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有雨，下午在中心書城的一家書吧看了一下午黑格爾。之所以大學畢業十年後，還在看黑格爾，是因為現在做青少年哲學和深度閱讀工作，一來是工作所需，再就是自己也確實喜歡。在書城還偶遇了我們讀書會老會長王紹培老師在書城做講座的海報，主題是《為什麼說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說來王老師還是我的學長，78級武大哲學系。講座是一個週日的晚上舉行的，同樣就在離這裡咫尺之隔的圖書館南書房，每週四有固定的“哲學新解”講座，不禁想到，以後會不會出現深圳市民見面了先聊段哲學的新風尚呢？
書看累了，打算到附近的蓮花山公園散散步。在合上書本的時候，發了個朋友圈：
學哲學不在於一定要搞懂什麼（能有一些真實的心得就好），而是要注意在通往努力搞懂的過程中，進行的有力的思維活動。這種有力的思維活動培養出來的是自己的一種思維的韌性和理解上的穿透力。經由這個訓練，所收穫的將是一種叫做“深度思維”的東西。
說起我跟哲學的緣分，就要談到我的大學專業：
人文科學試驗班。每次別人問我時，我都要再進一步解釋下，說我們是一個文學、歷史、哲學都要學的專業，畢竟在大家的認知裡，人文科學試驗班太過陌生。大一時學長給我們打氣，說我們專業還有個聽起來很牛的名字，叫“國家基礎人才人文科學基地班”。叫基地班的好處是有著超高的保研率，我們班大四時，47名同學中有24個保研名額，但最終只用了21個，因為有三個有保研資格的同學放棄了名額。我沒有讀研究生，因為早在大二的時候，我就經過一番分析，決定大四畢業直接踏入社會，這大概也是拜專業所賜，我後來跟朋友說，讀人文班，對我而言，有著脫胎換骨般的影響。
大二的這個決定對我的幫助很大，相當於為更多的學習放開了手腳。一個明顯的結果就是，我們專業要求畢業修滿170個學分，非基地班專業是150個左右，而我修了220多個學分。上學那會兒，只要在學校看到合適的講座，而我又沒有其它安排，就去聽。所以大學時期就聽了很多講座，現在全國範圍內著名的教授，我很多都在大學期間現場聽過他們的講座，還包括聽了好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講座。
其實讀這個專業很偶然，當年報志願時，我在前面的志願裡都填了法學、經濟學等熱門專業，倒數第二個志願填報了人文班，而且我高中時所有科目中最差的就是語文，人文班又恰恰當時設在文學院。就這樣我帶著造化弄人的懵懂感，進入了武大。報考武大倒是沒有猶豫過，我當時選學校時，說上大學了，就要上大的學校，武大有5000多畝，加上是全國最美麗的大學，正合我意，就報了。
從心理上對專業的認可是大一上學期完成的，這說來倒是有幾分幸運，因為很多同學大學四年，都沒有對自己的專業建立起發自內心的喜歡。當時促使我產生這種心理認可的有幾個原因。
我們上大學那會兒，文學、歷史、哲學都是冷門專業。但我發現我們教授都氣質很好，而且從他們的講課中，能明顯感到他們對自己的研究領域都很喜歡，是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歡。這裡要說一句，因為人文班是基地班，加上武大有重視本科教學的傳統，我們上大學時，絕大多數任課老師都是博士生導師，而且在他們的領域都做的很出色。即使是年輕老師，他們身上也體現著對專業的濃厚的熱愛，對我們的教學也很有啟發。
其中有一個有著明星效應的學長，大四時我曾經跟著小一屆的師弟師妹旁聽過他的幾次西方哲學課，他就是周玄毅。我在上大學之前，就在2001年的國際大專辯論賽的電視轉播中認識他了。按理說，他那麼有能力，應該有很多選擇才對，但他卻選擇了讀哲學的碩士和博士。以上的這些發現，讓我萌發出了一個樸素的結論，就是文史哲這三個學科，每個都是發展了幾千年的學科，這幾千年積澱下來，裡面一定是有好東西的，一定是有大魅力的。這種樸素的認知促使我發了一個心願，就是大學期間，要努力把文史哲三個專業都學好。
