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在經營西南地區過程中，為了更好的防苗治苗，在苗疆修築了許多邊牆。這些邊牆大多位於湘、黔、川等西南省份的漢族與少數民族交匯之處，被稱為中國“南方長城”。
一、 明代苗疆邊牆的興築及其背景
苗疆主要包括今天湖南湘西地區和貴州東南地區，從明代開始納入中央治理的版圖。萬曆四十四年開始修築第一條邊牆，由貴州銅仁至保靖，長度達到三百餘里。天啟年間，又從鎮溪至喜鵲營修築邊牆六十餘里。形成了一條自亭子關起，繞浪中江至喜鵲營止的連綿二百多里的邊牆。
明代邊牆把苗疆地區一分為二，沿東北至西南劃成兩個部分。明代在苗疆建立了衛所制度，設立沅州衛和辰州衛和保靖軍民宣慰司，但是少數民族地區的苗民時叛時服，邊境不寧。此後二百多年，漢人不斷的被遷徙到這一地區屯墾，與苗人通婚，引導教化苗人，對苗人不斷同化。政府管理的觸角也逐漸向苗疆地區內部延伸。
從明朝萬曆年間起，邊牆成為“漢苗之界”，後來演變成“生苗”與“熟苗”的分界線。中央政府在苗疆邊牆附近，“設營哨，有漢土官兵七千八百名”，邊牆起了很好的防禦“苗患”的功能。
二、清代苗疆邊牆
清朝康熙年間，康熙採用大臣的建議，決定恢復明代修建的邊牆，作為控制及經營邊疆“一勞永逸”的策略。
康熙十九年起，朝廷委派辰州知府劉應中會同有關官員，實地考察原有的邊牆，劉應中隨後向康熙上了一道《邊牆議》，指出：“欲興築，必先議費所出。今需金數萬，邊荒無力自捐。原近牆各寨皆熟苗，豈便復築土牆隔之於外？”所以劉應中的意見是暫緩修築。
修築邊牆在當時有幾大困難：一是工程比較大大，很多原來的邊牆都已倒塌，只能推倒重建，這以一般的修補根本起不到作用。要是新建則需要大量的經費，而苗疆地區經濟發展落後，無力籌措資金；再者修建工程量比較大，至少需要上萬人手，目前也無力調動這麼多人手；邊牆修好後，原有的士兵也不能撤走，還需要沿牆守衛，才能確保苗疆地區的穩定。所以修牆不是當務之急，如果要修，“非獨辰州一郡之事”，那中央政府要加大投入才行。正是因為劉應中提出了許多實際困難，所以康熙早期這一建議便暫時擱置了。
康熙五十年，湖廣總督鄂海在清政府收復臺灣、平噶爾丹，版圖擴張之時指出，現在邊境寧定，只有苗疆僻處西南，尚未完全教化，與中央政府並不同心同德。一些苗族村寨靠著險要地勢，屢屢與政府作對，甚至打家劫舍，成為一大隱患。建議在生苗與熟苗邊界地區修築邊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西南地區的穩定。
康熙對鄂海的建議很重視，指出“天下內外，俱為一體”，邊疆地區也是朝廷的版圖，與其他地區一樣重要。地方官在讓少數民族群眾“安居樂業，鹹遂生養，從容化導，教之禮讓”的基礎上，也讓他們也獲得安定發展的環境，是統治進一步深入西南地區的有效措施。特別是經過清朝幾十年的治理，許多苗民願改土歸流，成為“聖朝編戶”，願意納糧納稅，“永沾聖化”。
正是考慮到利用改土歸流削弱土司勢力，增強對苗疆的控制。清朝政府便將修築邊牆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雖然康熙手裡沒有完成這項工程，但在雍正時實現了修築邊牆的願望。從此後，邊疆地區居民不斷增長，“民自內地而遷，歷年開墾，漸覺充裕。”
清朝康、雍、乾三朝，苗疆並不平靜，苗人反叛的事情很多，構築一道邊牆也是有意義的舉動。在乾隆後期爆發的波及苗疆全境的“大苗變”中，清廷動用了兩湖、兩廣等七省官兵圍剿，但苗族叛軍機動性很強，“兵至苗去，兵過雲集”，這場平叛成為曠日持久的戰爭。經過十多年的圍追堵截，這才徹底平定苗疆。在平叛的過程中，邊牆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聖武記》上說：“（清軍）遙以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碉卡以守以戰。。。。於是守固矣，可以戰。”
