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熟悉的历史朝代，无不遵循着开国君主文韬武略，守成之君奋发有为，只有等到了末期，或皇帝纵情声色，或宦官祸国，或武将叛变，才导致了帝国崩塌。
北宋灭亡，有人说是宋朝没有能打的武将，有人说是宋徽宗荒唐昏庸，其实归根结底，是败在了四个字上—祖宗家法。
这四个字贯穿北宋整个朝代，无论是开国也好，晚期也罢，对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北宋对辽国，对西夏，对金国，基本上都是打败仗居多，不得已而求和，也因此从立国开始，北宋就注入了“软弱、不堪一击”的基因。
宋代的祖宗家法是什么？
北宋的祖宗家法主要有两条：守内虚外、不杀士大夫。
1、守内虚外
宋太祖陈桥兵变，在将士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登基之后，他有感于将后唐、五代时藩镇割据，武夫军权过大，所以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治、军事上进行改革。
他将全国军队编为禁军和厢军，禁军负责负责拱卫京师和守卫边疆各地。厢军是地方军，由地方节度使指挥，一般无训练和作战任务。
每年朝廷要挑选精锐补充禁军，这样在开封就囤集了全国半数的禁军。调动都由朝廷决定，中高级将领没有固定的部属，从而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会形成拥兵自重的局面。
宋太祖还用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等大将的兵权，让这些节度使们拣良田美宅，纳歌儿舞女，沉醉在温柔乡里。
自979年，宋太宗两次大规模对辽国用兵，意图夺回燕云十六州，结果以失败告终。再第三次准备边事时，朝臣进言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宋太宗深以为然。他在宋太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令文臣统军，由正职的文臣统辖副职的武将。
守内虚外，渐渐发展成了北宋的国策。“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
2、不杀士大夫与言事之人
宋太祖行伍出身，虽是武将，但他知道文化的重要性。马上可以打天下，但不可能马上治天下。
他曾经对心腹赵普比较过文人和武人的危害。文人最多是贪污，武人一旦作乱，老百姓就要饱受干戈之苦。五代十国藩镇割据，就是因为武人残虐所致。
立国之后，他提出宰相须是读书人。为了确保后代子孙贯彻执行，他在太庙立了誓碑，要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否则“天必殛之”，将受到老天的惩罚。
文人的地位被抬到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而武人的社会地位则不断被打压、弱化，这一家法也成了北宋政治的指导方针。
二、祖宗家法的正反作用
宋太祖对内钳制武将，削节度使兵权，使得北宋一代没有发生过武将犯上作乱之事。即便是徽钦年间，朝政败坏，也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这当然得益于宋太祖制定的祖制了。
守内是守好了，可虚外做得一塌糊涂。以宋真宗朝为例，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宋真宗没有打算守国门，第一时间想到南迁。如果不是寇准极力恳求宋真宗御驾亲征，澶渊之战胜负难说。
然而宋朝军队占据上风，宋真宗没有想乘胜追击，而是迫不及待议和，用金钱换和平。
他对寇准说：“抵御外敌入侵的事由子孙后代解决吧，眼下能和则和，不妨就此了结。”
不想着解决外辱，以绝后患，而是甩手给后代子孙，连皇帝都这样想，更何况臣子呢？
西夏李元昊自立帝号、脱宋建国，在国力和军事上完全不能和宋朝抗衡，但却宋夏战争打了近百年，北宋还是没能完全征服西夏，反而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不断调精兵卫西夏，京师防御空虚，让金国趁虚而入。
守内虚外最后的恶果就是靖康之耻，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
宋高宗没有吸取教训，跑到临安，还是延用祖宗家法“守内虚外”，一味向金人求和，不图收复中原，断送了南宋北伐的大好时机。
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之人，造就了北宋宽松的政治氛围，文臣不担心因进谏掉了脑袋，也不会因改革失败被株连九族，民间士子都积极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整个国家富有朝气和改革精神。相较而言，北宋真正做到了“与士大夫共天下”。
但它的不利影响也尤为突出，那就是行政效率的低下，党争的催化剂。
对西夏战败，神宗想要杀一个转运使治他的罪，结果宰相反对，说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想陛下破这个戒。神宗又说可以刺面发配充军，宰相又说不可，士可杀不可辱。结果神宗拿这个转运使无可奈何，完全不是我们所想的是生是死，全凭皇帝一句话。
宋代为削弱相权，把监察权从中书门下单独分离出去。御史大夫和谏官组成的台谏系统，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不受宰相管辖。台谏官可以随时弹劾百官。如果弹劾属实，提拔力度非常大。弹劾不符合事实，也只是平调，这个处罚太轻了。
所以“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每个人自有说法，皇帝始终统一不了意见。
当年金军打到汴京城，城外有一批大炮是供皇帝检阅使用的。如果征用这批炮到战场，京城防御能力大大增强。但围绕这批大炮怎么搬，朝臣们还是吵来吵去，事情到了如此危急时刻，所有人都知道火炮的重要性，可就是无法达成一致，眼睁睁看着金军捡了大便宜。
行政效率如此低下，又怎能御敌于外，只能坐看着敌人把自己包了饺子。
祖宗家法也常常用来做党争的攻击武器。
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反对者向仁宗上书“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范仲淹的改革还只是起步阶段，就被中止了。
到了王安石变法，更了不得，太皇太后和司马光抬出了祖宗家法压神宗，搞得神宗甚为头疼。反对派认为国家积弊久矣，不是祖宗家法不好，恰恰是因为没有遵守祖宗家法才导致这样。王安石则认为自己贯彻祖宗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精神。
于是，朝堂上士大夫各自站队，改革派和反对派势同水火。最终发展为激烈的党争，改革派上台，贬黜反对派。反对派上台，贬黜改革派，此起彼伏。
大家以党派划分，陷入无休无止的内斗中，不顾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局，终至亡国。
正如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评价，宋太祖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纲，其他节目可因则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但是他没想到，他制定的这套制度本意是为防止政治弊端丛生，却因后世的极度敬畏，不敢越违半分，反而自身成了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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