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俢史，著眼於興衰。《國史大綱》完成之日，正值與日寇決戰之際，山河國運懸於一線。錢穆先生避難昆明巖泉寺，修國史以續民族香火。“中華民族何以至今日境地？”士子階層的自省橫貫本書始末。古人云：“欲滅其國，必先滅其史。”這就是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千年不亡的原因。史不亡，國不亡。國不亡，天下亦不亡。
自學成才
無錫春秋時為吳都梅里地，秦漢置無錫縣，這一名稱沿用至今。無錫北依長江，南頻太湖，京杭大運河從中穿過，物華天寶，人才輩出。僅民國時期就為中國培養出了錢穆、錢鍾書、周培源、劉半農等多位大師。由於種種原因，錢穆在大陸並不廣為人知，但其著作卻是國學愛好者的必讀之書。
1895年，錢穆出生在江蘇無錫縣。六歲時入私塾讀書，十一歲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卻恰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只得輟學回家，在自己家鄉擔任小學教員，從此開始了教學生涯。錢穆曾以未進入高等學府為憾，但日後卻成為北大、清華、燕大等名校教授。
在家鄉教學期間，錢穆自學中國古代史，側重於考據古人事蹟。1930年，發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一舉成名。經同鄉顧頡剛推薦，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在北平八年，錢時常在北大、清華兼課，與學術友人時相切磋。如果說人生有為數不多的幾個重要節點，那麼進京講學則是錢穆生命的重要轉折。
再修國史
三百年前，明朝士大夫目擊世變，開始思考如何存續中國固有文化，於是後人記住了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物。三百年後，日本侵華，中國士子階層，亦在困窘與恐懼中思考中華民族將何去何從。歷史是如此的相似。
第一次提出寫國史的是清華長衫美男子陳夢家。一日，在錢穆住處旁邊的草坪上，陳說：先生寫一本中國通史教科書吧。對於這個建議，錢穆拒絕了，他認為材料太多，而自己所知有限。之後陳又多次提及，錢採用拖字訣，認為此事體大，希望日後平安返回故都再考慮。
抗戰後，國軍一潰千里。國民黨採用空間換時間的戰略佈局，遷都重慶。北大、清華、南開也組成著名的西南聯大，在昆明重新建校。中日軍力懸殊，前線節節敗退，國內瀰漫著一種亡國論。錢穆開始重新思考撰寫通史一事。最後下定決心寫一部中國通史，採用綿延的手法敘述中國歷史，用以激發民族自信，鼓舞抗戰士氣。錢穆首先刊文駁斥了當時流行的“中國古代專制黑暗、民無法、無權”等觀點，主張對歷史應充滿溫情與敬意。
錢穆堅持獨立的歷史觀。《國史大綱》將太平天國運動稱為洪楊之亂，國民黨出於民族革命的政治需要，對太平天國運動一直隱惡揚善，所以重慶當局審查時，責令錢更改對太平天國運動的評價。但錢從保護傳統文化和客觀事實的角度，堅持己見。最後重慶當局只得妥協。
西南聯大遷至昆明後，事情繁雜，通史的撰寫進展緩慢。1938年春，錢穆結識宜良縣縣長，縣長推薦其去巖泉寺潛心著書。這一日，巖泉寺方丈得知有貴客降臨，一大早便在門口迎候。入寺後，錢被安頓在寺中左側的一座小樓，上下各兩層三間。前有一院，四周遍植矮樹花草。環境清幽、古樸乾淨。錢甚是滿意，更重要的是小樓偏僻，遊人所不至。國學大師陳寅恪造訪後曾驚呼：然使我一人在此，非神經不可。
從此晨鐘暮鼓，錢穆開始筆耕不輟的寫書。這一消息本事保密，最終還是被一些仰慕者打聽到。西南聯大的學生就多次來邀請先生回校演講，均被著書為由拒絕。錢穆晚年回憶起巖泉寺的隱居時光，充滿深情：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也。
