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讚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丹尼爾·魯克塞爾是居住在巴黎的年過六旬的普通老人，和其他的巴黎獨居老人一樣，他每天的生活是遛狗、喝咖啡、聊天。唯一不同的是，每到晚上，那些童年的記憶就會像噩夢一樣攫住他——白天被親人、同學和鄰居當眾羞辱，晚上被外祖母鎖在雞舍裡睡覺……這一切只因為他的父親是德國軍人，而他的母親是巴黎女人。
與此同時，遠在柏林的艾維蓮·皮裡特維也始終記得自己的童年經歷——被同學嘲笑為“法國人的雜種”，因為她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生下的孩子。
無論是德國軍人與法國女人的孩子，還是法國勞工與德國女人的孩子，在人們的眼裡，他們都是帶著恥辱烙印出生的孩子，他們的童年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被羞辱、被歧視、被虐待甚至被毆打，因為他們被視為敵人的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軍在極短的時間內就佔領了法國全境。從法國被佔領到德國納粹投降的四年多時間裡，大量的德國軍人被送到法國前線，由於德國後方缺乏勞動力，大量來自法國、波蘭的戰俘和勞工又被運到德國境內，開始強制性勞動。
非常戲劇化的是，在德軍佔領下的法國，法國女人與德國軍人相愛，生下了孩子，甚至引起那一時期法國的嬰兒出生率暴增，而在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女人的德國後方，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愛情故事也在上演，同樣帶來了一個個的愛情結晶。據相關機構的統計，這樣的德法混血私生子大約有二十多萬，但長久以來，他們的出生在兩國都是一個官方迴避的話題。
二戰結束的六十多年後，這樣的忌諱漸漸被打破，德國政府頒佈法令表示承認這些德法“私生子”的雙重國籍，一些與此有關的書籍和影視作品在德法兩國的出現，也使得這些德法“私生子”背後隱藏的故事逐漸浮現在大眾的面前。
有罪的愛情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戰爭的記憶應該是飢餓、抵抗和恐懼。但《1940-1945色情年代》的作者帕特里克·比松卻說“納粹控制下的巴黎是一個‘大雜交派對’。”1942年的法國有兩百萬男人被關進集中營，但是法國女人卻在此時活躍起來，她們與駐紮在當地的德國軍人上床，與任何可以幫助她們度過經濟難關的男人睡覺。戰爭就像春藥一樣激發了情慾，連女權運動創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經說到，她對侵略者有一種“不自覺的友愛”;德國人對“身體的膜拜”讓她感到神魂顛倒。
曾經有傳說，巴黎淪陷期間，法國妓女首先起來革命，拒絕為侵略者提供性服務。但《1940-1945色情年代》一書指證，巴黎的高級妓院歡迎德軍光臨，全市1/3妓院被他們包起專用;另有10萬巴黎女人成為“臨時妓女”。
伴隨尋歡作樂而來的是法國嬰兒出生率的暴增，許多德法私生子就是在這短短的四年間出生。當然，並非所有的德法私生子都是尋歡作樂和交易帶來的後果，他們中大部分都堅信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擁有過偉大的愛情，這種愛情穿越了戰爭的藩籬。
傑安居住在法國的一座小城亞眠，他是土生土長的亞眠人，他從未離開過亞眠，就像他從未懷疑過父母的愛情。傑安的父親是一個駐紮在亞眠的德國軍官，傑安的法國母親被派去照顧父親飲食起居。在朝夕相處中，年輕的德國軍官和法國姑娘相愛了，並在1943年生下了傑安。傑安回憶說，他的父親非常愛他和他的母親，在撤離法國的時候還曾經許諾會盡快回來與他們一起生活，儘管他再沒有回來。
在那個特殊年代，跨國戀情並不值得稱頌，與敵人相愛更是一種危險的犯罪。二戰結束後，那些與德國軍人有過羅曼史的法國女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懲罰。根據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計，當時大約有10萬人受到懲處，100萬人受到懷疑和質詢，5萬名婦女被剃了光頭。
而在德國，1940年，蓋世太保頒佈了一個法令——“所有與德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的法國人，包括波蘭人都要被處以死刑。”然而這條法令卻並沒能阻擋住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之間的愛情萌發。
從1942年開始，由於戰爭的需要，幾乎所有的青壯年德國男人都被送上戰爭前線。與此同時，為了供應戰場物資，德國的工廠又需要大量的青壯年勞動力。於是，德國不得不運送大量的包括法國人、波蘭人和俄國人在內的外國戰俘和勞工到德國境內從事強制性生產勞動。截止1945年，僅僅法國一個國家就向德國提供了總計三百萬的勞工和戰俘，而這些法國勞工也在德國留下了上千個德法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讓·路易·葛訶朗至今回憶起在德國的勞工經歷都激動得不能自持。與戰俘不同，作為勞工，讓·路易·葛訶朗可以在柏林街頭散步，甚至他還有一點點的工資可以讓他坐在咖啡館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機會與德國女人接觸和交談。當然並非完全沒有限制，但這種限制反而使得年輕人的愛情更充滿趣味性。讓·路易·葛訶朗和柏林的德國女人相愛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歲。在他們的孩子出生後不久，德國戰敗，二戰結束，他和其他的勞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國，從此再也沒有回到德國。
被詛咒的孩子