但是三個專業都學好，怎麼入手呢？當然那時也不清楚，我是後來總結時發現的，就是冥冥之中抓住了兩個關鍵點，一個是哲學，一個是寫作。
哲學是因為大一時就開了西方哲學課，剛軍訓完的時候，打開西方哲學的課本，真是如同天書一般。我們宿舍有一位特別厲害的同學，他在中學階段就讀了很多哲學書，每次我在宿舍看西哲課本，他就問我看到哪了，然後發表下他的看法，當時說實話，他每次問我，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我根本就沒看明白，完全不知道如何分析裡面的意思。我當時看那本教材，每天看到哪裡，還標上日期，直到完整看完，還是幾乎一竅不通。
那個時候，我們有門課，叫《人文科學理論與方法》，三個學分，教我們這門課的老師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先生的助手（李達是建國後，武大的首任校長），他第一堂課就跟我們說：“我這門課你們開的有點早了，你們上課肯定很多聽不懂，但沒辦法，你們就先聽吧。”這門課老師主要講的內容是“解釋學”，我現在對這門課的印象就是記住了一句話，叫“對象化於文本中的人的基本精神”，一學期下來，就知道老師在反覆講三個詞，說明、理解、反思，嚴格說來，沒有一堂課是聽懂的。我對哲學的學習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行的。這種局面持續了一學期，正是這種懵懵懂懂的影響，為後來的學習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從大一下開始，就明顯感覺學習能力整體上了一個臺階。
寫作，倒是一個我有意識的行為，前面說過，高中時我最差的科目就是語文，但偏偏現在上的是文學院，也就是說，自己以後很可能要靠文字吃飯了，這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噩耗。高中時，每次考試寫完作文，我從來不看第二遍，因為實在不忍猝讀，那文字都是折磨老師的，每次語文卷子發下來，作文都被我扔進了垃圾簍。那個時候，我看室友李同學還每次都把作文鎖進櫃子做珍藏，我就好奇，幹嘛還保留這些，李同學說，說不定以後他出名了，這都是史料了。我這位同學後來做了我們高中的學生會主席，高考完上了軍校，現在已經是一名很優秀的青年軍官。2011年我去他在的兵營找他玩，那時候他還是指導員，據戰士說，他在整個軍區的一些比賽中，都是數一數二的。現在想來，高中時他說保存作文就是保存史料的話，可能不是說著玩的。
那我的寫作怎麼辦呢？這就不得不提到大學的專業幫助，我們大一的時候每週要上四十多節課，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古代漢語、現代漢語、西方哲學，等等一學，我發現肚子裡就有東西了。加上那個時候校內網剛剛出來，自己寫了東西，同學可以點進來，或點贊，或留言，覺得很好玩。有時候一天能寫六篇日誌，那些日誌其實很簡單，就是記錄一些趣事，發表一些觀點。這樣一來，一下子有了寫作的主動性。此外，就是專業論文的寫作訓練。我們這個專業如果總結出來就兩大學習核心，一是看書，二是寫論文。我至今還記得大一上西哲老師佈置第一篇論文時的情景，那次的論文要求是：
從伊壁鳩魯的“幸福即德性”，斯多葛的“德性即幸福”，再結合蘇格拉底的“知識即德性”，談一談知識、德性和幸福之間的關係，並且分析一下如何獲得長遠而持久的幸福？
說實話，剛上大一的我們，很多還不知道論文為何物，對這個題目完全是不知所措的，而老師的要求是最少寫3000字。
對，就是這個3000字，對我的幫助很大，因為在此之前，我寫的最多的就是800字的考試作文，現在寫作字數從800字直接提到了3000字。我已經不記得當時的這篇論文寫的什麼內容了，因為剛上大一，還沒有電腦，我是手寫的論文交上去的，也沒有存稿，但這個作業讓我直接體會到了，
