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7年博羅縣義倉倉谷盜賣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中國步入國難時期，但博羅縣的義倉卻曝出大量倉谷被偷偷盜賣的消息，數量達數百萬斤，引發縣民的公憤，擔心其中另有隱情，因此聯名請求政府徹底調查，以彰顯政府倡辦義倉的決心和功勞。
這件事被登在了1937年8月28日香港的媒體《香港工商日報》上：
1937年8月28日 《博羅縣民懇請徹究義倉舊谷 以維國難時期民食》
至於為什麼博羅縣民眾對這件倒賣義倉谷事件如此憤怒？這與博羅縣歷史上悠久的社倉/義倉傳統有著緊密的關係。
2.博羅縣義倉：社倉與義學並舉
博羅縣隸屬廣東省惠州市，位於廣東省中東部，博羅置縣始於秦朝，境內有羅浮山，自會稽浮往博羅山，故置博羅縣。一說原為傅羅縣，後訛傅為博。
博羅景色
清乾隆本博羅縣誌所載縣城地圖
從歷史上看，博羅縣社倉體系和制度相對完備，其一些相關制度和習俗竟然延續到1979年改革開放以前。據《博羅縣誌》記載：
博羅縣社倉始於北宋，受官府監督，由地方紳士經營，借官米貸放利息，分期歸還，以調節民食。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捕署奉文建社倉三大間，次年竣工，總工程支出白銀一百六十兩。1752年（乾隆十七年）儲存社倉捐稅谷2580石（約165.8噸）。1761 年（乾隆二十六年）各巡捕社倉共存谷6328石（約45.56噸）。
在《乾隆本博羅縣誌》裡記載了一篇《社倉記》，詳細記載了博羅縣社倉的具體情形：
清代乾隆本博羅縣誌
於是知縣曜遂踧踖稽首而為之記。記曰：
倉凡四，西北曰胡鎮、曰石灣；東北曰莫村、曰羅峒。越在四鄙，皆綰轂焉。治而一則省而縣隸之。倉為三楹，粟庋左右，群諸子弟推擇而師塾其中。歲給之粟，以司扃鑰。居平則朱考亭法，春而出之補不足也，秋而入之鬥羸三升，施厚而報約矣。歲之不虞則春損估以出，秋增而入。又推擇諸父老司之，一如漢耿壽昌、隋長孫晟故事。而出入之籍禁勿上聞，則朱、耿、長孫諸公未及焉。宋胡寅曰："賑饑莫要近乎其人。"
是役也，公一舉而四美並矣。猗歟休哉！藉令往事者預知微，一皆如公得早從事，不腆諸下邑，奚至瞑眩若今日哉！語亦有之：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
從該文可以看出，該社倉因發生大饑荒而籌備建立，共設立四個分倉，分佈在東西南北，方便存谷和賑濟，義倉與義學建在一起，兩邊存糧，中間讀書，管理人員發給工資。
具體制度採用朱熹社倉法，春季貸出，秋季收回，收谷利息三成，又推舉鄉里的老人來進行具體經營，參照了漢代的耿壽昌（理財家，創立常平倉），隋代的長孫晟（即長孫平，創立義倉）的經驗。
3.解放後的社倉--糧食銀行
可見博羅縣社倉存在已久，社倉制度完善，令人意外的是這種社倉制度在解放後仍繼續存在。另據《博羅縣誌》記載：
新中國成立後，農村的糧食儲備主要在1964年～1974年間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吸取了以往教訓，提出"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的號召，迅速掀起增產節約多儲糧的熱潮，並採取多種形式儲備糧食。
一是大隊代管，在糧食收穫分配時，根據生產豐歉情況，大隊提出要求，生產隊確定儲糧數量，統一交到大隊倉庫集中保管。社員家庭節餘的糧食，也可交大隊代管。這種形式叫"儲糧站"，有的叫"儲糧互助會"。遇到災年或其他特殊情況需要用糧時，經申請後，可取回該隊（戶）所需儲備糧，上年（季）借，下年（季）還。
二是因生產隊缺少倉庫，交糧管所代管，取回時每50公斤收代管費3～5角，或扣還損耗量1～0.5公斤。三是倉庫條件較好的生產隊自己保管，兼代社員保管。
為了加強儲備糧管理，各級都經選舉成立儲備糧管理委員會，並制訂出管理辦法：
"誰儲歸誰，糧權永歸儲戶所有，任何人不得侵佔；無戰不動，無荒不用……等條例，並由保管單位發給儲戶存摺。“
1991年版博羅縣誌
