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的悲剧命运始于伐蜀之日，我们不该遗忘他

邓艾墓，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文化符号

邓艾墓，位于古金牛道上的北庙乡政府所在地，背靠孤玉山，山势呈馒头状，山头古柏森森，浓阴匝地，野花飘香，鸟语啁啾。前临北庙小学，操场上童真逗趣，教室里书声飞扬。近寻邓艾墓址，只见芳草萋萋，荆棘丛生，在倾倒满地的建筑垃圾堆一侧，垮塌的墓穴深埋在荆棘之中，不仔细搜寻，很难发现，前住凭吊者无不感慨唏嘘！

查剑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登记资料：邓艾墓为石室三人墓，墓室长三米，宽一点四米，深一点八米，室顶有浅浮雕太极图案。并列二石室，各长三米，其一为邓艾之子邓忠之墓，另一陪葬墓则无从稽考。墓前有一石碑，正面阴刻“魏大将军邓艾之墓”八字，为民国时所立，现已不知所踪。墓右侧五十米处有邓艾庙，其庙始建于五代时期，历代有修葺扩建，为“彰顺王庙”，今仅存正殿，已被改造装饰为学校图书室。庙前的五级石砌台阶及石祭台、石栏、石柱、石刻瑞兽等文物早已佚失。庙门有楹联一副，只散见于地方史籍，联语精湛，概括了邓艾入蜀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以后的悲剧命运：

越天险入蜀战不生还漫诩将军夸智勇

筹万机擒王身能死决堪称父子是英雄

邓艾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的悲剧命运始于伐蜀之日。对于邓艾伐蜀结局的预言，《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六回中有两处较为详细的记述：

当邓艾集齐伐蜀军马之际，夜作一梦：梦见登高山，望汉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势上涌。须臾惊觉。黎明即召素明《周易》的护卫缓邵解梦，邵解答如是：“《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而有功；不利西北，其道穷也。’将军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滞不能还。”这里已从玄学的角度预测了邓艾入蜀的悲剧结局。

还有一处是钟会出师之时，百官出城相送，只见“旌旗蔽日，铠甲凝霜，人强马壮，威风凛然。人皆称羡。”其中只相国参军刘寔笑而不语。“太尉王祥见寔冷笑，就马上握其手而问曰：‘钟、邓二人，此去可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还都耳。’”这里刘寔从知人的角度预测了二人入蜀的悲剧结局。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13年），曹魏征召四方之兵十八万分三路伐蜀。征西将军邓艾统率三万兵马自狄道围攻沓中姜维，在取得胜利后，开始实施他偷渡阴平的战略计划。他的具体路线是途径文县县城，翻越青川县境的摩天岭，经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到达平武县的江油关（今南坝乡），全长265公里。

“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岩，鱼贯而进。”《三国志·邓艾传》。

虽然姜维兵败，但蜀军主力并未遭受重创，退守剑阁，依侍剑门关天险足以将钟会的十万大军阻挡在关外，更有张寲、张翼、廖化、董厥四将辅佐，足以与敌军拼死一战。事实也证明，剑门关天险是完全可以依侍的，姜维凭险固守，钟会十万大军便只有无可奈何地原地踏步，无论他怎样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也只有望关兴叹！当初在汉中与邓艾分兵伐蜀时“置云梯炮架，只打剑阁关。”“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破乎”（《三国演义》一百十七回）。

钟会企望以他的军事才能和大兵压境之势攻克剑门关天险。然而，人的智慧，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在冷兵器时代，天险还是可以凭依的。守住剑门关，就是守住了蜀汉江山。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剑门关还在姜维的控制之下，蜀汉的主力军正在伺机反击，企图将敌军驱逐的时候，邓艾以疲惫之师，孤军深入，竟使蜀汉政权土崩瓦解，“成都后主已亡国，此地姜维尚守城。”这历史的悲剧，实在引人深思啊！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后主刘禅溺于酒色，任用宦官，迷信鬼神，荒废国事，如此积弊重重，百孔千疮的政体，使人心涣散，国势日衰，官场则表现出不求有所作为，但求明哲保身，“大臣皆有避祸之心。”在群雄逐鹿，兼并战争风云突变的历史关头，亡国只是时间迟早的事。但问题是，刘备、诸葛亮精心建造的这座大厦，不该这样迅速而彻底地毁灭，毕竟还有一批忠贞不逾，为国效命的文臣武将可以撑持危局，挽狂澜于既倒啊！然而，蜀汉江山却以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灭亡了！

如果站在蜀人的立场上去评判，祸首固然是刘禅，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还应该有一个人，那就是江油守将马邈，他也料到了国家必然破亡的悲剧命运，但却从未作过任何挽救的努力，哪怕是上一道规谏的表章，抑或是在自己的领地上哪怕是部署一兵一卒，做一点点防范的准备，邓艾的疲惫之师也不至于如入无人之境，轻松抢夺城池啊！在他的意识里，国家的荣辱兴衰似乎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大事自有姜伯约掌握，干我甚事？”是啊，我只管坐食爵禄，糜费钱财，别的一概不管。或者说有奶便是娘，谁能给好处，就给谁做孙子，管什么忠孝节义，管什么礼义廉耻，他早就打好了自己的小算盘：“若魏兵到，降之为上，何必虑哉？”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视个人性命重于国家命运，这样的人，哪有不祸国殃民的？所以他不作任何军事部署，不作任何防御准备，当邓艾的二千兵一拥而入城时，他有的只是“慌忙纳降，拜伏于公堂之下”，一个马邈足以祸国，倘马邈阴魂不散，谬种繁衍，国家民族岂不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用人不当，用人失察的教训是多么惨痛啊！