所謂寫作能力的升級，首先是從合邏輯地駕馭更多的字數開始的。到大二的時候，我寫的論文就突破了5000字，而且因為開始交電子文檔了，所以從大二開始的論文，我至今都保存著。對於寫作，我大學的經驗告訴我，流水文促進寫作主動性，大篇幅的研究型論文促進寫作的專業性。大學畢業後，直到創業前，我也確實靠文字工作實現了從學生到職場的轉變。
我為什麼對我的專業充滿感激呢？為什麼說這個專業對我有著脫胎換骨的改變呢？這就不得不說大學期間，對我很重要的幾個節點。
因為學習哲學的緣故，我對我們學校哲學院的幾位老師就非常關注，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鄧曉芒老師和趙林老師。大學時，我還專門修了鄧老師的《德國古典哲學》的課，三個學分。大二的時候，哲學院搞了一次他們院的王牌活動，叫“關注我們的精神家園”，活動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請出哲學院最牛的老師給全校學生做講座，其中第一場就是鄧老師，第二場就是趙林老師。
鄧老師的講座主題是《中國人為什麼沒有信仰》，趙林老師的主題是《罪惡與自由》。 我後來總結說，可能是因為長期的寫作訓練，讓我有很好的記憶能力，我至今對大學時聽過的很多講座和上的專業課，仍然記憶猶新，老師們的一些話如在耳邊，形象如在眼前。這兩場講座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我今天仍可複述，可見印象之深了。鄧老師的講座對我很有觸動，聽完之後我就真的開始努力去尋找自己的信仰。趙老師的講座讓我深刻地反思“自由”，而且對宗教的一些理論開始感興趣。後來趙老師的講座裡談到，對中西文明要有整合的眼光，要在吸收兩種文明的基礎之上，建構出更高的文明形式，對我很有啟發。
鄧老師的那場講座，我的筆記寫滿了五張信紙。大二下開始，我自己給自己尋了個信仰，叫“批判與自覺”，首先就是開始對自己進行批判，並且努力提高自己的覺悟。這是我第一次開始對“自我的侷限性”展開攻擊。以前高中時，我們學到中國歷史，動不動就說因為這侷限性，因為那侷限性，所以結果怎樣。其實我們每個人也有自己的侷限性，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但是克服自己侷限性的過程是非常艱辛的，首先要通過反思找到一些侷限性，也可以參考研究著作中提到的自己所在群體的侷限性，然後分析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比較常見的那種膽小怕事、目光短淺、缺乏長遠建設、不夠有視野，格局不夠，缺乏比較明確的自我實現意識等，都是侷限性。這個努力克服自己侷限性的努力，後來成為了我的一種習慣，就是要時常反思自己，蘇格拉底說，未經察省的生活不值得一過，就是要我們經常反思和總結。
克服侷限性和建立自信是相輔相成的，一破一立。我當時尋到的建立自信的方法就是要給自己的精神有一定的支撐，比如要儘量學習人類先進的文明成果，擁有文化上的自信，包括後來總結的走南闖北，借用外在空間的開拓進行內在的格局建設。包括畢業後創業，我都建議選擇具有大的系統縱深的行業。此外還包括，能把自己遇到的所有事情，所有經歷都用一條線統合起來，這樣就不走彎路了。
我為自己選擇的這條線就是文化，悲傷也好，高興也好，貧困也好，富裕也好，順利也好，坎坷也好，都可以統一到這條線上，進行研究和總結，在過往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裡尋找到可以給自己帶來滋養的東西，將這些內化成自己的文化修養。
當我把我的信仰定為“批判與自覺”以後，在我身上發生了一些奇妙的變化，比如我開始變得勇敢了，後來聽全校範圍的幾百人的，甚至上千人的大講座，我就敢在大庭廣眾之下提問了。而且我也發現了一條規律，就是凡是想提問的時候，最好的機會就是做第一個提問者，因為一般情況下，主持人剛開始表示可以提問時，臺下會有短暫的冷場，而我通常在主持人還沒有說可以提問時，就把手高高舉起來了。這個發現對我現在都有幫助，而且我提問從來都是短平快地把自己的問題說出來就坐下了。我們現在參加一些公共講座，經常看到有些人問個問題闡釋半天，說一堆自己的想法，說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問什麼。提問就是提問，把自己的問題用最短的時間，明確地提出來，這對其他觀眾來說，也是一種尊重和禮貌。