從縣誌裡所描述的可以看出，解放後博羅縣基層歲存在的隊管"儲糧站"、"儲糧互助會"實際上就是社倉在民間的具體形式，從功能上看，社員自願將糧食交到倉庫進行存儲，所有權和使用權仍然歸本人所有，發揮了義倉互助儲蓄的功能，實際上這就是一個社區的糧食銀行。
博羅縣義倉一般與宗祠義學結合在一起
而且從所成立的儲備糧管理委員會來看，更具有社區自治的特色，這與其他地區一般的公倉管理很不相同。很明顯這樣的制度方式有利於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在縣誌裡進一步記載到：
由於生產隊和社員看到儲糧的好處，因而儲備糧逐年增多。1964年全縣共儲備稻穀1270噸，1967年增至4960噸，1969年再增至9690噸。最多的1970年達1.7萬噸，當年全縣2325個生產隊有儲備糧，佔總隊數的93％，每人平均儲備糧42公斤。
遺憾的是，這一制度持續到改革開放前就被廢馳了，縣誌記載：
1979年後，隨著糧食市場全面開放，加上農業體制改革，除農戶家庭還保留一定數量的儲備糧外，集體儲備糧大部分已移作他用。
4.當代社會還需要義倉嗎？
四十年之後的今天再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理解博羅縣民眾當年為何那樣拼命保護他們的義倉及倉穀子。
雖然改革開放後通過技術的進步，實現了糧食增產豐收，解決了溫飽問題，但是社區集體儲糧制度的消失也留下了隱患，今天當一些地方突然發生水災、地震等大型自然災害時，個體家庭的存糧受到損失，則需要完全依賴於國家和外部的供給，造成了社區自身應對災害能力的缺失。
因此重建義倉/社倉，有助於建立社區為基礎的自助賑災備災體系，推動社區互助，在當代的社會依然顯得十分有必要。
附：《社倉記》
馮曜 出自《博羅縣誌清康熙本》
皇帝二十有三載，東粵大祲，踣白者以谷量矣，我循為甚。循有邑十，其民力穡，鮮什一之業以佐旦夕。然地不盡闢厥田，上下而壯者不盡舉趾。故雨晹恆又不盡能仰食縣官，即仰食又不盡能半菽，何問三釜。
而博羅為甚，時郡侯程公政且未及期，知縣曜實始受事無狀，凡所為議糴、議貸、議賑、齎粥溢、議移食，一皆稟公指唯謹。於是父老子弟始有起色，瘠用不捐，知縣幸甚。公則有味乎長葉君之起病也，不以有閒而輟三年之艾。遂進諸邑長而誥之。不榖誠有天幸，嘉與二三君子左提右挈以無逢其災害而撫柔此民也，則聖天子實式靈之。不榖豈有賴焉？夫天災流行，何國蔑有？以陰入陽，支蘭藏矣。而後問牒、荒祈、瓜幕，瘳者幾何？故不疾疑功田午所以五日不宜請也。雖然，今日之事，我為政請議社倉，則高皇帝具在，於是檄諸邑長置社倉。先是，屬邑皆置社倉，一如高皇帝無害。然倉皆左個縣置，入出悉載令甲，父老子弟蹙額而言不便，詳具先臣丘濬疏中。公於是又檄諸邑長，皆以四鄙置社倉，不腆下邑，則公實時至焉。略基址、程土物、植版幹，公皆佐畫。不逾月而工告成。度粟若干斛，不以煩吾民也。而捐發計日之俸若干金矣。知縣曜則忽忽自失，憮然無以對也。業以專百里而佐公下風為民父母，乳而保之，非異人任，乃不能為吾民安釜鬲而保首領，至以煩吾大父母，可幸無罪，則求牧與芻之謂何知縣退矣。夫父析薪而子弗克負荷，然式谷者不以故而輟析薪。是役也，豈父老子弟是為？
於是知縣曜遂踧踖稽首而為之記。記曰：倉凡四，西北曰胡鎮、曰石灣；東北曰莫村、曰羅峒。越在四鄙，皆綰轂焉。治而一則省而縣隸之。倉為三楹，粟庋左右，群諸子弟推擇而師塾其中。歲給之粟，以司扃鑰。居平則朱考亭法，春而出之補不足也，秋而入之鬥羸三升，施厚而報約矣。歲之不虞則春損估以出，秋增而入。又推擇諸父老司之，一如漢耿壽昌、隋長孫晟故事。而出入之籍禁勿上聞，則朱、耿、長孫諸公未及焉。宋胡寅曰："賑饑莫要近乎其人。"是役也，公一舉而四美並矣。猗歟休哉！藉令往事者預知微，一皆如公得早從事，不腆諸下邑，奚至瞑眩若今日哉！語亦有之：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故越人過邯鄲、入洛陽而居秦，與時為變，此又公析薪意也。是在後之人矣，是在後之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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