，帮她拭去眼角的泪水，照办了。儿子军寿当即给张茜写信，遥寄来自小山村的问候。
赖月明病倒了，一病就是一年多。病重期间，她强撑瘦弱的身子，每天都点上三支香，小心翼翼地插在香炉上。缕缕轻烟啊，你是否能带上我的思念飘向远方。陈毅啊，你是否知道我的心痛？
这个香炉赖月明一直珍藏着，先是在老房子的楼上，后来家里在镇上盖了新房子，又把它移到新房子的阁楼，每到陈毅的祭日，赖月明都会点上三支香火，默默伫立许久。香炉前没有神位，具体什么时间放在阁楼的，就像她对陈毅的爱，只有她自己知道。
写信大姐
1954年危秀英去北京开会，会间抽空去看望自己“革命大学的恩师”蔡畅大姐。许多年没有见面了，俩人拥抱在一起，止不住眼泪落下来。这次，大姐当面郑重地交给一个任务，说：“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就再也没有月明的消息了，之前派了许多人打听，却没有确切的下落。她是苏区时期优秀的妇女干部，我们一起共事过，我很想念她。你这次回去，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她。如果牺牲了，就替我在她的坟头放上一个花圈！”
粉碎“四人帮”，驱散了笼罩神州天空的乌云，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失去自由的蔡畅大姐恢复了工作，大姐又想起了寻找赖月明这件让她久久牵挂的心事，要危秀英想尽一切办法寻找。
在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书信是联系的最好方式。1985年元月6日，赖月明让在江西永修二轻局工作的二儿子方斌代笔，发出两封信，一封寄往《中国妇女》杂志，一封寄往全国妇联蔡大姐亲收。信的结尾特地写上一句话“希望我的第三次寄出的书信不再是石沉大海”，这是一位革命老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大声呼唤！编辑部的副总编收到这封信，觉得很沉。他正好与蔡畅大姐的秘书蔡阿松同住一个四合院，当天秘书得到了这封信。
与此同时，蔡大姐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信写得很长，是赖月明半个世纪的回顾，我们摘取所要吧：
与陈毅洒泪分别后，我回到兴国老家组织群众继续斗争，我相信自己的出色工作能帮助主力转移赢得更多的时间。
由于叛徒的出卖，兴胜县委遭到敌人的彻底破坏，我成了县委唯一的幸存者。
我曾无数次想寻找党的组织、寻找陈毅，甚至想过去追赶你们大部队，但都失败了。一个人的战斗，一次次困难，丝毫没有摧垮我的革命意志；一次次身陷险境，丝毫没有让我放弃革命信仰和对革命最终胜利的信心。
1949年革命取得胜利，得知陈毅的消息，也得到一些曾经在苏区时期战友的消息，我要求出来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有人说，要证明自己的身份，要恢复党籍，重要的是要有当时的证明材料和证明人，是要经得起组织考察的。我想到了留在堂婶家中的小包裹。
我顶着烈日，翻山越岭，连走几十里。
堂婶搬来梯子，我不顾劳累，自己爬上去，里边空空的。
堂婶不相信的样子，自己找，手在楼板上碰得砰砰响，结果也是没有，我心凉凉的，责问堂婶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帮我保护好，党证就是我的命哪！我急得大哭，真想把她的房子彻底拆了。
她告诉我，包裹寄放不久，发现天井架漏雨，担心包裹淋湿，请来一位泥瓦匠修补，把它转到一根大梁下。但大梁下只有一个大洞，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后来又说，有一件事情奇怪，泥瓦匠干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说肚子痛，没有吃午饭就走了，以后也没有再来，会不是泥瓦匠偷了？
我们又赶了十几里的山路。泥瓦匠矢口否认，自己没有见过什么包裹，也从不会偷东家的东西。我要求，衣服、银元可以不要，党证和党校的书籍一定要还我。泥瓦匠生气了：告诉你，我没有见过。我不偷东家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一行的规矩，我不会坏自己的规矩。分不清谁说了假话，但能证明我身份的所有物件不见了踪影。我坐在堂婶的门槛，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把眼泪流干了。
虽然没有恢复党的组织关系，但这些年我始终以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走在革命和生产的前列，热心公共事业。我始终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每月照例交“党费”，把一角钱放进我的梳妆盒里，数十年如此。
1954年，农村改革，成立初级合作社，村民选方良松当社长，丈夫担心干不好，自己又是残疾人，下地干农活不方便。我耐心说服他，给他吃定心丸，有什么困难夫妻一起扛。大家齐心协力，当年获得好收成，家家喜气洋洋过幸福年。
1956年，三大改造，我把自家经营多年的饮食店停了，碗筷、桌椅和其他设备，无偿送到合作饭店，第一个响应公私合营工商业改造，带动了当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
家乡解放，各地办起了学校，当地盖起了小学，一个几千人的村子就是没有一所幼儿园。1959年，我积极配合公社妇联，带头捐资捐物，建起了新圩幼儿园和托儿所，也是我县第一个基层幼托机构。家长们安心生产，学生们安心读书，孩子们开心玩耍；
