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推陳出新，打破過去的桎梏，是人文豐富的根源。唐代有著雄厚的經濟實力，發達的商品貿易，如長安、洛陽等主要開放城市，但奈何唐代對“全天候市場”有著嚴格的管控，在基於坊市的基礎上，對城市進行宵禁，扼殺了“夜市經濟”的崛起，令白天的繁茂和夜晚的寂靜形成強烈的動靜對比。雖說晚唐這個模式被打破，但仍舊是牽強的形態。直到宋代，坊市被代替，鑑於人民社會的發展，宋代統治者沒有遺漏“夜經濟”，讓汴京城，不間斷地熱鬧著，而這幅“民間畫像”中，汴京街頭的人流和商販的煙火，構成了古代第一次，深刻徹底的“自由解放”。
汴河水晚，繁燈開，人潮來（一）
在北宋建國早期，因為中原大地局勢的不穩，也還曾存在過一段特殊時間的“宵禁”。但在澶淵之盟後，北宋統治者徹底擺脫對都城有威脅的困擾，於是汴京夜市開始合理化，成為一道城市風光。汴京的夜市，既是首都商品貿易的一種補充，但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種別有韻味的“黑夜文化”。
汴京城的夜市主要集中在“闕城”與“新城”，這兩處又被稱為內城和外城，是汴京的商業、住宅的城市主體。從《清明上河圖》中可以看到，汴河，是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貿易不分階級，十分熱鬧。而汴京夜市，最熱鬧也是“州橋一帶”，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中，就舉出“朱雀門外巷”、“朱雀門連著龍津橋”這兩處夜市最繁華的地方。“朱雀門外巷”主要集中的是文人客店，不喧譁，大為儒雅，如“東去大街，麥秸巷，狀元樓，餘皆妓館”，除了這些景象之外，也還有“教坊”和“茶坊”，大為文人浪子所在之地。而第二處
，“朱雀門到龍津橋”，從臨街的小販，到特色不一的餐飲店、或是小規模的“腳樓”，這些“餐飲類”商業十分之多，分區功能是“飲食”，如“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鮓脯、凍魚頭、姜豉子、抹臓、紅絲、批切羊頭、.......煎夾子、......豬髒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這裡以南北所集中的美食為主，“南軟北硬”、“南魚北畜”，食品種類及其繁多，數不勝數，讓人嘗不過來。而各種顏色的燈籠構成人間霓虹，街頭人來人往，“街心市景，至夜尤甚”，入了夜，這裡就有別番風味，和白天的生活經濟又大有不同。夜晚，可以說是中等階級的汴京人，開始活躍的時刻，因此，汴京的夜市不僅是經濟的補充，更是時差文化的創新。除了已經高雅或昂貴的“文人圈子”，走到“新城”（外城），也可以享受別般的飲食文化。汴京有諸多小食，商販，因為檔次不足以在中心區佔據位置，所以大部分都集中在外城。外城的攤位偏流動性，但是卻有著很多民間的風味“小吃”在其中，如孟元老所記載的“旋炒栗子”，這個就是如今“糖炒栗子”的原型，最早也是出現在開封城的小販群體裡。小販商業既是“中心商業”的弱化版，但卻是普遍汴京人的主要獲得享受的對象，不得不說，樸實才出盛景，他們更撐起了汴京的繁盛和人潮。
東京夜市所代表的幾種意義
封建的桎梏在於對人自由的困鎖，但東京迫於手工經濟，人口集中的趨勢，不得不形成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夜市文化。這是一種發展戰勝束縛的表現，是人文升級的表現，是各種階級不再懼怕黑夜，接受夜文化狂歡的表現。
①、多元化經濟打破固執思想
“小農經濟”是我國古代最為明顯的經濟特色，但隨著生產力，商品功能多樣性，多元化經濟出現，並快速發展。因為汴京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地勢平坦，河道寬敞，無論是陸路還是水路，都匯聚了極多的人來到汴京。因此造成繁華的人潮景緻，也集中了全國最先進的商業模式，這樣的條件下，正式打破“小農經濟”所帶來的“刻板”思想，汴京人開始善於解放自己，放出心靈中那一個不一樣的自己，從“妓院”到“茶坊”，從“酒樓”到“飯館”，自身的“硬性需求”，“昇華需求”都可以得到得到滿足，而這，又是“自由社會”的基礎。
②、疊加經濟積累，“時差”收益被髮掘
古代的夜晚往往都是寂靜的，因為生產力的不足，到了夜晚仍舊工作的情況少之又少。而汴京城的夜市經濟，實則就是“全天候”經濟的重要展現。汴京因為諸多因素的匯聚，所以在製造和需求的關係上，有著源源不斷的新意，這也讓本來空置的夜晚，發揮出了極大的創收作用，由此一來，北宋不論是民間，還是政府，積累財富的速度加快，商品經濟發展的速度更是加快，直接形成一條合理的產業鏈，從原料到生產，從資本到整理，改變了一部分階級的人的生活。
③、反哺商業，形成良性的循環
澶淵之盟後的百年，因為政府的支持，市民們的自覺，到了徽宗宣和年間，汴京的經濟無不讓人羨慕之。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孟元老時期單單所看到的腳店，就達到了上萬家之多，這相比較神宗、哲宗年代，又是有著極大進步的。因此，汴京的人流趨勢也同樣是越來越多，直到汴京的地貴，高樓不斷加築，形成“垂直”的消費空間，緩解人潮矛盾，這不論是對於“建築學”還是經濟而言，都是有著極大的好處。
