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推陈出新，打破过去的桎梏，是人文丰富的根源。唐代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商品贸易，如长安、洛阳等主要开放城市，但奈何唐代对“全天候市场”有着严格的管控，在基于坊市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宵禁，扼杀了“夜市经济”的崛起，令白天的繁茂和夜晚的寂静形成强烈的动静对比。虽说晚唐这个模式被打破，但仍旧是牵强的形态。直到宋代，坊市被代替，鉴于人民社会的发展，宋代统治者没有遗漏“夜经济”，让汴京城，不间断地热闹着，而这幅“民间画像”中，汴京街头的人流和商贩的烟火，构成了古代第一次，深刻彻底的“自由解放”。
汴河水晚，繁灯开，人潮来（一）
在北宋建国早期，因为中原大地局势的不稳，也还曾存在过一段特殊时间的“宵禁”。但在澶渊之盟后，北宋统治者彻底摆脱对都城有威胁的困扰，于是汴京夜市开始合理化，成为一道城市风光。汴京的夜市，既是首都商品贸易的一种补充，但久而久之，也形成了一种别有韵味的“黑夜文化”。
汴京城的夜市主要集中在“阙城”与“新城”，这两处又被称为内城和外城，是汴京的商业、住宅的城市主体。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汴河，是城市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贸易不分阶级，十分热闹。而汴京夜市，最热闹也是“州桥一带”，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就举出“朱雀门外巷”、“朱雀门连着龙津桥”这两处夜市最繁华的地方。“朱雀门外巷”主要集中的是文人客店，不喧哗，大为儒雅，如“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除了这些景象之外，也还有“教坊”和“茶坊”，大为文人浪子所在之地。而第二处
，“朱雀门到龙津桥”，从临街的小贩，到特色不一的餐饮店、或是小规模的“脚楼”，这些“餐饮类”商业十分之多，分区功能是“饮食”，如“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冻鱼头、姜豉子、抹臓、红丝、批切羊头、.......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这里以南北所集中的美食为主，“南软北硬”、“南鱼北畜”，食品种类及其繁多，数不胜数，让人尝不过来。而各种颜色的灯笼构成人间霓虹，街头人来人往，“街心市景，至夜尤甚”，入了夜，这里就有别番风味，和白天的生活经济又大有不同。夜晚，可以说是中等阶级的汴京人，开始活跃的时刻，因此，汴京的夜市不仅是经济的补充，更是时差文化的创新。除了已经高雅或昂贵的“文人圈子”，走到“新城”（外城），也可以享受别般的饮食文化。汴京有诸多小食，商贩，因为档次不足以在中心区占据位置，所以大部分都集中在外城。外城的摊位偏流动性，但是却有着很多民间的风味“小吃”在其中，如孟元老所记载的“旋炒栗子”，这个就是如今“糖炒栗子”的原型，最早也是出现在开封城的小贩群体里。小贩商业既是“中心商业”的弱化版，但却是普遍汴京人的主要获得享受的对象，不得不说，朴实才出盛景，他们更撑起了汴京的繁盛和人潮。
东京夜市所代表的几种意义
封建的桎梏在于对人自由的困锁，但东京迫于手工经济，人口集中的趋势，不得不形成以往“想都不敢想”的夜市文化。这是一种发展战胜束缚的表现，是人文升级的表现，是各种阶级不再惧怕黑夜，接受夜文化狂欢的表现。
①、多元化经济打破固执思想
“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最为明显的经济特色，但随着生产力，商品功能多样性，多元化经济出现，并快速发展。因为汴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地势平坦，河道宽敞，无论是陆路还是水路，都汇聚了极多的人来到汴京。因此造成繁华的人潮景致，也集中了全国最先进的商业模式，这样的条件下，正式打破“小农经济”所带来的“刻板”思想，汴京人开始善于解放自己，放出心灵中那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从“妓院”到“茶坊”，从“酒楼”到“饭馆”，自身的“硬性需求”，“升华需求”都可以得到得到满足，而这，又是“自由社会”的基础。
②、叠加经济积累，“时差”收益被发掘
古代的夜晚往往都是寂静的，因为生产力的不足，到了夜晚仍旧工作的情况少之又少。而汴京城的夜市经济，实则就是“全天候”经济的重要展现。汴京因为诸多因素的汇聚，所以在制造和需求的关系上，有着源源不断的新意，这也让本来空置的夜晚，发挥出了极大的创收作用，由此一来，北宋不论是民间，还是政府，积累财富的速度加快，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是加快，直接形成一条合理的产业链，从原料到生产，从资本到整理，改变了一部分阶级的人的生活。
③、反哺商业，形成良性的循环
澶渊之盟后的百年，因为政府的支持，市民们的自觉，到了徽宗宣和年间，汴京的经济无不让人羡慕之。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孟元老时期单单所看到的脚店，就达到了上万家之多，这相比较神宗、哲宗年代，又是有着极大进步的。因此，汴京的人流趋势也同样是越来越多，直到汴京的地贵，高楼不断加筑，形成“垂直”的消费空间，缓解人潮矛盾，这不论是对于“建筑学”还是经济而言，都是有着极大的好处。
