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何非虚构作品总是比虚构文学更精彩和荒诞。 这两个月来，为何大家都爱看方方的日记，尽管她是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在讲述身边的故事，但我们还是愿意从这条缝隙里窥知一二。既不想触及心里的防线，也不想忽略事实歌颂太平，这还是一种有序可控、没有完全溃败的生活。
在这个时代，事实本身并不重要，怎么解释事实才更重要，所以才有那么多关于冠状病毒来源的争论，一会儿是海鲜市场、一会儿是病毒所，昨天微信群有人煞有其事的说它最早发生在国外，有可能是美国投毒。并且说的有板有眼，在大国博弈、贸易战期间，国家间的竞争也会像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搞一点阴谋诡计，这就是中国人在判断大事上的一种个人心理投射，甚至一些公众号也加入这样的合唱中，说什么我的锅厉害，巴基斯坦出现蝗灾，浙江出动10万只鸭子去灭蝗。这就是中国永远可以把悲剧当喜剧看的“阿Q”心态，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的人比中国惨，我们就是胜利，欧也！
01
“中国现实太荒唐，我妒忌现实！
所以，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反而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就在于人们习惯于选择性失明，我想起了几年前采访余华的话，“中国现实太荒唐，你永远赶不上它，我妒忌现实！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这两天再次把他的《第七天》拿出来看，我不得不佩服他是一个先知式作家。《第七天》又何曾不是今天的现实描写。
《第七天》
昨天官方新闻报道，有40台焚化炉正在运往武汉，老向产生联想：不会是焚化尸体吧！我安慰他，不会的，只是焚烧医疗垃圾。
02
《第七天》开启亡灵的叙事
《第七天》小说出来评论两极分化，就在于读者已经习惯了余华的小说叙事模式。《第七天》是反小说的“新闻报道”，让亡灵出来说话，这些冤死的魂灵他们被赋予了“存在的意义”。
这是余华的先见，对于很多“死无葬身之地”的人来说，如果没有灵魂，像无神论所认为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些死去的人真的就像医疗垃圾一样被焚化、处理掉，那这样的存在的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当新闻缺席的时候，小说却在试图填补这一空缺，《第七天》就是非常简单纯粹的、人死后七天的故事。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言说的空间、也没有言说的自由，但在他们死后，灵魂去往阴间的“居中之地”，他们可以自由行动。这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转化。
当时有网友质疑它是新闻串烧，也有人说它不是文学，搜狐总编刘春在微博中说：“这是哲学还是小说？文学可以这样写吗？《第七天》读后让人感受到普遍的绝望。”
无论是争议还是质疑，在我看来都是对一个作家的肯定，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一出来就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在我看来，余华开启的是以“死灵”为主角的叙事，这也是他在向魔幻现实主义鼻祖胡安·鲁尔福致敬，加入他的“亡灵”阵容。如果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连灵魂也被否定掉，灵魂也没有存在空间，那才是悲惨。
03
汇入他们的河流
1998年，余华获得意大利卡佛文学奖，在临行之前，他到《中国图书商报》接受我对他的专访。这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对他的书读的还不多。当时张艺谋根据《活着》改编的电影获奖，《活着》也由此成为畅销书。
《活着》是余华的转型之作，他从先锋写作开始转向现实主义，《活着》系中篇，1995年就推向了市场，但反响并不是特别大。
在采访中，余华谈到了他的写作、纠结，他如何摆脱“绝望、黑暗”向着温暖而去，这主要是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有了稳定的婚姻、孩子。
余华
《活着》写出了一个遭遇时代变迁、家庭变故、亲人相继离去的一个老人的生命韧性，他用“活着”来对抗一切的苦难和人生变局，这是融合了中国式生存逻辑和俗世生命观的一部作品，余华说他写出了眼泪的深厚和宽广。
采访完毕，我约余华给我们写一篇书评，他推荐的就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这是我第一次看墨西哥作家的作品，非常震撼。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在国内翻译版本很少，我特意从出版社要了一本。
《佩德罗·巴拉莫》是没有边界的写作，这部小说也影响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余华说这就是马尔克斯为什么可以将《佩德罗·巴拉莫》背诵下来的原因，就像胡安·鲁尔福的写作没有完成一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阅读在每一次结束之后也同样没有完成，如同他自己的写作。这就是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相遇。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才思枯竭时遇到了鲁尔福，由此，加西亚·马尔克斯续接了拉丁美洲伟大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他们终于汇入到一条伟大的河流。
我想，他们的河流就是作家的河流。在这条河流里，尽管现实是残酷的并充满各种禁锢，但人的想象力却是没有边界的。他们的相遇，终将冲破文化的阻隔并拓展文学的边界。
2013年，《第七天》让我们看到了胡安·鲁尔福无边界的写作对余华的影响，死亡、超现实、荒诞……这些现实的荒谬与超现实世界的荒诞，都被余华巧妙而不留痕迹地嫁接在了一起。
04
文学不可能高于现实
用怪诞的方式处理小说并不是指向超现实的怪诞世界，在余华看来这些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这是他没有重写实的原因，“怪诞小说和写实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它们和现实的关系，写实小说走的是康庄大道，怪诞小说是抄近路的，怪诞小说也好，荒诞小说也好，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而不是慢慢地抵达现实，否则我没有必要用荒诞的方式，我完全可以用十九世纪前辈的方式来写。当然怪诞小说肯定会遭到很多非议，因为修了很多大道，一定要行得很安全，边上有车，还有警察，你不会遇到劫匪，你如果抄近路的话可能会有劫匪，遇到的风险大一点，但是这样写更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他“轻现实”的写作在某些读者看来是“新闻播放”，其实我们往往混同了社会热点和生活常态的关系，拆迁、上访、虐杀婴儿、卖肾等等，其实早已成为生活常态而不仅仅是新闻中的个例，我们往往以为新闻可以揭示事件真相，恰恰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它是缺位的。有时候我与做艺术的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做新闻的是在做作品，而你们做艺术的反而在揭示事实真相。
余华说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写过关于威廉·福克纳的文章，我说威廉·福克纳证明文学高于现实是不可能的，在威廉·福克纳的时代作家就已经这么证明，我们老说文学高于现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少数比较平静的国家以外，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中国，你想做到文学高于现实，在福克纳的时代就不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就更不可能。”
05
活下来就是生命的理由吗？
《第七天》完全改变了余华小说的叙述风格，他并没有遵从人物内心的变化、心理去推动故事，而是将生活的现象作为叙述的主角，这个现象就是一群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他们共同的名字叫“死亡”，这是一群在现实生活中无力的人，如同鲁迅小说中的“影子人”，社会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作家需要在生与死的边界地带给他们找到安身之地。
因为地质塌陷，这些买不起墓地，也就是得不到安息、在俗世受尽欺凌与苦难的人，他们一个个从太平间会聚到“死灵地带”，净身，洗去尘世的污垢、享受葬礼的肃穆，然后到达永生之地，那里没有官吏、税吏、恶霸，只有祥和与安宁，这无疑是余华为这群卑微之人找到了文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而使小说有了终极价值从而超越和颠覆了俗世的“活着”。
所以，活下来并不是“活着”的本质，怎么“活着”、有尊严地活着，这才是生命被造的目的，一切人为剥夺我们生存的空间都是僭越和遮蔽，而文学正是要去揭示这种遮蔽，让光照进我们心灵的缝隙，从而认识永恒，不然，人活着也与死了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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