汴京市民：走，今晚下館子（二）
汴京夜市可以說在黃昏之際便屬於開始，小販支起篷車，點燃燈籠，門店商鋪換班，點燃燭火，掛上色彩各異的燈華，而最早的一批，必然是屬於吃的。因為汴京人在熟悉了夜市之後，往往不再自己煮食，而是選擇“一條龍”服務，晚餐，直接在飯館或小吃販解決。
在徽宗宣和年間，正店之甲“礬樓”，是“酒店文化”的主要表現。每到入夜，汴京的市民都紛紛出來“覓食”，如《齊東野語》對礬樓的描述
：“飲徒常千餘人”，管中窺豹，這就可以看出熱鬧的“晚市”規模之巨，汴京上百萬的消費者，都熱衷於“下館子”解決晚飯。《清波別志》有言：“京師人家日常供膳，未識下筋，食味非取於市不屬饜”，可見，當時下館子已然形成一種常態化，且市民及其追捧的一種現象。除了男性之外，汴京城的“家庭婦女”們也同樣有了新的解放，因為家裡人都習慣到外面去吃，她們的擔子更小，可以抽出空閒的時間到東京街頭玩耍，《東京夢華錄》有言：“入市店飲宴，慣習成風，不相笑訝”。飯館有酒有肉，而且檔次不一，從最高檔次的正店，到此一級的腳店，再到數不勝數的大排檔，這些不同的消費檔次，都可以滿足汴京不同層次市民們的消費。
外食成風的幾個因素
在小農經濟面前，“外食”，是一種極為叛逆的現象。因為“自給自足”的根本特徵被擊敗，而汴京市民們的“外食”成風，就說明了大部分市民已經脫離了“小農經濟”的模式，更多的是加入了汴京“商業產業鏈”的工作環節之中。有可能是幾個店小夥下工後聚集在一起吃飯，也可能是某個店東家帶著員工出來“團建”，更可能是一家人出來吃個新鮮。
①、南北人，南北風味的融合
在宋代早期，汴京的南方人並不多，以宋代中央官員為例，早期的宋代，汴京南方官員不足兩成，而到了徽宗時期，卻高達六成之多，這就意味著，科舉的力量，將南方人都送往汴京來，隨之而來的還有，南方人的“口味”，南方商販。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場，因為南方的特色菜進入汴京，而南方人又可以吃到汴京的北方菜，於是兩種不同的特色交織，令“外食”顯得極為豐富，這已不能用階級來衡量，而是基於人的好奇，也基於一種流行的風氣。
②、與“夜市文化”相連接
“外食”更有一種便捷性在其中。汴京商業發達，所以，從商者，從政者是消費主體，其中商業又帶動相應的“工人”階層，他們因為工作環境的轉變，或是圈子的轉變，開始熱愛上夜晚的生活。而到外面下館子吃晚飯，其實就是夜生活的開端，這同樣是“夜市文化”的重要一環。從吃完晚飯，聚三兩好友到“妓館”聽曲，或是到“茶坊”閒談天下，更可以是結伴，走到“州橋商業區”，看河燈，賞夜晚緩緩流動的船舶，體會汴京的文化氛圍。
③、本質是勞動的釋放
汴京人煮一次晚飯並不簡單，燒柴火，處理食材，這都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而酒店行業的大肆興起，則是用專業的人，大規模地解決專業的事情，讓汴京人的勞動被釋放出來，這對於最早接觸“商品經濟”的汴京人來說，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為經歷過繁瑣且枯燥的生活模式，新生活的到來，讓他們出現一種熱烈追捧的現象，於是這類現象才“成風”，本質其實就是新商業對原有模式的衝擊，對市民思維的更新。
從瓦子到妓館，三更再回家（三）
深入夜裡，吃完飯後的汴京市民除卻觀賞，就輪到了文化層面的遊玩。汴京城有著名的“瓦肆勾欄”，其相當於如今的中型戲院，觀賞者極多，而隨著南北文化的交融，瓦肆所呈現的作品也越來越多元化。汴京著名的“瓦子”有
“州西瓦子”、“保康門瓦子”、“新門瓦子”、“桑家瓦子”等等，而瓦子大部分都聚集在汴京城的東邊，這又符合了功能分區的特徵。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的瓦子的文藝形式多樣，從各類的“唱戲”，到影戲，又或是有人說書、講故事，從戲曲到民間文化，歷史到雜談，“其餘不可勝數”，想來若是賣力了去講，又或是賣力去聽，聽到天亮，都未必能全部說完。瓦子是相對而言，更類似於“市民廣場”之類的場所，但汴京城，又怎能缺少高端級別的“藝妓文化”呢。“妓館”作為演繹對象較少的一種去文化載體，針對性更強，宋代消費者也可以更專注享受服務。汴京城的妓館也不少，如在朱雀門區一帶，大相國寺，馬行街，牛行街，這四處地方，包含的妓館數不勝數，檔次也不一樣。《東京夢華錄》有言：“花陣酒池，香山藥海，別有幽坊小巷，燕館歌樓，舉之萬數，不欲繁碎”。而妓館，的的確確是市民休閒之餘的一個好去處，有可能待到天亮，也有可能三更後各自離家，十分灑脫盡興。
結語：
從吃到精神層面的滿足，汴京市民是古代市民的美好典範。比起近現代中都還曾存在的“七八點”入睡的枯燥生活，早在千年前，因為社會和經濟的推動，汴京市民大膽地走出了這一步，實在不得不讓人驚歎。而北宋的夜市，穿霄的燈火，既是末世的最後一場狂歡，可不得不說的是，沉迷紅塵的天堂，任誰都無法輕易自拔，慶幸汴京曾留下，汴河之畔，搖動的浮舟，具備價碼的繁華！
參考史料：《東京夢華錄》《夢梁錄》《宋會要》《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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