邓艾以奇兵灭蜀，使他威镇天下，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的骄傲情绪日益滋长。他不向司马昭请示汇报，以天子的名义，擅自封刘禅“骠骑将军”、蜀太子为“奉车都尉”、诸王为“驸马都尉”，对蜀国群臣，则根据其地位高低，分别授以不同的官职。他还在绵竹筑“彰功台”，对参加庆功宴的蜀国旧臣们说：“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他还经常夸耀：“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这明显是在树个人威望，搞个人崇拜。对蜀国君臣作这样的处置，他在给司马昭的书信中是这样解释的：“艾衔命西征，元恶既服，当权宣行事，以安初附。若待国命，则往复道途，延引日月。”他在信中还引用《春秋》中的话予以强调：“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以。”这样的书信怎能不引起司马昭“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形露矣”（《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八回）的怀疑。

所有这些，都成了钟会诬陷他“欲谋之国”的把柄，为买通他身边人修改他与司马昭之间的通信留下了漏洞。

司马昭本身就是大野心家，对所有人都怀戒备之心。加上为钟会所惑，于是派监军卫瓘持诏书到成都逮捕邓艾父子，用监车押解洛阳。后卫瓘又趁成都各兵营大乱之际，派护军田续追杀邓艾父子于绵竹。

邓艾死后，部下欲将其尸体偷运回河南老家，然山高路远，蜀道崎岖，运输不便，加上立春后天气转暖，尸体难以长时间保存。又邓艾以“判军”罪名遭诛，若偷尸的风声泄漏，势必惹祸，草草下葬，乃在情理之中，当地至今多有遗迹。特别是为防窃贼掘墓，士兵们把将军印埋葬另一山头，至今人称“印台山”。

公元273年（泰始三年），朝廷终于为邓艾父子平反昭雪，司马炎在为邓艾平反时说：“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联常愍之。”终于承认了邓艾对司马氏的忠诚。

公元前782年（唐建中三年），唐德宗追封古代名将，从唐时往前追溯，共列六十四人，为他们设庙享奠，汉末仅关羽、张飞等八人入选，“魏太尉邓艾”名列其中。

后梁开平元年，王建在蜀称帝之后，广纳贤才，善待士人，其“善待士”为举世公认，不仅给予入川的中原“高士”们“恩礼尤异”，即便对于象邓艾这样的历史人物也给予追谥，封邓艾为“顺王”便是其中一例。邓艾对司马氏政权的忠诚前世已有定论，王建的追谥表现了对历史人物客观公正的评价，“忠”即是顺，邓艾孤军入蜀，刘禅不战而降，可谓盖世奇功。遭钟会诬陷而能“受罪不逃刑”，非顺者而谁？轻取两川之地，即应为“王”，故谥“顺王”。前冠“彰”字，乃宣扬、传扬、表彰之意，是动词。“彰顺王”是动词加名词，即“宣传、显扬、表明顺王……”之意。王建是想借宣扬邓艾的“忠”，从而表明自己对唐王朝的态度，抑或是让蜀人忘记邓艾灭国的仇恨，而记住他的“忠”“顺”，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这个动词加名词的庙名都是国内绝无仅有的。按照通常的规律，为何人建庙（祠），其姓、名、字、号、封号、谥号等均可为庙名，然而这邓艾庙却以动宾词组构成一个无主句为名，难怪当地人普遍地将其误解为一个名词。

邓艾，这位汉末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早已盖棺论定，而古蜀文化也以博大的胸襟气度，开放包容的心态勾销了先人们的恩怨情仇。而记住了邓艾过人的胆识、韬略和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精神以及他的忠勇、忠诚、忠贞。这些可贵的品质是他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来者去努力学习和仿效。于是蜀人为邓艾修坟、立庙，以四时祭奠的方式纪念他、学习他。对于蜀人立庙祭祀邓艾，倒是清末文学家王士祯先生表示出不能理解，他在《分甘馀话》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剑州西郭有小庙，祀邓艾，余赋绝句示州人云：‘申屠曾毁曹瞒庙，常侍还焚董卓祠。剑阁至今思伯约，蜀巫（能以舞降神的人，编者）翻赛（举行祭祀以酬神，编者）棘阳儿（邓艾）’。明时有官阴平者，立一碑于道左，大书曰邓艾入蜀道，见者笑之，碎其石，今之立庙，得无类是耶？”

在古金牛道上三国文化研究热潮流涌动的今天，邓艾墓作为研究三国后期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载体，我们不应该象士祯先生那样再去翻历史旧账而将它冷落，或急功近利，认为它不具旅游功能不能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对它的保护，更不应该任由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消失在我们这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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