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赦的看法
大赦是一件具有兩面性的政策：
一方面，在官方話語中，大赦常被作為聖王仁政加以表彰。
另一方面，大赦又常被視為“偏枯者政”而不斷受到士大夫的批評。
而蒙元時期，一共頒佈52次大赦，這個頻率是低於從漢朝到宋朝的頻率的，但是也是高於之後明清的。既然大赦天下有利有弊，那麼蒙元政權又為什麼頻頻大赦天下呢？
蒙元大赦天下的原因
中國古代大赦之原因繁多，如沈家本通過對漢代大赦的稽考，梳理出其原因有踐祚、改元、立後、建儲、後臨朝、大喪、帝冠、郊、祀明堂、臨雍、封禪、立廟、巡狩、徙宮、定都、從軍、克捷、年豐、祥瑞、災異、劭農、飲酹、遇亂等二十餘種。
元代大赦有９次原因未詳，其餘43次，按次數多少，依次為災異（包括星變、地震及水、旱、蝗災）、即位、叛亂（包括遇亂、平亂）、改元、冊尊號、帝有疾、郊祀、克捷（平宋）、諸王入覲、建都、建儲、河復故道等12種。其名目基本承襲前代，但在具體構成上卻與中原王朝有著顯著差異。相比於宋代，其最明顯的變化在於，因災異、即位、叛亂等原因大赦所佔比重大為增加，而最為宋代重視的郊祀赦在元代卻十分少見。
在元代，大赦很少作為國家祭祀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出現，但與權力變遷、政局變動之間的密切聯繫卻得以延續。某種程度上說，其服務於現實政治的色彩更為濃厚。
大赦背後的無奈
1 皇權更迭太過頻繁。以即位大赦，始於西漢，東漢以降至於清代，少有例外，成為中國古代最為恆久的大赦名目。元代即位大赦始自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成宗即位，自成宗至元朝滅亡，７２年間即位赦達９次，凸顯出元代頻繁的皇位更替對大赦產生的影響。
2 政治動亂頻仍。自漢獻帝初平三年（１９２年）五月以平董卓之亂大赦，開以政治動亂大赦之先例，後世習為慣例，但僅魏晉南北朝時期這類大赦比較頻繁，唐宋時期並不常見，但到了元朝，自世祖以下，因遇亂、平亂而大赦則有８次之多。
這其中有宗王叛亂：
中統元年（１２６０年）五月，以阿里不哥反大赦；
至元二十五年（１２８８年）正月，以平定乃顏叛亂大赦；
延祐四年（１３１７年）正月，以平定周王等亂大赦；
至順三年（１３３２年）五月，以平定安西王阿難答子月魯帖木兒等亂大赦。
有權臣謀逆：
後至元元年（１３３５年）七月，以平唐其勢等亂大赦；
至正二十五年（１３６５年）七月，以平孛羅帖木兒亂大赦。
亦有民眾造反：
至正十五年（１３５５年）十二月，以天下兵起大赦；
至正十七年（１３５７年）二月，以河南大捷大赦。
頻繁地因政治動亂而大赦成為元代的一大特色。
上圖是元朝歷代皇帝的大赦次數，由此也可以看出，天下初定，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特赦的次數也比較少，但是到了政局動亂之時，大赦就顯得格外頻仍。
3 政治博弈與自然災害頻發
災異頻仍是元代非常突出的一個問題，在“天人感應”的觀念下，災異意味著當前施政有失，須行善政禳災祈福，故元代因災異大赦的次數最多。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災異有時只是一種託詞，真正推動大赦的是隱藏於其後的政治博弈。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九月的大赦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是年八月，大寧路“地大震”，尤以武平縣最為嚴重，“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
時世祖駐蹕柳林，甚為憂慮，派遣中書平章政事阿剌渾薩里還大都，召集集賢、翰林兩院官員“詢致災之由”。當時正值桑哥執政，推行理算錢糧、鉤考逋賦的理財政策，引起一干儒臣的強烈不滿。更由於政策失當、任用非人，理算成為暴斂，“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發兵搜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
於是趙孟趁機勸阿剌渾薩里“奏帝赦天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時任司天臺提點、隨侍柳林的嶽鉉也以星變、地震進諫。
在多方勸諫下，世祖於是年九月“赦天下” 。這次大赦雖然由地震引起，而真正推動大赦的卻是以趙孟等為代表的官員以此為契機反對桑哥理財政策的政治博弈。
結論
與宋代相比，元代罕有郊祀赦，大赦作為國家祭祀重要一環的作用不再顯著。大赦主要由權力更替、政局變動以及不同政治勢力間的博弈所引發，更多地表現為直接服務於現實政治。對於蒙古統治者來說，大赦是應對複雜統治局勢的一種十分有效的策略。
首先，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蒞臨華夏，元代諸帝又多以政爭繼位，急需宣揚皇權的正統性，獲取民眾的政治認同，而大赦則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渠道。
其次，元代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的政治鬥爭以及民眾的反抗此起彼伏，政局動盪在元代尤為凸顯。適時地以大赦施以政治恩惠，有利於消除動亂，以退讓達成和解，穩定統治秩序。
最後，元代大赦還是一種特殊的政令推行機制，通過頒佈聖旨條畫調整行政運行，改革弊病，推動政治革新。大赦所具有的政治功能，對於統治者來說，有著十分獨特的實用價值，因此大赦是一種與日常行政運作相對應的“非日常”的統治手段。
但是，元代頻繁大赦大大削弱了法律懲惡與震懾的作用，進而危及社會治安。
斯基認為朱元璋所說的，“元以寬仁失天下”，不僅指出了元代的政治統治表象，更是指出了元代的政治亂象，以此提醒後人要引以為戒，最終也造就了明朝極端的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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