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面对着新冠病毒危机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重大危机，中美两国的合作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更显现出两国关系的疏远。两国未来的关系特征可能就是敌对性合作。基辛格认为，特朗普可能无意终结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后，当欧洲不再依赖美国时，中国将恢复其历史地位，成为全人类的导师。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这一双边关系对于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既有坎坷也有蜜月期。总的来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在两国建交的初期，中国经济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十分巨大，两国在产业链的终端高端和低端形成了一个互补。中国靠辛苦的来料加工换取美元积累发展的资本，而美国则享受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物美价廉的高水平物质生活。
随着中国的发展日益迅速，总体实力日益增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日趋变化。原来隐藏在意识形态下的利益更加的凸显出来。这与中国很多人长期以来认为美国企图西化中国的认识差距很大。美国人其实要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相近，而是维护美国超级的利益。
在本世纪初，美国小布什政府已经开始将关注转移到了中国的身上，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威胁。但是由于911事件的爆发，美国的精力转向了反恐斗争，而在反恐斗争中对中国合作的借重，不仅给中国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更使得中美两国又有了一段的合作蜜月期。
在奥巴马上台以后，他采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实就已经开始把重点从反恐斗争向重点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上转移。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强硬有余而合作也更多，总体上看应该是竞争性合作的总体态势。但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上流社会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识看法已经开始发生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一种潜移默化式的转变，开始认为中国正在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威胁，要求对华强硬的声音逐渐在成为主流。
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口号上台执政以后，其执政团队内对华强硬派人物居多，上台之后的一系列政策也是完全推翻了前任的合作的立场。在特朗普上台后发布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主要威胁，这表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在其后，特朗普挑起了贸易战并将战火燃烧到高科技等领域，这使得这一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迅速降温。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出美国人的预期，美国已经无法单独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一些鹰派人物提出了对中国全面脱钩的计划，但是在一个全球化日益深入，你中有我、我就有你的时代，这种全面的脱钩不仅不现实，而且代价巨大。而现实的情况也是，无论是美国的公司还是其他的机构，在中国都拥有巨大的利益。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也让这些企业欲罢不能。即便美国政府提供企业搬迁回美国的费用并给予财政补贴，但是由于产业链的成熟和发展需要数年的时间，这对于企业来说都是不可估算的成本。
此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更是让世人看清了这个世界一体化的程度。新冠病毒的蔓延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的管控能力，病毒并不认识国界，而对抗新冠病毒更需要多个国家的共同合作。如果有一个国家没有彻底击败病毒，那么整个世界的抗疫工作就不算取得胜利，而且随时都要应对疫情可能的卷土重来。
特朗普政府对于开展与中国的关系是完全将利益作为首要目标的。对于中国提出的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等提法不予以接受，同时基本上废除了中美两国高层的战略协商对话机制。特朗普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在国内操弄民意激起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保护主义。这在为特朗普争取到了在全球化中利益受到巨大伤害的众多选民的支持，但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其对华强硬的社会民意基础。
中国的国内确实也存在着一股力量，认为中国近年来风头太劲，发展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西方想象，这导致了西方国家受到巨大冲击而在思想上出现强烈反弹。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保持低调谦逊，就可以取得西方国家的认可。这种观点前半部分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我们中国作为近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大国，短时期内实力增长速度之恐怖，确实让西方国家感到恐惧，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保持低调谦逊就可以让西方对我放心。因为，
西方对中国的担心并不是出于情感上的冲击，而是出于对利益受损的担心，出于西方国家在世界舞台中心地位丧失的担心，出于西方国家二百年霸权沦落的担心。中国正在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一个过程不是短期就能实现的，而与之相连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是要经历一段曲折的道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高发期，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却较之以前更加恶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敌视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从现实来看还正在加强。对于中国而言，首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折腾，把国内的经济发展搞好。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我们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处理好社会的各种矛盾，将矛盾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才能团结社会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风险。同时，在对美西方国家要敢于斗争，善于主动斗争，在斗争的同时要加倍重视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斗争的概念扩大化！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合作，而不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那种斗争扩大化。
目前中美关系的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即便面对着新冠病毒危机这一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重大危机，中美两国的合作并没有显著增加，反而更显现出两国关系的疏远。当然主要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身上，而在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身上，因为中美关系的主导方是美国。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这也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中美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这是我们在发展对美关系、与美进行斗争时必须认清的一个前提。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践就是双方在塑造自己的同时，也在努力的影响对方，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的确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再也回不到从前。两国未来的关系特征可能就是敌对性合作。两国未来的竞争不仅要比谁做的更好，更要比谁犯的错更少！
基辛格认为，特朗普可能无意终结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后，当欧洲不再依赖美国时，中国将恢复其历史地位，成为全人类的导师。
尽管我们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处于总体上的被动地位，但是要看到中美两国在建交前是分歧多么巨大、对立多么持久尖锐的两个国家，但我们最终还是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交锋，与美国最终达成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决定。
既然我们曾经成功过，我们也就不会畏惧未来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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