汴京市民：走，今晚下馆子（二）
汴京夜市可以说在黄昏之际便属于开始，小贩支起篷车，点燃灯笼，门店商铺换班，点燃烛火，挂上色彩各异的灯华，而最早的一批，必然是属于吃的。因为汴京人在熟悉了夜市之后，往往不再自己煮食，而是选择“一条龙”服务，晚餐，直接在饭馆或小吃贩解决。
在徽宗宣和年间，正店之甲“矾楼”，是“酒店文化”的主要表现。每到入夜，汴京的市民都纷纷出来“觅食”，如《齐东野语》对矾楼的描述
：“饮徒常千余人”，管中窥豹，这就可以看出热闹的“晚市”规模之巨，汴京上百万的消费者，都热衷于“下馆子”解决晚饭。《清波别志》有言：“京师人家日常供膳，未识下筋，食味非取于市不属餍”，可见，当时下馆子已然形成一种常态化，且市民及其追捧的一种现象。除了男性之外，汴京城的“家庭妇女”们也同样有了新的解放，因为家里人都习惯到外面去吃，她们的担子更小，可以抽出空闲的时间到东京街头玩耍，《东京梦华录》有言：“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饭馆有酒有肉，而且档次不一，从最高档次的正店，到此一级的脚店，再到数不胜数的大排档，这些不同的消费档次，都可以满足汴京不同层次市民们的消费。
外食成风的几个因素
在小农经济面前，“外食”，是一种极为叛逆的现象。因为“自给自足”的根本特征被击败，而汴京市民们的“外食”成风，就说明了大部分市民已经脱离了“小农经济”的模式，更多的是加入了汴京“商业产业链”的工作环节之中。有可能是几个店小伙下工后聚集在一起吃饭，也可能是某个店东家带着员工出来“团建”，更可能是一家人出来吃个新鲜。
①、南北人，南北风味的融合
在宋代早期，汴京的南方人并不多，以宋代中央官员为例，早期的宋代，汴京南方官员不足两成，而到了徽宗时期，却高达六成之多，这就意味着，科举的力量，将南方人都送往汴京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南方人的“口味”，南方商贩。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因为南方的特色菜进入汴京，而南方人又可以吃到汴京的北方菜，于是两种不同的特色交织，令“外食”显得极为丰富，这已不能用阶级来衡量，而是基于人的好奇，也基于一种流行的风气。
②、与“夜市文化”相连接
“外食”更有一种便捷性在其中。汴京商业发达，所以，从商者，从政者是消费主体，其中商业又带动相应的“工人”阶层，他们因为工作环境的转变，或是圈子的转变，开始热爱上夜晚的生活。而到外面下馆子吃晚饭，其实就是夜生活的开端，这同样是“夜市文化”的重要一环。从吃完晚饭，聚三两好友到“妓馆”听曲，或是到“茶坊”闲谈天下，更可以是结伴，走到“州桥商业区”，看河灯，赏夜晚缓缓流动的船舶，体会汴京的文化氛围。
③、本质是劳动的释放
汴京人煮一次晚饭并不简单，烧柴火，处理食材，这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酒店行业的大肆兴起，则是用专业的人，大规模地解决专业的事情，让汴京人的劳动被释放出来，这对于最早接触“商品经济”的汴京人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为经历过繁琐且枯燥的生活模式，新生活的到来，让他们出现一种热烈追捧的现象，于是这类现象才“成风”，本质其实就是新商业对原有模式的冲击，对市民思维的更新。
从瓦子到妓馆，三更再回家（三）
深入夜里，吃完饭后的汴京市民除却观赏，就轮到了文化层面的游玩。汴京城有著名的“瓦肆勾栏”，其相当于如今的中型戏院，观赏者极多，而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瓦肆所呈现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元化。汴京著名的“瓦子”有
“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新门瓦子”、“桑家瓦子”等等，而瓦子大部分都聚集在汴京城的东边，这又符合了功能分区的特征。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的瓦子的文艺形式多样，从各类的“唱戏”，到影戏，又或是有人说书、讲故事，从戏曲到民间文化，历史到杂谈，“其余不可胜数”，想来若是卖力了去讲，又或是卖力去听，听到天亮，都未必能全部说完。瓦子是相对而言，更类似于“市民广场”之类的场所，但汴京城，又怎能缺少高端级别的“艺妓文化”呢。“妓馆”作为演绎对象较少的一种去文化载体，针对性更强，宋代消费者也可以更专注享受服务。汴京城的妓馆也不少，如在朱雀门区一带，大相国寺，马行街，牛行街，这四处地方，包含的妓馆数不胜数，档次也不一样。《东京梦华录》有言：“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而妓馆，的的确确是市民休闲之余的一个好去处，有可能待到天亮，也有可能三更后各自离家，十分洒脱尽兴。
结语：
从吃到精神层面的满足，汴京市民是古代市民的美好典范。比起近现代中都还曾存在的“七八点”入睡的枯燥生活，早在千年前，因为社会和经济的推动，汴京市民大胆地走出了这一步，实在不得不让人惊叹。而北宋的夜市，穿霄的灯火，既是末世的最后一场狂欢，可不得不说的是，沉迷红尘的天堂，任谁都无法轻易自拔，庆幸汴京曾留下，汴河之畔，摇动的浮舟，具备价码的繁华！
参考史料：《东京梦华录》《梦梁录》《宋会要》《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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