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日益提高，海外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美方開始在各個領域不斷的掀起爭鬥，將中國視為強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可是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提升，它的自信開始出現一個又一個的窟窿，原本不那麼在乎的摩擦也被當成了中國對美的“滲透”。就連教授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孔子學院”也屢屢招致美國的“侵犯學術自由”的批評。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又怎能想象得到他所提到的學說會被後世裹挾到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之中呢？采薇君今天就帶大家瞭解下孔子“儒學”的前世今生。
襁褓中的儒學
其實一開始的儒學可比不得現在，更遠非宋明時期的儒學盛世可比。儒家思想的創始人想來不必贅述，縱觀孔子的前半生，都是遊走於各個諸侯國之間，飢寒交迫更是“家常便飯”，《史記·孔子世家》中有過這樣的記載，孔子抵達鄭國後與弟子失散，子貢詢問當地百姓老師去向，那個百姓就回答他說，城東門有個“累累若喪家之狗”的人是否是他的老師，子貢一去果然是孔子。孔子知道這件事之後也沒生氣，《史記》中他的原話是：“形狀，末也。而謂喪似家之狗，然哉！然哉！”。可知孔子的學說在當時並不被各國接納，大抵是因為諸侯們都忙著彼此傾軋，互相攻伐的緣故。要知道，想在古代的“白刃戰”中異軍突起，“錢、糧、人口”才是關鍵。孔子的那套“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諸侯的問題，他的“不景氣”也就顯而易見了。
儒學的初體驗
到了漢高祖劉邦“敗秦亡楚”統一了天下之後，天下開始進入了休養生息的階段。百姓受到大漢初期“小政府”紅利的影響，生活富足，國泰民安。又經文景二帝的苦心經營，“錢、糧、人口”已有所改觀。等傳到漢武帝劉徹時，國家已經富足到倉庫中的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的地步，可知當時百姓的物質基礎已經得到了大大增強。哪知過了不久，百官就發現新繼位的這個皇帝喜歡打仗，就將“戰爭”當作自己的政治資本，鼓吹“大漢”威儀。後來小將霍去病登狼居胥山築壇祭天，更大大刺激這位歷史上著名的“戰爭狂人”。可是這不打不要緊，一打就把他祖輩苦心經營的“小政府”模式徹底打亂，戰爭預算更是嚴重超標，百姓又重新回到水深火熱的生活狀態，為了穩定漢武帝不斷“加賦”滿足戰備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大儒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於君主統治的成分，對儒學進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權神授”和大一統的思想。自此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成為了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儒、釋、道”三位一體的正統“儒學”
唐代開始，佛教傳入我國，這一時期的唐帝王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主導，適當地滲透了道教和佛教治國。到了宋朝，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進一步發展儒學，逐漸形成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影響至深的“儒學”——理學。後來傳到朱熹的手中，他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將理學改造成了一套極具客觀唯心主義色彩的思想體系，徹底地將儒學打造成了一套專門服務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從漢武帝運用皇權干預思想學術至此，“儒學”早已面目全非，逐漸演變成了抑制中華民族思想自由發展、禁錮思想探索、違悖孔子最初設想的“正統”了。
在筆者看來，孔子學院做的事情再正常不過了。美國的學校出場地，中方出錢從國內聘請一些志願者去那裡教中文，從寫毛筆字到包餃子、煮湯圓等中國傳統文化，充滿了善意。孔子學院用的是中國大陸編的教材，但不會給外國人“上政治課”，當然也不會把它們變成挑釁中國價值觀的場所。它們唯一超越教學內容的目的就是促進所在國民眾對中國的友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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