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在过去的一年里，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是获得各种长篇小说奖项最多的作品。
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被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评委们评为年度长篇小说大奖作品。这个奖项以中青年作家为评选对象，只评当年新出版的中文原创图书。在文学的大海里，发现隐藏的帆船和舵手，浮出水面的岛屿和灯塔，标记点亮这些文学地标，是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的宗旨。
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我发起，由探照灯书评人协会主办，阅文集团大力支持，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阅文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张蓉担任评委会主任。探照灯书评人图书奖是专业的华文“评论人和媒体书评人”奖，由张莉、邵燕君、邱华栋、姚海军、徐晨亮、姚海军、黄惊涛、刘蒙之、张维特、陈斌等一批全国活跃的高校学者、作家、媒体人担任评委。每月评出十本月度文学好书，年度评出十本年度文学好书，每年12月，在北京颁奖。
在颁奖的前一天，我在北京国贸大酒店，专访了阿来。
作为曾经的新闻记者，《南方周末》的一员，我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奔赴四川前线采访报道。那个时候，阿来是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十年后，阿来的《云中记》以小说的方式，在十几年后对汶川大地震那场浩劫，进行了文学的审视与表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撰写的评语：“作家阿来的《云中记》是2019年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这是深具史诗气质的长篇小说，关于藏族祭司祭祀亡灵，关于如何治愈人的疼痛与伤痕，也关于如何安妥无以依归的灵魂。将生死与灾难思考置于人与神、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云中记》庄重庄严又感人至深，深情辗转又诗性洋溢，堪称我们时代的又一部“心灵史”。沉痛与爱惜并在，喧哗与澄明共存，这是阿来以深具魅性与魔力的文字为无数心灵奏起的安魂曲。高贵悠扬、哀而不伤，《云中记》是属于我们时代、也能跨越我们时代而不断流传的文学名曲。”
张英：《空山》没有《尘埃落定》那样火，你怎么看社会的反映？
阿来：我觉得在意料之中。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有多少人能够静心读书？时代在变，社会在变，阅读风气也在变，现在书店里摆的那些畅销书，都是描写情战、官战、商战的书，讲的都是如何勾心斗角，宣扬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为了赚钱，一味迎合而不是引导社会趣味。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空山》受的冷遇，其实也不算什么。
张英：《尘埃落定》和《空山》，一个写的解放前，一个写解放后，为什么《空山》没有叫《尘埃落定2》？
阿来：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知道文学有非常商业性的一面，可能从卖书的角度来看，也许效果会非常好。我以前就是出版商，办过杂志，我知道商机在哪儿，但你要让我的写作去迁就这个东西，我不干。因为今天的文学，已经搞得很功利了。在小说创作上，我还是按照我理解的文学方式来做。
《尘埃落定》是飘逸的传奇，可以尽情挥洒，而《空山》写沉重的现实，真实，并在真实中有所洞见，是我最大的追求。一个作家不能逃避真实，也不能放弃发表自己的意见。
张英：你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
阿来：不是爱惜羽毛，这个社会也无所谓爱不爱惜了。如今，目前整个社会把文化作为商业的一部分，搞文化产业化。我们对产业化的理解极其浮浅，好像就是变现成钱，赚钱就好，一切冲着钱去，畅销就好，赚钱就成功，在文化生产单位、生产者跟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互动。好的互动是大家一起往上走，我们现在的互动是往下掉。
面对商业的浪潮，一部分作家朝钱看，就是顺从，什么畅销写什么；一部分作家在对抗，坚持文学的价值，纯粹为内心写作。
张英：无论是历史还是年代，《尘埃落定》和《空山》是一条时间线下来的。
阿来：说到《尘埃落定》和《空山》之间的关系，我写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规划，只有这样写，才是一个完整的形态，一个世纪里藏族社会的流变。上个世纪的变化，对不只是一个社会变革的问题，也是一个旧有文化逐渐解体的过程。
《尘埃落定》写了上世纪的前50年，故事好看，但很简单，就一个政权的消失，土司制度的瓦解崩溃；商业、宗教这些都没有涉及，它们有独特性，像过去茶马古道那种驿道上的商业，在藏族社会表面上不重要，暗地里很重要。我就是这样一个经商家庭出身，后来政治运动，世事变迁，也给我们家族造成很多悲剧。
藏族真正文化的衰弱和瓦解，是发生在后50年，就是新的政权不断输入新的观念，瓦解藏人的基本伦理。这个伦理当然包括个人的道德观，甚至包括社会微观层面上的基本构成情况，因为建立了新的组织，原来起作用的一些组织不再起作用了。我们经常渴望新的文化重生，但我们连它旧有文化破碎的过程，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可能就很难把握新的重生。
写《空山》是这样一个考虑，上一个世纪，藏族社会发生的变化，恐怕比过去一千年、二千年还激烈。藏族社会在中世纪的时候，大概七八世纪，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初那样的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样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突然在上个世纪的百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上世纪的后五十年，变化最大。
后五十年可以分成两段，前一段是是在强制的运动下，藏区从农耕农牧的价值观到基本社会结构，完全解体；后一段不搞政治了，主要发展经济，社会运动弱化，商业经济渐渐形成了，彻底把藏族社会改变了，乡村文明彻底解体。政治那个东西还有人抗拒，经济那个东西来了，连抗拒的人都没有了。
张英：那你想通过《空山》梳理、重建些什么呢？
阿来：我也不能说重建了什么，如果我说重建了什么，那肯定自欺欺人。但是我们首先看它的瓦解，它的消亡，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消亡，或者是衰退，即使我写的是一个乡村。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运动最厉害的就是把藏区原有的领袖消灭了，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不同的领导人物。这些领导人始终在乡村舞台上处于中心位置，一方面他们在引领着乡村的变化，一方面通过他们命运的沉浮，也可以反映出这个乡村的命运。
我也研究过中国汉语的乡村小说怎么写，由《创业史》开始的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不适合我写作的方式，我找不到一以贯之的两、三个人物。《白鹿原》因为历史题材，故事贯穿解放前和解放后，故事大部分在解放前，所以它容易写到那种大的波澜壮阔的那种气氛。但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下，那两个家族的传奇，不可能那样表现。
我要写藏区乡村的编年史，我找不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架构。西藏在共产党统治以后，冲突不是像解放前那样激烈，进入漫长的和平时期。藏区乡村最初是被政治，后来被经济破碎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背景，先后走上舞台中心，吸引大家的关注。藏族的村落很小，不像汉族七、八千人的大村落、大宗族，所以我觉得它最适合写乡村，稍微有一点故事，有一点戏剧冲突。
后来我就想写一组小说，互相有一些关联，又可以独立成篇，写作上方式更灵活一些。这样的模式，不太符合中国人关于长篇小说的想象，尤其是一个乡村史的想象，但我觉得更贴近当下中国农村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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