1966年，“四清”运动，那时任洋田大队支部书记的继子方文津被人举报有公款吃喝的问题。他想不通，自己没有多吃多占，完全是因为工作关系接待上面来的人。我苦口婆心做他的工作，干部不论何种原因，公款吃喝就是不对。随后，将养了一年多的大肥猪杀了，交给他去退赔。这在当时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哪！
1971年，文化大革命动荡年代，“抓革命，促生产”，天天忙于阶级斗争，干部群众生活艰苦，一年到头没有几顿肉吃，我建议必须多种经营，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戴“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危险，将生产队的户外厕所改造成猪圈，用自己的平时积蓄买了几头母猪送给生产队，办起了养猪场。从那年起，过年过节，社员们也能吃上油花花的猪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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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有放弃寻找陈毅的想法。我们为了革命、为了爱，结成夫妻。同样也是因为革命、因为爱，我们夫妻分离。又因为没有彼此的信息，重新组建了家庭，就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对方。
我的第二次婚姻完全是父亲和后妈一手策划的。第三次婚姻，现在的丈夫老方也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过血，他为人正直、厚道、本份，身有残疾但勤勉地为集体和社员做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家共有七个孩子，因为丈夫身体原因，孩子的成长、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大部分落在我的肩上，我走了，那家后来又办起的小小酒店谁来打理，丈夫和孩子们怎么生活？
在革命的路上道一声“珍重”吧，这是最好的爱。
现在，我已是70岁的老人，农村的清贫生活我毫无怨言，我也不想得到和其他同志一样的待遇，我只希望，在风烛残年，能见见蔡畅大姐，能让我见见陈毅同志的亲人，年岁越大，思念战友和同志，思念亲人，心情越来越急切，我有很多的话要说，压在心里几十年，要向亲人和同志倾述。
蔡大姐看完来信，这位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走过的坚强女性哭了。月明妹妹，终于有你的消息了，这些年，你受苦了，大姐对不住你呀！她当即口授了自己的处理意见：解放后，我没有向中央提一个要求或解决个人问题，但这件事希望中央重视并尽快解决。言语不多，份量很重。
意见和来信转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四个月后，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处理意见直飞于都县委。原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中办字（85）赣字142号
中共于都县委：
你们好！我们受蔡畅同志的委托给你们写这封信。
蔡畅同志最近接到你县赖月明同志的信（信附上），信中所讲她于1929年至1934年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工作，并与陈毅同志结过婚这段历史，蔡畅同志说她是了解的，情况属实。赖月明同志后来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革命队伍回到了家乡，但只要她没有做什么不利于革命的事，我们对她还是应给予热情关怀，肯定她那段历史。因此蔡畅同志希望你们抽空派人前去看望她。和她谈一谈，在政治和待遇方面，请按照党的有关规定，予以研究，适当帮助她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她感受到党的温暖。如果她能够提供一些宝贵历史资料，也请予以协助。
另，蔡畅同志因年老多病，长期住在医院，不宜于会客，也请你们代为致歉，婉言劝她不要来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5月14日，信函送到了于都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办公桌上。
两天后，县委办副主任、党史办主任、民政局局长一行带上慰问品来到赖月明家中。一切都清楚了，北京来消息了，赖月明数十载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大姐还记得她，且还是像当年那样关心她。党组织也承认了她。她表示，暂时不去北京了。
5月25日，于都县委会议室，党政联席会议在这里召开，县委书记凌会招、县长黄日相亲自主持会议，在家的党政领导参会，与民政局、财政局和党史办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落实赖月明的生活待遇。当日，形成文件专门向北京汇报。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
.......
