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徵的功績入手,淺析魏徵的治國主張

提起魏徵,大多數人都認為他是一個“明鏡”式的人物,總是在唐太宗面前提出逆耳的忠言,讓唐太宗可以及時做出正確的決定。的確,魏徵的確是一個敢於諫諍的大臣,他也的確向唐太宗提出了許多逆耳忠言,但是魏徵絕不僅僅是一個僅僅會諫諍的大臣。

魏徵在唐朝建立之前跟隨李淵,在唐朝建立之後則跟隨太子李建成,他與唐太宗李世民一直沒有太過密切的關係。但是,在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誅殺了李建成之後,他卻沒有殺掉魏徵,反而是讓他作為自己的親信,為自己繼續出謀劃策。李世民之所以作出這樣的行為,正是因為魏徵是一個治國能臣,他的許多治國主張是獨特且有效的。

因此,魏徵不僅僅是一個只會提出反對意見的大臣,他在治國理政方面是有著自己的獨到思想的。本文的目的,便是向讀者介紹魏徵的治國思想,以此來向讀者展示一個更加立體、豐滿的魏徵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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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名相魏徵

魏徵的教化方針

唐太宗李世民在得權登基之後,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如何安定天下。雖然當時唐朝已經建立了將近十年的時間,但是當時的唐朝社會仍然是一個爛攤子。當時的唐朝不僅是經濟凋敝,而且人口也大大減少,政治上同樣也是危機四伏。上層集團間剛剛經歷了“玄武門之變”,邊疆也面領著各少數民族的威脅。如何處理這種情況,使唐朝社會從凋敝恢復到繁榮,是唐太宗急需解決的問題。

當時的朝廷內部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封德彝提出的高壓政策,主張對社會進行高壓控制,壓制人民的反對意見,以此來安定社會。而出身社會下層,參加過反隋起義的魏徵則明確反對這種意見,他認為當時的百姓並不是想要作亂,而是希望安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唐太宗應該實行教化、輕徭薄賦、勸農務本的政策,讓民眾休養生息、全力發展生產。《貞觀政要》中記載了魏徵提出了實行這一政策的重要原因。魏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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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版《貞觀政要》

“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徵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既致太平紂為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

唐太宗被魏徵說服,採取了教化以及輕徭薄賦的政策,果然在幾年之內就將社會混亂的情況扭轉了過來。唐太宗因此對大臣們感慨道:

“貞觀初,人皆異論,雲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也。”

唐太宗對於魏徵提出的這一意見是既贊同又感激,若是沒有魏徵的這一政策意見,貞觀年間並不會如此迅速地就迎來繁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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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

魏徵的治國之術

人們在今天看待唐太宗李世民,都會說他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但實際上,李世民在取得皇位之前,並未受到過關於如何做皇帝的專門教育,因為他一直以來都並不是皇位的繼承人。因此,在李世民取得皇位之後,他對於如何做一個好皇帝是感到有些迷茫的,這個時候,正是魏徵,從君主的個人修養、君臣關係等各個方面,為唐太宗規劃了一個長遠的治國方略。

魏徵首先提出,君主的個人修養是治國的前提,只有君主的個人修養高了,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根據《貞觀政要》的記載,魏徵提出: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古者聖哲之主,皆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問其治國之要,詹何對以修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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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版魏徵和李世民

魏徵認為,皇帝要想治理好天下,必須要以身作則,不能放縱自我,更不能縱情享樂,只有自己的修養提高了,才有可能治理好國家。

其次,魏徵提出君主在作出決策時,必須堅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原則。作為君主,雖然地位崇高,但是在做決策時也必須要向人民徵求意見,哪怕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的意見,君主也同樣需要重視。

君主只要充分了解了各方面的意見,掌握各方面的信息,才有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貞觀政要》中記錄了魏徵關於這一點的論述: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雲:‘先民有言,詢於芻堯’,昔堯、舜之世,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則下情必得上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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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與愛妃

魏徵在此舉出了三個例子,分別是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帝偏信朱異、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此告誡唐太宗千萬不能偏聽偏信,否則只會如這些前車之鑑一樣,使唐王朝迅速滅亡。

魏徵提出的第三個治國方略,則是告誡唐太宗和諸位大臣必須要克服驕逸心理。唐太宗曾經問過諸臣,到底是創業難還是守成難。房玄齡等曾跟隨唐太宗打天下的大臣認為是創業難,而魏徵則明確反對。他認為,創業尚且有順應時勢的因素,但是守成則完全靠的是君主的個人修養和統治藝術。

若是君主稍有一些鬆懈,便可能將大好局面完全葬送。魏徵說:

“帝王之起,必乘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為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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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首都長安

因此,君主必須要保持清醒,千萬不能因為過去的功勞而沾沾自喜,必須要時刻嚴格要求自己,關心人民疾苦,如此才能保證王朝的長治久安。

最後,魏徵提出了君主必須要遵守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厚德節慾等政治和道德準則。到了貞觀年間的中後期,由於唐王朝的實力愈發強大,唐太宗的意志開始出現了明顯的鬆懈、驕傲情緒明顯增長,在這種情況下,魏徵向唐太宗提出了“十思”,告誡唐太宗一定要戒驕戒躁、保持警醒:

“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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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中的魏徵

結語

對於唐太宗來說,魏徵是一面“明鏡”,正是因為魏徵的存在,使得他可以時刻警醒自己。實際上,除此之外,魏徵在政治上也給予了唐太宗相當多的意見與指導,讓這位剛開始沒有什麼經驗的帝王可以迅速地成長為一代明君,帶領著原本凋敝的唐王朝迅速走向繁盛。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魏徵不僅僅是一個直言敢諫的大臣,直言敢諫的大臣也許善於說出忠言,但他們並沒有魏徵這樣的政治眼光和格局,魏徵不僅敢於說出君主不愛聽的話,而且還能從大格局上把握唐王朝政治的方向,這一點是其他的大臣所難以比擬的。

魏徵給予唐太宗的建議,實際上對於後世的帝王都有著極強的借鑑意義,也正因為如此,魏徵一直在歷史上享有崇高的聲譽,大量記載了魏徵言行與政治思想的《貞觀政要》也因此成為了後世必讀的書目。由此可見,我們不應僅僅將魏徵看作一位正直的諫臣,他同時也是一位眼光遠到的政治家,這樣才真正還原了魏徵的政治功績。

參考資料:《貞觀政要》、《舊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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