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中，有很多牵扯其中的人物。比如著名的“晚清四杰”（也叫“中兴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他们一般被称为洋务运动在地方的代表人物；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祥，等等。
鉴于上述诸君名头的如雷贯耳，今天，我倒想选四位知名度没那么高的人物作为主角。当然，他们也绝不是什么小角色、小把戏。我做选择时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更多是依据个人的见闻所及和兴趣所在——他们是：冯桂芬、林乐知、洪钧和徐建寅。
冯桂芬：“中体西用”之父
关于“中体西用”，因为将在之后的连载《西学东渐》中辟专文介绍，这里先不详述。大家都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首次系统阐述的一套理论，被普遍认为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存在争议）。但最早，是由冯桂芬提出这一理论的雏形。他在著作《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据冯桂芬该书自序，《校邠庐抗议》问世于咸丰十一年十月（1861年11月）。
考诸史料，这一理论雏形至迟于同治六年就已经成为清朝廷的既定方针。当年正月二十九（1867年3月5日），在驳斥山东道御史张盛藻反对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的上谕提出：开设天文算学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清穆宗实录》卷195）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了。
冯桂芬，江苏吴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道光二十年中进士一甲二名，也就是“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冯桂芬的仕途并不通达，和那时很多进士出身最终却成为幕僚的文人一样，他后来进入李鸿章的幕府。作为李鸿章最重要的幕僚之一，冯桂芬对李鸿章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上文提到的《校邠庐抗议》一书，冯桂芬在世时只有为数不多的抄本在一些开明官僚士大夫间流传，至光绪年间才经刊刻广为流传。由于李、冯二人关系密切，这本书中的很多观点对李鸿章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3月），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广方言馆”就是直接受到冯桂芬的启发。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的《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在文字上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有大段雷同或近似。
此外，如果我们详细阅读《校邠庐抗议》，更会发现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及实践与其中的很多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国进士”林乐知
林乐知，YoungJohnAllen，生于美国佐治亚州，美国基督教南方监理公会传教士。
1863年，经冯桂芬介绍，林乐知到刚刚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教书。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移入局内，林乐知受徐寿的邀请兼任翻译外文书籍。他的汉译作品有《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地学启蒙》、《新闻纸》等十余部。
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建立中西学院。该学院学制8年，在课程设置遵循中西兼重原则，半天讲中学，半天讲西学。中西学院的西学课程在当年是其特色和亮点：第一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第二年，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三年，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四年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五年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六年，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七年，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公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第八年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中西学院是今天著名的东吴大学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在创办中西书院的同时，林乐知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
1868年9月，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TheChurchNews）周刊，1874年，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刊为《万国公报》（GlobeMagazine）。之后，《万国公报》在报道基督教教务的同时，开始大量涉足中国时政的报道和评论，是研究晚清历史必读的原始史料。中日甲午战争、戍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孙中山等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都在《万国公报》上详细的报道评论。林乐知本人还以“美国进士”的笔名发表了很多评论。