赖月明同志对于蔡畅大姐、中办信访局的关怀，对于县委的慰问十分感动，非常感激，对蔡畅大姐、危秀英大姐、谢象晃主任的敬佩和陈毅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溢于言表。她表示，既然蔡大姐身体欠安，党和政府又这样体贴关怀她，就不准备来北京了。她希望我们转达她对蔡畅大姐、危秀英大姐、谢象晃主任、万香等同志的深深敬意和问候，并向他们致以良好的祝愿。她请求党能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使她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她希望把自己在1929年——1934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向组织汇报，并向组织提供她所知道的历史资料。
在此之前，我县民政局曾收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同志和兴国政协负责人万香的证明材料，证实了赖月明同志的革命经历。民政局根据他们的证明材料，于今年四月给予赖月明同志定期补助每月8元，从85年元月起发给。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和赖月明同志的其他情况，经县委研究，拟从1986年元月起提高给赖月明同志的定期补助金额。今年，除现发的定期补助外，还打算在下半年发给其50元生活补助费。鉴于赖月明同志参加革命较早，且曾一度是老一辈革命家陈毅同志的伴侣，县委要求党史办去征集翔实的党史资料。”后经研究，1986年起，政府给赖月明的生活补助，每月30元。
人逢喜事精神爽，71岁的老人走起路来，带着一股风。
北京相见
又是两年过去了。
一天，绿衣人给赖月明送来了已知她下落的危秀英的信。信中说：大姐近些日子病情有些加重，年岁大了，岁月不饶人，每一天都不一样。你们宁都一别，就再也没有见面。还是去北京见见吧，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
收到这封来信，赖月明的心情又一下复杂起来。如果去，前两年已经表示不去北京，不给领导和组织添麻烦。如果不去，就有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大姐。这时她想到了自己与陈毅的分别。不，这回一定要去，我不能铸成第二次遗憾。哪怕只看上一眼，也要去！
1988年9月，正是枫叶生醉的季节，赖月明在小儿子方斌的陪同下，踏上北上的列车，昼夜兼程来到北京。到达的当天下午，就找到了钱希均的家里。钱希均，毛泽民的妻子，苏区时期任《红色中华》发行科科长，解放后，在轻工业部工作，1982年离休在家。
钱希钧得知赖月明的来意，面有难色。“月明，照理是要去看大姐的，你们太长时间没见面了。可是大姐病了好多年，现在连说话都不方便，一般很少安排会客，医院也不允许。前几天大姐一个亲妹妹从湖南老家来，希望能见上一面，但医院就是不给安排，大姐也没有同意，你去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赖月明抱定这次非见到大姐不可的决心，接着找到全国妇联。妇联接待的同志之前就听说了赖月明的经历，接待非常热情，让她留下电话和酒店地址，说一定设法联系，联系好后立马通知。
又是几天过去了，赖月明执意又来到全国妇联，仍没有传来一个字。
赖月明无奈地对儿子方斌说：“买好车票，明天回去吧！”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走出大楼，赖月明回头看了又看，心中怅然。快要走出大门了，一个工作人员追出来，“别走了，大姐秘书打来电话，答应马上见你们。快，我们用车把你们送到北京医院！”
两位老姐妹终于在分别五十四年后见面了，当年风华正茂，如今均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两人都说不出话来，泪水代表了一切。
原定半个小时的会面快要到了，五十四年与三十分钟这是多大的不等式呀！为了不打搅大姐，赖月明正欲起身告辞。突然，蔡大姐紧紧抓住她的手。就是这双手，领着她一步步成长，领着她在革命的大道上前进，泪水像决堤的洪水奔涌而出。两人再次抱在一起，久久不愿松开。还是大姐想得细致，示意合影留念。
怎么舍得离开大姐，赖月明哭得像泪人。秘书说：“月明同志，笑一笑吧，您这么难过，我的手也在抖，没办法摁下快门！”大姐握住他的手，安慰她。
前面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赖月明尽力控制情绪。快门摁下了，但赖月明没有笑出来，她笑不出来！
1990年9月11日6时22分，蔡畅在北京医院永远闭上了双眼，溘然长逝了。消息传到仙下洋田村，赖月明摆上香炉，以农村祭奠逝者的特有方式哀悼她一直敬仰的这位大姐。
结 语
母亲的往事讲到这，就讲完了。
那次从北京回来，她富于传奇色彩、跌宕起伏的经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其中绝大部分是党史工作者、文学创作者、演员，还有苏区时期的战友和后代。不管有多忙，不管客人来自哪里，她都热情接待，一遍又一遍地叙述那过去的岁月。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革命历史不能忘，回忆是为了把今天的事做得更好！”
母亲年纪渐大，但她依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我们家开的那家小酒店在当地小有名气，不少乡下来赶圩的人，常到这里歇歇脚，喝上一碗水酒。每逢圩日，小酒店都挤满了人。他们都说：岽背奶奶人真好，我们就是想去看看她。喝着水酒，听她讲过去的故事！
在子女看来，
母亲是个执着的人，信念就是力量，不管路有多长，认定了方向就要勇往直前；
母亲是个坚韧的人，不管道有多险，她都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
母亲是个大爱的人，爱党、爱国家，党和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爱丈夫、爱子女， 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
1995年8月11日17时02分，母亲在家中去世，她的身世画上了句号，但她的故事，依旧在家乡广为传颂！（全文终）
（选自《母亲往事》赖昌明、方军寿编著；供稿：于都县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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