說了尋找信仰和克服自我侷限性這個幫助，第二個要說的就是“自由”，這是從趙林老師的那場講座後得來的。趙老師引用了《聖經》里亞當和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而被貶出伊甸園的故事，告訴我們亞當和夏娃被貶出伊甸園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偷吃了智慧果，而是在偷吃智慧果時，已經擁有了自由意志，上帝明明說，智慧果不可以吃，但因為有了自由意志，亞當和夏娃違反了這個命令。
趙老師說，自由的第一次運用肯定就是作惡，違反一種規定性。這句話當時聽得我振聾發聵。原來人類的原罪不是因為別的，恰恰是因為自由。但同時，也正是因為人有自由，才能相比於其他動物有了文明進步的可能性，而最終人類憑藉自由建構起來的不斷提升的文明層次，才會使人在一種更為高級的意義上回歸伊甸園，在一種自覺的意義上接近上帝。可以說，正是因為這場講座，讓我意識到自由的深刻性和複雜性，我們既要提防自由，又要依靠自由，所以，駕馭自由這件事就成了一件非常需要能力的事。在講座的最後環節，有學生問趙老師是不是基督徒，趙老師說，他不是，隨後他講了一個非常感人的比喻：
我是一個尋找信仰的人，在信仰的這片大地上，有幾間矗立的屋子，有間屋子上寫著基督教，有間屋子上寫著伊斯蘭教，有間屋子寫著佛教，等等，還有很多其他的屋子。我沒有進基督教的屋子，也沒有進其他宗教的屋子，我還是一個苦苦尋覓的人。但如果有一天，我經過苦苦尋覓仍沒有發現我要找的屋子，這時我回過頭來，想重新進基督教這個屋子，作為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他一定會接納我這個回頭的孩子。
說實話，我當時聽的時候，感覺自己周邊的空氣都溫暖了起來，流動了起來，可能這就是傳說中的如沐春風吧。
如果說鄧老師和趙老師對我的幫助在於信仰和思想層面。那李工真老師對我的影響就直接跟事業有關了。
李工真老師是我們世界通史從大航海到宗教改革段的專業課老師，此外我還修了他的《德國史專題》的課。不過，對我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兩門課，而是他的面向全校的公共選修課《德國現代化》，李老師這門公選課我修了一次，還聽了兩次，相當於學了三輪。這也是唯一一門大學期間我反覆聽的課。這門課讓我深刻地感受到，一個老師能把教學藝術發展到什麼境界。李老師上這門課從來不帶講義，全都在他的腦子裡，大段大段的引用，大量的統計數據都儲存在腦子裡，信手拈來。而且李老師講課能講到忘我的程度，有一次講到戈培爾因為患有小兒麻痺症，所以不用服兵役，李老師非常自然地在講臺上模擬跛腳走路的樣子，那絕對不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而是講到此處的下意識行為。還有在課堂結尾處，李老師會深情地背誦大段的愛因斯坦的《探索的動機》作為結課贈言送給我們做勉勵。
就是在李老師的課堂上，李老師講普魯士教育大改革的時候，觸動我樹立了教育理想。當時普魯士被拿破崙大軍打敗，在耶拿大戰中血流成河，國家除了割地賠款，還要支付大量的法軍佔領費。而且拿破崙有句名言，就是“滅亡一個民族，就要首先滅亡他的知識分子”，那麼，哪裡的知識分子最密集呢，就是大學。所以拿破崙打到哪裡，就撤哪裡的大學，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學。哈勒大學的教授們就跑到國王的宮殿裡，去面見國王，看怎麼辦。當時的普魯士國王是威廉三世，這位國王雖然打仗不行，但他被譽為是一名有著哲學家頭腦的國王。他對教授們和他的大臣說：