还有一小段轶事值得提及，林乐知曾经是一位有鸿鹄之志的中国青年的偶像，这位青年曾在林乐知手下任基督教巡回传道。后因薪酬和理念问题，青年人觉得受到林乐知的不公正对待，二人不欢而散，分道扬镳。这件事，间接导致青年最终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这个青年叫宋嘉树（宋耀如），他有三个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
郑观应：一个买办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今中山市）。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到上海学做生意，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后来到轮船招商局任帮办，一直做到总办。此人是不折不扣的买办出身，与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晚清“四大买办”。
因身陷太古轮船公司追赔案，郑观应曾于1885年到1891年在澳门养病避祸6年。这期间，他撰写了著名的《盛世危言》。
我个人认为，《盛世危言》一书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上高中，大约是1987年第一次读就被深深震撼。之后反复诵读多次，最少有20遍。
他在书中强调富民强国，实业救国：“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他认为，国家富强的基础是人民富足，要富国先富民，富民才是富强之本；他建议设立议院，对洋务派一味依赖学习西方技术而忽略其根本提出尖锐的批评：“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非立宪国几不能立于世界”；他主张“商战”重于“兵战”，西方列强同时并用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即“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且“商战”才是其核心目的，所以商战重于兵战……
他这本书有不同版本，总篇幅大约40多万字。建议朋友们有时间一定找来读读。虽然时过境迁已经100多年了，但一定仍能从中有所感悟，有所感动。
徐建寅：选中镇远、定远两舰的伯乐
徐建寅，江苏无锡人，近代中国著名科技先行者徐寿的次子。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一开始计划兴办北洋、中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的建设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当时的海军建设完全依靠从洋人手中直接购买军舰。
1877年，由英国订购的4艘炮艇到达中国，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和“策电”；两年后，还是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艇来华；1881年，从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舰加入北洋水师，这两艘军舰都是1350吨级的巡洋舰。此时，加上国内上海、福建造的几艘小型兵舰，北洋水师已初具规模。
丁汝昌，作为淮军系统出身、李鸿章的心腹爱将被任命为北洋水师提督。为了进一步提升北洋水师的硬实力，李鸿章提出要订购更大、更先进的铁甲舰的计划，并与清政府驻德公使李凤苞、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反复联系沟通，委托他们在当地详细了解欧洲的造船业实际情况。
1879年，时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的徐建寅受朝廷委派，以驻德使馆参赞名义远赴欧洲进行实地技术考察，具体办理订购先进铁甲舰事宜。
两年间，徐建寅先后到英、法、德等国的造船厂和海军基地考察。一次，他在德国考察时，德军溪耳（Kiel，今译“基尔”）海军基地的总镇(司令官)向他详细讲述了铁甲舰的9条要素：诸如，航速快、灵活性高、储煤量多、装甲厚、舰只冲撞力强、舰炮多而大、舰炮射击角度宽、舰炮设置高以便居高临下直射等。这位总镇最后总结道：“以上九事，互相牵制。欲行速，则船必加长。船太长则转动不灵，太短则锅炉必高，入水必深。太深则浅水海口不能任意出入。欲炮路极宽，莫妙于露炮。若用旋台则有二弊，一旋机易伤，二上身太重。露炮或恐受击，则旋台之炮口亦易受击，病正相同，无分优劣。总之迎敌时只有炮口向敌，必不至恰受敌击也，欲铁甲加厚，则莫妙于前后不用铁甲；而将减去前后之甲，加厚于中腹之要害处。然前后无甲，易被击穿，必于水面下作龟背形之平铁甲，庶船虽坏，仍不沉没也。以上种种，惟‘萨克逊’一类之船（指德式舰-引者），能全备其美焉，云云。” （见《走向世界丛书•欧游杂录》岳麓书社1985年3月第一版第714-715页）
通过一系列考察，徐建寅认为：“现在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来息白’（指英国 “不屈”号装甲战列舰【HMS Inflexble】-引者）及‘萨克逊’之制，集二者之长，去二者之弊。入水不过十九尺半，以合于中国海口。铁甲之厚，等于‘萨克逊’。用二圆台，仿‘英弗来息白’之制，以免‘萨克逊’一台四炮之弊。仍用露炮，炮转而台定，以免如‘英弗来息白’之弊。每台内用炮二尊，为新式后膛炮，内径十二寸，其击力与‘英弗来息白’之八十吨炮相埒。如此经营，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铁甲船，而价仍不逾‘英弗来息白’之数。”（同上书第732页）
经过审慎的研究，最终决定在德国司旦丁(今波兰什切青)的伏耳铿船厂订购铁甲舰。
1880年冬，签订第一艘铁甲舰的建造合同，造价约620万马克；第二年夏，签订第二艘舰的合同。
两舰于1885年驶回中国，这双姊妹舰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前者成为北洋水师的旗舰。两舰的入列，使北洋水师成为“远东第一舰队”。
但最终她们都遭遇了悲剧结局。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真是至理名言！！！
康涛
2020年3月21日于北京无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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