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看到花剌子模信使这个概念，就感到十分的新奇，它所映射的现象也是如此的真实和准确。花剌子模信使是指在古中亚有一个国家叫做花剌子模，在这个国家中，凡是给君主带来好消息的人，都会收到奖励和提拔，而那些给君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要被关进笼子里喂老虎。王小波也说这是野史记载，并且也并没有什么正史或者证据可以证实这个现象发生在花剌子模国。但我相信这一定是存在的，不管是花剌子模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存在。
人们总是愿意去相信好的东西，这会让人放松对真实的警惕。真相是客观的，这毋庸置疑，真相的客观性就在于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花剌子模信使现象的愚蠢就在于这两点，其一，君主认为只要严厉的惩罚带来坏消息的人，好消息就会变多，真相就会向好的方向偏移。其二，君主是绝对的权威，君主的错误观点也是权威，需要去毫不质疑的执行。我想如果我出生在花剌子模国，我也不太有勇气去坚持事实，因为在一个错误的判断体系下，真实的东西属于异类。
王小波通过这个概念思考的是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现象。书中举例说明，作者和李银河从1989年开始进行一项社会学研究，首次发现了中国其实广泛存在着同性恋人群，并且在中国社会中早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作者以为这个发现很有意义，这个研究的结果是通过切实的数据反应，是最接近真相的事实，于是作者将此报告结果报道出来，结果不但作者和李银河遭到了严厉的抵制，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事实往往就是这样，真相所表现出的容貌和大众心中的不一样，所以就要抵制真相，继续去崇尚自己心中无根无据的想法，这和一叶障目，不知泰山有什么分别？并且这也严重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哲学观。
在中国古代帝王统治的时期，太子至尚，“花剌子模”就一直存在。在中国当代，“花剌子模”也一直在科学和文学之中游离。一个学者对于一事件发表了观点，这个观点无论正确与否，只要是挑战了人们传统的道德观、世界观，就一定要被抵制，并且逼迫发声者收回言论并道歉，这是多么可耻和可悲的行为啊。这令我想到了休谟法则：我“们不可能从“实然”（is）中推出“应然”（ought）”也就是说事实判断不能成为道德判断的基准。当然在这种法则下，学者和艺术家也会变得狡猾，他们会通过变换一种说法或行为，来达到学术价值和自身的生存安全。王小波说：“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做到第一种就很不错了，第三种的人已经不配成为学者，他和任何一个小人都没有区别。
“假作真时真亦假”，在花剌子模之中，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一个信使，因为都是好消息，我们不知道真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之中一定有真正的好消息，但是这种好消息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中国墨子很早就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无论对于国家来说，还是对于学术来说，没有了争辩、没有了危机，好消息不天盖地的涌来，那么坏消息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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