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熟悉的歷史朝代，無不遵循著開國君主文韜武略，守成之君奮發有為，只有等到了末期，或皇帝縱情聲色，或宦官禍國，或武將叛變，才導致了帝國崩塌。
北宋滅亡，有人說是宋朝沒有能打的武將，有人說是宋徽宗荒唐昏庸，其實歸根結底，是敗在了四個字上—祖宗家法。
這四個字貫穿北宋整個朝代，無論是開國也好，晚期也罷，對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致北宋對遼國，對西夏，對金國，基本上都是打敗仗居多，不得已而求和，也因此從立國開始，北宋就注入了“軟弱、不堪一擊”的基因。
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什麼？
北宋的祖宗家法主要有兩條：守內虛外、不殺士大夫。
1、守內虛外
宋太祖陳橋兵變，在將士的擁戴下登上皇位。登基之後，他有感於將後唐、五代時藩鎮割據，武夫軍權過大，所以採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治、軍事上進行改革。
他將全國軍隊編為禁軍和廂軍，禁軍負責負責拱衛京師和守衛邊疆各地。廂軍是地方軍，由地方節度使指揮，一般無訓練和作戰任務。
每年朝廷要挑選精銳補充禁軍，這樣在開封就囤集了全國半數的禁軍。調動都由朝廷決定，中高級將領沒有固定的部屬，從而將不識兵，兵不識將，不會形成擁兵自重的局面。
宋太祖還用極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將的兵權，讓這些節度使們揀良田美宅，納歌兒舞女，沉醉在溫柔鄉里。
自979年，宋太宗兩次大規模對遼國用兵，意圖奪回燕雲十六州，結果以失敗告終。再第三次準備邊事時，朝臣進言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宋太宗深以為然。他在宋太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令文臣統軍，由正職的文臣統轄副職的武將。
守內虛外，漸漸發展成了北宋的國策。“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
2、不殺士大夫與言事之人
宋太祖行伍出身，雖是武將，但他知道文化的重要性。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可能馬上治天下。
他曾經對心腹趙普比較過文人和武人的危害。文人最多是貪汙，武人一旦作亂，老百姓就要飽受干戈之苦。五代十國藩鎮割據，就是因為武人殘虐所致。
立國之後，他提出宰相須是讀書人。為了確保後代子孫貫徹執行，他在太廟立了誓碑，要求不殺士大夫和上書言事人，否則“天必殛之”，將受到老天的懲罰。
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而武人的社會地位則不斷被打壓、弱化，這一家法也成了北宋政治的指導方針。
二、祖宗家法的正反作用
宋太祖對內鉗制武將，削節度使兵權，使得北宋一代沒有發生過武將犯上作亂之事。即便是徽欽年間，朝政敗壞，也沒有發生過軍事政變。這當然得益於宋太祖制定的祖制了。
守內是守好了，可虛外做得一塌糊塗。以宋真宗朝為例，1004年，遼國蕭太后和遼聖宗親率大軍南下。宋真宗沒有打算守國門，第一時間想到南遷。如果不是寇準極力懇求宋真宗御駕親征，澶淵之戰勝負難說。
然而宋朝軍隊佔據上風，宋真宗沒有想乘勝追擊，而是迫不及待議和，用金錢換和平。
他對寇準說：“抵禦外敵入侵的事由子孫後代解決吧，眼下能和則和，不妨就此了結。”
不想著解決外辱，以絕後患，而是甩手給後代子孫，連皇帝都這樣想，更何況臣子呢？
西夏李元昊自立帝號、脫宋建國，在國力和軍事上完全不能和宋朝抗衡，但卻宋夏戰爭打了近百年，北宋還是沒能完全征服西夏，反而給自己挖了一個大坑，不斷調精兵衛西夏，京師防禦空虛，讓金國趁虛而入。
守內虛外最後的惡果就是靖康之恥，宋徽宗、宋欽宗被金人俘虜北上。
宋高宗沒有吸取教訓，跑到臨安，還是延用祖宗家法“守內虛外”，一味向金人求和，不圖收復中原，斷送了南宋北伐的大好時機。
不殺士大夫和言事之人，造就了北宋寬鬆的政治氛圍，文臣不擔心因進諫掉了腦袋，也不會因改革失敗被株連九族，民間士子都積極對國家政事發表意見。整個國家富有朝氣和改革精神。相較而言，北宋真正做到了“與士大夫共天下”。
但它的不利影響也尤為突出，那就是行政效率的低下，黨爭的催化劑。
對西夏戰敗，神宗想要殺一個轉運使治他的罪，結果宰相反對，說祖宗以來未有殺士人事，不想陛下破這個戒。神宗又說可以刺面發配充軍，宰相又說不可，士可殺不可辱。結果神宗拿這個轉運使無可奈何，完全不是我們所想的是生是死，全憑皇帝一句話。
宋代為削弱相權，把監察權從中書門下單獨分離出去。御史大夫和諫官組成的臺諫系統，完全獨立於行政系統，不受宰相管轄。臺諫官可以隨時彈劾百官。如果彈劾屬實，提拔力度非常大。彈劾不符合事實，也只是平調，這個處罰太輕了。
所以“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爭之”，每個人自有說法，皇帝始終統一不了意見。
當年金軍打到汴京城，城外有一批大炮是供皇帝檢閱使用的。如果徵用這批炮到戰場，京城防禦能力大大增強。但圍繞這批大炮怎麼搬，朝臣們還是吵來吵去，事情到了如此危急時刻，所有人都知道火炮的重要性，可就是無法達成一致，眼睜睜看著金軍撿了大便宜。
行政效率如此低下，又怎能禦敵於外，只能坐看著敵人把自己包了餃子。
祖宗家法也常常用來做黨爭的攻擊武器。
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反對者向仁宗上書“望酌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范仲淹的改革還只是起步階段，就被中止了。
到了王安石變法，更了不得，太皇太后和司馬光抬出了祖宗家法壓神宗，搞得神宗甚為頭疼。反對派認為國家積弊久矣，不是祖宗家法不好，恰恰是因為沒有遵守祖宗家法才導致這樣。王安石則認為自己貫徹祖宗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精神。
於是，朝堂上士大夫各自站隊，改革派和反對派勢同水火。最終發展為激烈的黨爭，改革派上臺，貶黜反對派。反對派上臺，貶黜改革派，此起彼伏。
大家以黨派劃分，陷入無休無止的內鬥中，不顧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局，終至亡國。
正如南宋理學大家朱熹評價，宋太祖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但是他沒想到，他制定的這套制度本意是為防止政治弊端叢生，卻因後世的極度敬畏，不敢越違半分，反而自身成了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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