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千古一帝”的康熙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相当荣，乾隆皇帝很是羡慕，也来了个六次南巡。在《御制南巡记》里，乾隆皇帝对自己一生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表示自己一辈子也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定了几十年混乱的西北，二就是六次的南巡。由此可见，这下江南的意义在乾隆的心目中，那是相当重要。
但是，在古代并不先进的出行条件下，皇帝的出巡就是一件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从京城到江南，路程约六千余里。在两百多年前，可没有现在的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皇帝的那些行李，全靠马拉人扛，行动缓慢，这样走个来回，少说都要三五个月。
并且乾隆皇帝每次下江南的时候，都会带上后宫妃嫔、朝中大臣、皇亲国戚，连带着保护安全的侍卫随从，少说都有两三千号人。这么多人需要动用的马匹有五六千，车辆四五百，船只也要上千条，这样一来花费的也就多了。据历史学家统计，乾隆帝每次南巡都要花上一两百万两白银，六次南巡下来花费高达两千多万，要知道当时清朝的年财政收入也才五千多万。
并且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的时候，已经是74岁的高龄了，这么大年纪长途跋涉，也是相当不容易，还要花那么多钱。那么他为啥还乐此不疲下江南呢？
其实对于下江南的原因，乾隆自己也解释过：一是朝中大臣的建议；二是江浙官民的盛情邀请；三是侍奉母后，游览江山美景，尽点孝心；四是江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自己作为皇帝应当亲自去考察民情。这些说法是一种较为官方的说法，当然听听就算了。其实在乾隆皇帝的心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
富庶的江南给了朝廷巨大的财力支持
江南一带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也是国家的“银袋子”，同时也兼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更是国家粮食的主要产地。乾隆时期，江南地区的江浙缴纳的税银占国家税收的30%，粮赋占全国的40%，而关税则占到50%的比例。
还有重要的盐课银，从明朝以来盐课银就是朝廷收入的支柱产业，到了清朝也成为了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经济收入来源。据统计，盐课银的60%都是由江南贡献，在富饶的江南，仅仅是扬州盐商们每年上交的盐课银都有几百万之多，最高时高达600多万两白银。
京城所需要的的粮食大多也是由江南供给
清朝时期京城所需的粮食也是从江南运来的。清朝时期，北京城人们消费的粮食主要是以大米为主，小麦、杂粮为辅，据《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记载，发放给官员的官粮比例是：“粳米五成，稄米三成五分，粟米一成五分”。稄米和粳米这两种大米就占了官员口粮的85%。
京杭运河
这小麦，杂粮好说，离京城较近的山东、河南、关东等地有大量的种植，但是这大米就需要通过漕运从江南一带运抵京城。明朝时期的京城就开始从江南调粮，那时京城“漕粮岁入四百万石”。而到了清朝时期，京城人口大量增加，需要的大米可就不止四百万石了，这些粮食的三分之二都是从江南通过河运或者海运运抵京城。
可以说没有江南的巨大钱粮作为支持，也就不可能会出现乾隆盛世。
除此之外，每次下江南的时候，皇帝却保这些收入能够正常进入国库外，还会和权臣进行摊派、卖官、受贿、敲诈勒索等，找江南的富商与官员套取大量的私房钱。
也就是说，将富庶的江南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充分利用江浙一带的庞大资源来维持大清帝国的正常运转，这才是乾隆六下江南的主要原因。
参考：《清史稿》《钦定户部漕运全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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