本來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應都受到讚美，而這些二戰期間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卻伴隨著詛咒，因為他們是家族和國家恥辱的證物。無論在德國還是法國，幾乎所有的二戰私生子都經歷了孤獨與隔絕的童年。
《生於被禁止的愛情》的作者喬思安·克魯伊在書中描述道，七歲那年，因為同學罵她是“德國佬的雜種”，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個童年時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絕，沒有孩子願意接受她成為自己的朋友，在漫長的孤獨童年裡，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親是一位英雄或者神來聊以自慰。
克勞斯·彼得·尼克爾從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國血統，直到五十歲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來信的是他的血緣上的姨媽。姨媽在信中告訴他，他是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兒子，他的母親為了逃避流言蜚語，將他送給別人收養。從那以後，在童年時期遭遇的所有疏離與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釋，於是他開始尋找他的父親，但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即使經過那麼多年，身邊的長輩們仍然認為他的存在是一種恥辱。
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的創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歲那一年明白了許多事，為什麼自己的出生證明上寫著“父親不詳”，為什麼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歡自己，為什麼同學和鄰居會看不起自己。這不僅僅因為她的母親是單親母親，而且更重要的是因為她的父親是個德國軍人。
二戰結束後，幾千名“直接通敵”的法國婦女被剃光頭髮，遊街示眾，而她們的孩子有的被遺棄，有的被送養，有的雖然自己撫養卻被粗暴對待。熱拉爾·佩里奧克斯的母親倖運地逃過了遊街示眾和種種凌辱，但她始終無法擺脫與德軍戀愛帶來的羞恥感。於是，孩子成了她發洩怒火的對象。如今63歲的佩里奧克斯回憶說，母親幾乎每天都要揍他，讓他睡在狹小的儲藏室，母親和繼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親生前從未告訴他生父是誰，佩里奧克斯一問這個問題，母親就衝他大喊“這不關你的事”!
《被詛咒的孩子》一書的作者讓·保羅·皮卡佩說：“戰爭結束後，這些孩子成了德國軍隊的化身，那是對無辜者的報復。”
我的父親是好人
2002年，法國電視三臺製作了一部紀錄片《恥辱的孩子們》，第一次向公眾講述了這些二戰私生子的故事，這使得許多這樣的二戰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並不是身份不明的雜種，感到自己並不是一個孤獨的個體現象。
於是，年近六旬的他們開始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過此種方式尋找到自己的生身父親或者有血緣關係的親屬。德法兩國許多作家和媒體工作者也參與進來，以此為主題創作了許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作家讓·保羅·皮卡佩的兩本書：反映德國軍官和法國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詛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國勞工和德國女人的故事《愛情有罪——法國勞工的孩子》。讓·保羅·皮卡佩說，他寫這兩本書是為了證明即使戰爭也無法剝奪人們相愛的權利。
為了幫助這些二戰私生子尋根，德國軍人和法國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創辦了戰爭兒童全國互助會(ANEG)。在他們的官方網站上，用德語和法語兩種語言寫滿了這些二戰私生子對自己異國父親的懷念和追憶。
“是否我們擁有和您一樣的額，一樣的眼，一樣的呼吸?
是否您溫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訴我們關於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歲月和我們長長的受難，
在我們的心靈深處，
哦，父親，
我們逝去的父親，我們尋找的父親，我們的德國父親，
我們愛您。”
儘管對於父親的記憶十分熹微，甚至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絕大部分與自己的生身父親素未謀面，但他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來紀念和尋找帶給他們生命的男人，因為無論歷史怎樣被人撰寫，他們相信那些帶給他們生命的異國男人是一個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親。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說：“我的父親是個好人。”
不僅僅是雙重國籍
與這些二戰私生子對於自己身份的積極追尋和民間歷史工作者對真相的挖掘不同，長期以來，德法官方一直對德法私生子這個問題諱莫如深。讓·保羅·皮卡佩也承認，在撰寫關於德法私生子的兩本書時，尋找相關的史料是比較困難的。特別是在法國，這段歷史是被掩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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