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們以前學的歷史常識，甲午戰爭的失敗是因為慈禧的昏庸和李鴻章的無能，然而真是這樣嗎？其實這還真不是他們的主要原因，我們不否定慈禧和李鴻章對甲午戰敗的影響，他們也有責任，但主因其實在光緒，光緒對甲午戰敗要負直接責任。各位看官聽到這話可能要笑了，都知道光緒不過是一傀儡皇帝，沒有實權，甲午海戰跟他能有多大關係。
如果真這麼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光緒其實在年滿18歲後就親政了，慈禧也很看好和信任光緒，逐漸對他放權，到1895年時，光緒已經掌握了很大的實權，朝廷大事，除了很關鍵的事物外，基本都有光緒做主，而甲午戰爭正是由光緒指揮的，而我們一直罵的慈禧，反而並沒有插手這次戰爭。哪怕最後戰敗，慈禧也沒有收回光緒的權利，只有到了1998年，光緒百日維新時，光緒和康有為等資產階級改良派觸碰到慈禧等守舊勢力的利益，光緒才失去了慈禧的信任，並被囚禁。好了，前話講的有點多，下面就開始我們正式的故事吧，看看甲午戰爭背後的光緒是怎樣的一個存在。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 )五月二日，紫禁城乾清宮中，一張大案上攤著一份條約文稿。25歲的光緒一遍遍地繞著大案急走，時而停下來，望一眼那份由李鴻章從日本馬關帶回來的條約。一聲沉重的嘆息後，他坐了下來，舉起毛筆，飽蘸朱墨，顫抖著在文件上籤下了一個大大的“允”字。
回想一下，這場戰爭的發生及結局，與光緒的性格、才識無不密切相關。
光緒十五年二月初三，光緒宣佈親政。對於大清帝國的無數臣民來說，這是一個充滿想象和期待的時刻。自從28年前咸豐死後，大清帝國一直沒有男主人，慈禧太后對光緒也不無期待。光緒是個好學的皇帝，對書籍的興趣發自內心，有資料記載，在宮中慶典演戲之時，他常挾一卷書，找一個僻靜的地方閱讀。他以恪守孝道聞名，對慈禧太后和師傅的話奉之唯謹。慈禧太后雖對光緒的個性從未喜歡過，但仍認定他已經是個合格的繼承人。
在親政的頭幾年，年輕的光緒並沒有給大清帝國帶來驚喜。帝國政治如同一架上好了發條的鐘表，一切都按照慈禧太后執政時的成例運行，他並沒有多少自由發揮的空間。因此，光緒期望一個契機一展身手。
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讓大清帝國的政治神經一下緊繃起來。這封電報的內容是:清、日之間可能因為朝鮮發生戰爭。
翁同龢
自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帝國就不斷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是美國、德國、意大利....現在，西洋的國家輪完了，居然又輪到了東洋的日本。對於西洋諸國，光緒不太瞭解，但對身邊
的日本他十分“清楚”——雖然聽說這些年它開始效法西洋搞維新，但能有多大作為?如果他能抓住這個機會打敗日本，自然會樹立起巨大的威信，也會有力地向慈禧太后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取勝，那就是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 會讓鬱悶已久的大清帝國揚眉吐氣。
對於光緒的態度，包括帝師翁同龢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支持。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
李鴻章
其實早在20年前，李鴻章就已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大清最危險的敵人。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想敵。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20年來的變化，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遠遠超過大清。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 避戰求和”， 建議光緒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大清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然而，對李鴻章這一建議，光緒認為簡直荒唐可笑。主動撒軍，有失大清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時間整軍備戰。在光緒的嚴厲催逼下，大清終於中了日本的圈套，走上與日本決一死戰的不歸路。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上，光緒暴露了他在知識儲備上的嚴重不足。雖然從十歲起，慈禧太后就讓他學習閱讀奏摺，但親政五年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驚人地無所知。
這源於他接受的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雖然在光緒出生前四年已有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在光緒七歲時已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但光緒接受的完全是傳統的教育，他的師傅是狀元出身的老儒翁同龢，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光緒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書本知識以外的人情世故，乃至支配帝國政治的潛規則，在光緒的大腦中完全是空白。親政之後，經常接觸他的大臣們發現，這個年輕皇帝缺乏基本的社會常識和應變能力。
25歲的光緒其實對軍事一竅不通，戰爭形勢與他的想象大相徑庭。戰爭開始，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即遭失敗。此時光緒尚不以為然，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迎頭痛擊。及至平壤之戰，李鴻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潰敗，放棄平壤北逃，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佔領朝鮮，光緒震怒，認為這是李鴻章臨場指揮不力的結果，擬拔去李鴻章的三眼花翎，嚴加議處。
然而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日本人即突破鴨綠江，兵鋒直指瀋陽。直到這時，光緒才發現，原來大清的軍事實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現在，這場戰爭已不是滅不滅日本的問題，而是大清會不會被滅的問題了。
光緒如同站在瞬間決口的大堤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無論如何馬上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非常急迫。光緒要求將軍們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光緒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大忌。日軍侵人大清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明白這場戰爭不可能再是一場局部戰爭，而是已演變成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光緒上了道長長的奏摺，提出了“打持久戰”的主張——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將日本拖垮。此議一出，許多老謀深算的大臣紛紛表示同意。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這個戰略是唯一取勝之道。然而光緒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大清境內前進得越遠，光緒就越驚慌失措。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慈禧太后
上演一次倉皇辭廟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已經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於如何阻止日本。他催戰甚急，不斷把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而所有的前方將帥，都讓他大失所望。光緒對他們的態度只有兩種，一種是不斷地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膽怯”“無謀略”;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光緒的不斷催促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前線，被日軍吞噬。
陸軍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與光緒的指揮思想有關，海軍同樣如此，光緒的邏輯是隻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之後，光緒對海軍提督丁妝昌極為不滿，要撒他的職，經李鴻章力保，才僥倖留任，不過光緒對丁汝昌的惡感一直沒有消除。北洋海軍的最後覆沒，與光緒賞罰失當有著直接關係。幾乎從戰爭開始，光緒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拼命的海軍軍官“從重治罪”。在光緒的威脅下，幾個勇將先後自殺。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因此他只希望戰死沙場。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被光緒撤職抄家，兒孫流離失所。
在這場戰爭中，光緒的性情急躁、毫無耐心暴露無遺。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擔當大任的材料，所以甲午戰敗也是難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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