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王安石，多数人立刻会想到王安石变法，也会想到他倡导的著名的“青苗法”。王安石变法是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大宋王朝进行的又一次自我救牍。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鼎力支持，但是这场持续了十七年之久的改革还是归于失败，穿越千年，各中缘由值得我们深思：
一、王安石变法前夕，宋朝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北宋建国之初就有先天不足。宋太祖赵匡胤在964年、965年、970年分别攻取了荆襄、后蜀、后汉；四年之后又打败了南唐，迫使吴越地区臣服。但是，北方的燕云十六州早已落入辽国手中，西北的西夏、西南的吐蕃也虎视眈眈。没有一个中原王朝像北宋这样开国之初面临强敌环伺的局面。
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力图收复幽云十六州，但始终不得愿。到了宋真宗时期，辽国在萧太后的治理下国力蒸蒸日上，主动进攻北宋，宋真宗御驾亲征，两国在檀渊结盟，结为兄弟之国，宋向辽交纳“岁币”，两国百年无战事。
国内统治方面，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导致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太宗时期，已经出现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到了宋英宗时期，全国的土地有三分之二集中在富户、僧侣、地主手中。他们做为特权阶层，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了宋廷财政收入的日益减少。
相比与财政收入的减少，开支却越来越多。因为北宋最大的国内问题是“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
北宋的官僚机构臃肿，很多官员挂着闲职，拿着丰厚的待遇，加上每年都有大批的预备官员等待差遣，这必然导致行政开支的不断增加。
再看冗兵一项，太祖时期禁军的规模是19万人；太宗时期增加到了35万人；真宗时继续增加，到了43万人；仁宗时期达到了80万人，加上分驻各地的军队，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120万人。养如此庞大的进队，军费开支自然十分庞大，仁宗时期钱税收入3600万贯，财政支出3300万贯，其中军费为900万贯，占比30%。粮草支出占70——80%，布匹占比102%。
如此多的军队，如此巨大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多少胜利的果实，反而被辽国、西夏压着打。因为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赵匡胤非常清楚自己的皇位是怎么来的。文官当司令，不懂战略，不懂操练，将领临时调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战斗力可想而知。
北宋需要养庞大的官僚队伍、养庞大的军队、还要交辽国、西夏的岁币，财政负担沉重。在国力最强盛的真宗时期，财政收入略有盈余。到了仁宗时期，收支大体持平。而到了英宗时期，财政赤字竟然达到了1500万贯之巨。
以上就是宋神宗接手大宋时面临的局面，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宋神宗是一位热血青年，20岁就继位的他，无时不刻在苦寻治国良策，直到有一天，他从近臣韩维口中听说了王安石这个人。
二、王安石是一个怎样的人？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父亲王益大半生都在地方州县做官，最高职位做到了都员外郎。
王安石从小喜欢读书，并且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学习自然是非常优秀。早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曾经看过他的文章，大为惊叹，还特意写了一首诗赞美他：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王安石文学功底非常深厚，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执拗，庆历二年（22岁）考中进士，一直到神宗召见他，近二十年的时间，他都在地方上历练。中间，他收到过朝廷三次进京的调令，都被他一一婉拒，成为“不想升官”的官场异类，而这反而让他名声鹊起。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进京，授予副宰相的职位，开启了持续十七年之久的变革。
三、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牺牲富人阶层的一部分利益，换取平民阶层相对的公平，改变穷人们的处境，不让他们产生仇富的心里。这样即缓和了阶级矛盾，又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
1.方田均税法。
既然土地高度集中，那就从土地改革开始，先要让老百姓填饱肚子才行。王安石让各地县令丈量土地，按照肥贫不同划分出五个等级，再按照等级交纳不同数额的田税。这样，老百姓交的田税少了，豪强地主们无法隐瞒田税，即增加了田赋收入，又让老百姓填饱了肚子。这称为“方田均税法”。
2.免役法。
改革了土地问题，下一步王安石决定减轻人们的劳役，推行“免役法”。
把以前每户轮流到州县当差的办法，改为由州县出钱雇人应役。
那这笔钱从哪里来？按户等高下分摊，分夏秋两季交齐。称为“免役钱”。原来不当差的官户、女户、寺庙户籍按照半价收取，成为“助役钱”。
“免役法”的好处是，农忙的时候可以不用当差，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银子，可以在家收割庄稼，而那些无业游民可以去官府应差，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那些特权户不再置身事外，也要交纳差银获得免役。
3.青苗法。
青苗法其实是一种农业借贷方式。在每年的春播时期，没有钱买种子的，可以向官府借贷，利息二分，到了秋收之后，连同夏税还清本息。
熙宁二年九月，王安石决定推行青苗法，遭到了同是改革成员的苏辙的反对，因为他担心钱到了某些人手里，必然乱用，而到了秋天，无法偿还债务，官府需要催讨，会出现卖地还钱的现象，反而害了老百姓。
到了第二年春天，京东转运司的王广渊上奏王安石，当地老百姓没有买种子的钱，向富户借贷，利息竟然达到了翻倍的程度，请求放开当地州府的50万贯钱，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
此时，王安石决定推行青苗法。先在河北、京东、淮南地区做实验，然后再推广到全国。
此外，王安石还推行了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改革，涵盖农业、物价、税收、后勤、民兵、禁军、徭役等方面。
改革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国库收入达到了五千万贯的盈余，谷物、布匹达到了两千八百万石、匹，可支二十年之用。
时光到了1074年，如此成效显著的变法却被宋神宗突然叫停了，因为他看到了一副图——《流民图》。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新法推行这么多年，老百姓竟然没有过上好日子，还四处流浪，卖儿卖女。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一、新法推行过于急躁，这让懒散习惯了的官吏们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苏轼反对新法，是发对新法推行的过于操切，他说仁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因为他讲究“法因事则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始终充斥着党争。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把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全部赶出了京城，司马光在家里赋闲十六年，用来编写《资治通鉴》。
本着优待士大夫的国策，宋神宗不会随便诛杀反对派，最好的办法就是贬出京城。这些被贬到地方任职的官员，依然没有想通，依然诋毁新法。这就造成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断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把好事做坏。
三、王安石启用的新人并不可靠。像曾布，曾巩的弟弟，本是一小吏，只因支持王安石，被神宗三天之内提升至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三司任职。像吕惠卿，原本是集贤殿的一名校官，只因为说了几句新法的好处，便被王安石破格提拔。而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后，吕惠卿却排除异己，擅自更改新法。
这都说明王安石用人不明。
而在基层任职的官吏，为了做出政绩，在灾害之年，强行向灾民借贷种子钱，导致灾民无法还清贷款，被逼卖地卖子。
推行市易法、均输法的地方官吏，把批发、零售的业务全部握在手中，以权谋私，鱼肉大小商贩。
执法队伍的鱼龙混杂，导致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纰漏百出，民怨沸腾。而民众的不满又直接对准了王安石。
在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哲宗继位，司马光、文彦博等守旧派大肆反扑，新法彻底失败。53年以后，金兵攻破汴梁，北宋灭亡。
任何改革，都要讲究循序渐进，都要先刷新吏治，方能推行。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在吏治上。而雍正改革、张居正改革无不是在打通中央到地方的官场阻碍的情形下才取得成功。
閱讀更多 品讀春秋001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