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國史大綱》就已完稿，由此可見錢穆的苦學之力。中國著名物理學家錢偉長報考清華時，有一道題要求寫出二十四史的名稱、作者、卷數、解釋人是誰。應考者中唯有他得了滿分。錢偉長遠超同儕的文史功底，得益於幼時四叔錢穆的悉心教導。叔侄感情深厚，1994年，已值85歲高齡的錢偉長重遊巖泉寺，在四叔著書處停駐良久，並題下“巖堅泉清，宜結良緣”八字。
1939年夏，錢穆帶著《國史大綱》手稿遠赴香港，交付商務印書館印刷。商務印書館是中國出版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臨行前錢穆囑託出版家王雲五儘快出版。匆匆出書不符合錢穆的慣例，但戰爭局勢不明朗，讓他不得不將《國史大綱》儘早發行。
《國史大綱》一經面世，立即引起學術界的轟動，被公推為中國通史中的最佳著作。國民政府將其定為大學歷史必修教材。《國史大綱》集各種讚賞於一身，自然也有不認同者。聞一多就曾在報紙上公開罵他“冥頑不靈”，錢穆不以為意，在聞一多遇刺身亡後，還特意去其遇難處憑弔。學生也有反對，學者何兆武在回憶中說：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感情太深厚了，只看到他美好的一面，而對他不怎麼美好的一面絕口不談。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也執此觀點，內戰後，蔣遠走他鄉。多年之後，錢去美國講學，故人重逢。蔣還耿耿於懷：先生的《國史大綱》我讀了五遍，似乎書中說古代的優點太多，缺點太少。錢反問：書中所寫的優處，有沒有不妥的地方？蔣答：沒有。“既然沒有，那就無妨。如今國人喜歡批評舊傳統，卻絕口不提優點，我的書可以矯正這個偏頗，你覺得如何？”蔣點頭稱是。這個回應也是其書生報國的用心所在。
錢穆對中國傳統文化可謂情有獨鍾。一次，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設宴招待新同事，錢穆以初來乍到的身份向校長進言：學校的M樓、S樓缺乏中國文化，建議改用中國名字。滿座為之默然。後來，燕京大學專門召開校務會議討論這件事，最後採納了錢穆的建議，把M樓改為穆樓，將S樓改為適樓。至於校園那個景色秀麗的湖應該用哪個名字，大家爭論不休。最後錢穆定位“未名湖”，後成為北大的象徵。
先生一去
內戰結束後，錢穆遠去香港辦學。1950年，創建新亞書院。後定居臺北，蔣介石為體現禮賢下士，將“素書樓”贈予錢穆，並多次囑託蔣經國以師相待。錢穆一生遠離政治，晚年更是如此，在素書樓深居簡出。84歲時，突然雙目失明，靠口述完成另一鉅著，謙稱《晚學盲言》。《晚學盲言》是先生最後之作，旨在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觀點。代表著錢學最後進階之大境。
在漫長的百年風雨中，先生一生可歸結為兩件事，前半生在證明中國不會亡，後半生在證明中國能復興。雖不諳政事，但其宣揚的傳統文化早已成為臺獨分子的眼中釘。1990年6月，臺北“立法委員”陳水扁等人誣告錢穆非法佔有政府用地，先生憤而搬離素書樓，兩月後鬱鬱而終。後素書樓改建為錢穆紀念館，陳水扁向錢穆夫人胡美琦女士道歉，胡憤慨地說：寧願為死人建紀念館，也不讓活人居住。
先生一去，帶走的是一個時代，標誌著士子階層在中國的徹底消亡。最終先生的骨灰被撒入“生於斯，長於斯”的茫茫太湖，似乎也預示著中華文化的必然迴歸。不管未來時代怎樣的變遷，我們都不應該忘記先生的書生報國之情，不應該忘記在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時刻，先生以一己之力延續著民族的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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