在這次平叛中，總督清軍的傅鼐沿著邊牆修建了汛堡、碉樓、炮臺一千一百七十二座，又新修築邊牆一百一十里，沿邊牆發展屯田十二萬餘畝，這種持久戰術讓反叛的苗民們力量日趨衰弱，最終被平定。
清代平叛時修的邊牆以條石築成，較為堅固，共花費白銀十三萬二千九百餘兩，並對之前坍塌的老邊牆進行了引咎繕。
三、邊牆的作用和意義
作為經營苗疆的一種手段，邊牆在界分民苗、防禦“苗患”中起過很大的作用。它也是明清時苗疆社會變遷的見證者。
自從明初朱元璋派30萬大軍平滇之後，西南地區納入統治版圖。當時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聯繫基本上以沅水水路為主。這條水路對中央管理西南的重要性非常大。
沅水既是進出西南的主要通道，又是西南地區的經濟大動脈。西南地區出產的木材、礦產都是經過這條動脈與外部聯接。保證這條大動脈的安全，是牽扯到苗疆地區穩定的大事，所以沿沅水修建邊牆，也是保障西南地區安全和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對西南大開發有首重要的影響和意義。
明清之時，由湖南到貴州的驛道並不暢通，很多地方只容一人一馬能過，沅水也是苗人的交通命脈，很多苗人村寨也是沿沅水而建。修建邊牆，控制沅水，就是控制了苗人的交通，是對苗人完成了包圍。苗疆邊牆與碉堡、衛所一起組成了將“生苗”圈限在大山深處的一道屏障。
明代生苗、熟苗的區別尚不明顯，二者在特定條件下可以相互轉換。《銅仁府志》上說：苗有二種，其在湖廣鎮筸、四川酉邑、貴之銅平諸處者，曰“紅苗”，其在省溪、水（石艮）、黃栢諸山，曰“水苗”此時被稱為“紅苗”；而“頗遵漢法”的下四里苗，則稱“水苗”。水苗是納入明朝編戶的齊民。
清代對西南地區改土歸流後，生苗、熟苗的區別更加明顯，“熟苗”中也包含了屯軍與當地苗家女子的後裔和內地遷來與苗人通婚的人群后裔。清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也不不少與苗人通婚的，所以區分“生苗”與“熟苗”，確定不同的政策，是統治邊疆地區的一種政治手段。
實際上，清朝是鼓勵遷入的漢人與苗人通婚的。這是同化苗人，使其接受中華文化的一種有效舉措。當時的情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政府鼓勵下，漢人中娶苗婦者日眾，民族間也在不斷融合。
但是漢人在與苗人通婚的過程中，有一些漢人中的害群之馬利用苗人的單純和善良，想辦法侵佔苗人的土地和財產，或者以賭、毒等術控制苗人，使許多苗人受漢人的奴役。我們知道，與當時擁有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漢人相比，苗人的思想十分單純，他們很容易受到漢人的哄騙，或者因賭博輸掉田地，或者因為別的原因被漢人利用，上了一些漢族敗類的當。所以引起了“苗眾轉致失業，貧難無糜者日多”的現象。這也為後來清末時漢、苗民族矛盾尖銳的一個重要誘因。
總的來說，有了邊牆的庇佑，西南一些地區總體上是安定的，漢人與苗人之間的經濟貿易也獲得了較大發展。苗族地區缺少鹽和布匹，正是漢族人從沅水上運輸至西南地區進行貿易。明清時期，西南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市場，各族人民在此進行貿易，實現了民族間的“相安無擾”。所以戍邊漢苗界線的邊牆對西南地區的發展還是有過貢獻的。
參考料：《辰州府志》、《苗疆風俗考》、《湘西苗族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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