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就是傳染病的歷史。從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的古埃及瘟疫，到今天的武漢新冠肺炎，瘟疫成為了人類文明演變過程的一部分。
黑死病／鼠疫（Black Death／Plague）
黑死病主要為腺鼠疫形式，經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播。患者在腹股溝或腋下淋巴腺腫脹，繼而壞死；然後四肢出現黑斑（黑死病之名大概來源於此）、腹瀉，通常在一週內死亡。這種病也可能以敗血性鼠疫及以飛沫傳播的肺鼠疫形式出現。
很多研究者都認為鼠疫來自蒙古，歷史上多次爆發。六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範圍可能遠及英國。 14世紀的歐洲大爆發，相信是隨著戰爭和貿易而來，鼠疫從中國、印度傳至中東、歐洲，再到北非。 「黑色病」被專門用來指稱這次的鼠疫大流行，約死去了三分一歐洲人。 17世紀在英國的一次鼠疫爆發被稱為「大瘟疫」。
19世紀末，鼠疫在中國雲南爆發，1894年從廣州傳到香港，衛生環境惡劣的上環太平山街一帶成了重災區。黑死病的源頭鼠疫桿菌就是當年在香港的科學家Alexandre Yersin發現的，所以後來這種細菌的學名改為「Yersinia pestis」以作紀念。
14世紀時的歐洲鼠疫為什麼死傷慘重，主要原因是人們對疫症的科學知識和對策仍未有足夠的瞭解。因鼠疫傳染力強，病人太多，醫生和病患者家人未能提共足夠的照料，很多病人被遺棄在家，或全家一起病倒。當時所謂「防疫措施」只是大規模地埋葬死者；因死者太多，墓地不夠，很多死者被集體埋葬。這種情況，在武漢肺炎疫情擴散的地區中也是一樣，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很多病人得不到醫治而死亡。和今天一樣，種族歧視與暴力往往伴隨著疫症而升溫。當時有歐洲人認為黑死病源於猶太人在井裡下毒，於是折磨並殺死了很多猶太人。
另一方面，伊斯蘭國家則有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政府發放大量資源和金錢去救災，要求貴族照顧病人和安葬死者。另一方面，宗教活動保持活躍，人們在清真寺頌經祈禱，得到集體心理安慰。後人估計，穆斯林進入清真寺前的清潔習慣，有助於緩阻疾病因群眾聚集而傳播。
當時歐洲流行的預防方法，首先也是今天所採用的「社交疏離」（social distancing），先從居住環境著手，搬到空氣清新的郊外，定期以玫瑰花露混合醋來消毒房間。然而除了富有階層，有多少人能負擔這種生活呢？
有藥吃的人便靠食療：每天飲用一碗蘆薈玫瑰汁，或多吃石榴、李子、小扁豆、南瓜子、檸檬、葡萄、洋蔥與水果。也有人把亞美尼亞紅土沖水喝，或者調成糊狀外敷，但沒有什麼實際效用。另一種流行的療法則是「放血法」，因為醫生相信人患病是因為體液過多、失衡，須從傷口放出，以回覆平衡。結果是，很多人反而死於失血過多。
政府行為方面，在關口強制檢疫始終是減低傳染病蔓延的有效方法。意大利最早於1465年實行港口檢疫，任何疑是來自疫區的船隻，必須在隔離區停泊四十天，不準上岸。然而因為執行不嚴謹，加上帶病的老鼠可以游水上岸，未能完全隔絕疫病，但這方法為地中海各港口仿效。
佛羅倫斯和威尼斯的市政府則下令清除街道垃圾、排洩物、動物內臟等汙染來源，焚燒病人的衣服及物件，以煙燻替房間消毒，並設立官方組織監督相關政策之實施。不過這些衛生委員會主要由貴族組成，專業的醫生和學者只能提供建議。衛生官員有權力要求外交官收集外國衛生狀況的信息，也能決定隔離、沒收、消毒及銷燬貨物。
隔離營的做法也開始出現。 1450年後，在傳染病醫院裡隔離病人，以及防禦性地隔離那些曾與病人接觸但未發病者的做法普及起來。 16世紀時則有大面積的隔離區域，能容納數千人，專為那些「未發病者」而設。
在15至17世紀的英國，因為同時受鼠疫、天花、汗熱病等多種疫症影響。因港口貿易頻繁，加上城市化、工業化發展，疫症隨著貨物與人的流動廣泛傳播。所以在疫情嚴重時，城市之間逐漸停止聯繫。市政府會派人駐守城外，禁止那些可能來自疫區人和貨物進城。
城市之內也採取了隔離措施：1518年開始，感染者的屋外須作標記，在窗外掛一束草四十天。屋裡的人外出時，還要拿著白色木杖以讓人遠遠的看見。初期這是住戶自願性執行，後期則由政府派員專門在病人住屋門外漆上紅色的交叉，並寫上「上帝憐憫」。住客除購買必須品外，其餘時間被限制外出。違規者須受嚴懲，例如鞭打，甚至絞刑。
醫療設施方面，自1666年開始，有富人自資建立醫院，照顧窮困病人，但供不應求。人民對執政者之無能大表不滿，引起社會動盪，英國政府此後正視公共醫療，承擔越來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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