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是漢建安年間（196—220年）七位文學家的合稱，包括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這七人大體上代表了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即曹操、曹丕、曹植）外的文學成就，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之稱，始於曹丕所著《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家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獲得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為知己，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故而他們的詩與曹氏父子有許多共同之處。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鄴（今河北臨漳縣西）中，又號“鄴中七子”。
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建安七子與“三曹”往往被視作漢末三國時期文學成就的代表。
建安七子生活在東漢末年。在儒家經學思想佔統治地位的兩漢時代，人們對文學的認識多是“依經立義”以教化為中心，重在對文學與政治、倫理及現實的關係等外部規律的研究，而相對忽視了對文學的藝術特質及內部創作規律的研究。
不過，儒家思想本不廢文學，且漢代處於封建社會的上升時期，儒學在爭奪正統的鬥爭中也表現出某些進步因素，故儒學在漢代較為自由發展時就也提出了一些對文學的看法，接觸到文學的特質問題。
此外，道家異端思想在漢代也在不間斷地發展著，在經學思想統治較為鬆弛或逐漸衰微時，一些學者受道家思想影響提出了對文學更有價值的看法。文人作家在創作中對文學的抒情或娛樂性質也逐漸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
這裡所說的“文學精神的復甦”，就是指文人學者們對文學自身價值和特質有了一定程度的認識並開始自覺以文學創作抒情言志、表達一己情懷或以之作為精神自娛手段的狀況。
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評價：“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曹丕常常與建安七子“行則連輿，止則接席”，孔融被曹操斬殺後，曹丕仍以重金向天下廣徵孔融的文章。
“建安七子”與“三曹”構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對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過貢獻。王粲在詩賦上的成就高於其他六人。劉勰《文心雕龍‧才略》提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王粲的作品最能表現哀思，其代表就是《七哀詩》與《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王粲《七哀詩》吟道：“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把在亂世的經歷見聞，融入於作品之中，留下最真實的記錄。
七人當中，除被曹操處死的孔融外，其他六人都依附於曹操父子旗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魏王世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剩下的五人竟然全部死於這次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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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四大家指關漢卿、白樸、鄭光祖、馬致遠四位元代雜劇作家。四者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作的成就，因此被稱為“元曲四大家”。
明代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中說：“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在此以前，元代周德清在《中原音韻》序中說：“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備則有關、鄭、白、馬。一新制作。”但是，周德清雖以四人並稱，卻並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賈仲明為馬致遠作的弔詞中又有“共庾、白、關老齊眉”的說法，庾指庾吉甫。關於這幾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評價，因人因時而各有不同。
元代鍾嗣成的《鬼魂簿》把關漢卿列為雜劇作家之首，賈仲明稱關漢卿是：“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師首，捻雜劇班頭。”但明初朱權的《太和正音譜》卻首推馬致遠，以為“宜列群英之上”，而以關漢卿為“可上可下之才”。
明代前期以後，又有盛讚鄭光祖而貶低其餘三家的，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說：“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勵而少蘊籍，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清人王激烈《曲談》中則認為“關、白、馬、鄭諸家”。
近代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中說：“元代曲家，自明以來，稱關、馬、鄭、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詣論之，寧稱關、白、馬、鄭為妥也。關漢卿一空倚傍，字籌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
關漢卿、白樸、馬致遠、鄭光祖代表了元代不同時期不同流派雜劇創作的成就，他們被稱為“元曲四大家”，已為歷史公認。明代王世貞、王驥德等人為王實甫未被列入“四大家”而提出非難，王驥德還提出“王、馬、關、鄭”說。清代李調元《雨村曲話》則有“馬、王、關、喬（吉）、鄭、白”之說，但未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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