正是因為窮，我們才越要辦教育，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哪個國家因為辦教育辦窮了，因為辦教育辦亡國了的。恰恰相反，教育是醫治德意志創傷的最好良藥。德意志，唯有用他高貴的精神來彌補他物質的不足。
如果說，上文中提到的趙林老師的話對我有振聾發聵的感覺，那麼李工真老師深情地引用著威廉三世的這句話，對我就是醍醐灌頂。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誰談到教育，有著如此飽含遠見卓識的話。包括後來李老師又繼續給我們講了洪堡和費希特對於德國教育的貢獻，還特別講到普魯士教育大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康德的新人文主義。而康德正是我大學期間花大量功夫研讀的哲學家。因為武大是我們國家德意志古典哲學研究的重鎮，天時地利人和，為我們大學期間進行康德哲學的學習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上一個大學，能在信仰和事業方面得到有益的啟發，這已經非常幸運。得益於人文科學試驗班這樣一個包含了文史哲三個專業的綜合性學科，大學期間，遇到了很多好老師。大一時教我們先秦兩漢史的羅運環老師，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大學老師上課的不同，除了他的課堂板書都是豎版的以外，每次上課到最後十多分鐘，羅老師就不講了，就問我們，對於今天講的內容大家可以現場提問，他來回答。教我們上古世界史的晏紹祥老師，晏老師當時是華師的老師，是我們國家研究埃及、希臘和羅馬古典史的專家。後來查資料，他當時已經是對門華師的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了，每週二晚上給我們這一個班的學生上課。當時武大要是自己教，肯定也能教，請晏老師來給我們上專業課，也可見對我們這個專業的重視。
我記得有一次上課前，我們都到了，晏老師走到教室門口，透過門的玻璃往裡張望看我們，神情特別有意思。對晏老師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講到古代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征戰，每一次遊牧民族對農耕民族軍事上的勝利都伴隨著後來文化上的失敗，就是被同化了。後來這個觀點自己也在其它書裡看到了，但第一次在課堂上聽到老師轉述這個觀點，還是印象很深刻。
還有魏斌老師，魏老師教我們魏晉南北朝史，魏老師講課中經常提到，“這個問題好玩”，“這個研究好玩”，佈置的作業是讓我們把一首古詩改編成現代詩。大二時左松濤老師教我們晚清史，雖然左老師是一名年輕老師，但他的課對我非常有啟發。每講到一個歷史事件，他就講關於這一事件的學術研究史。他的課堂，為我們打開了大量的學術研究信息，通過這門課我知道了很多晚清史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魏老師和左老師這兩位年輕的老師，那時候都是講師，現在回想起來，他們倆很多話我都還記得。我後來總結。
兩位老師教我明白了，老師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橋樑作用，學生藉由老師，可以通向更廣闊的領域。就像小山雖然小，但是登上小山，可以看到更多悠遠、遼闊的大山。這也是老師的價值。 因為我們不能保證每位老師都是開山立派的一代宗師，但作為一位推動學生向更高層級領域邁進，向更高級視野拓展的老師，也一樣是偉大的。
我上大學的時候，一度對一門課非常喜歡，就是《美學》，這門學科長期以來都是我的主要學術研究興趣，在我從事教育工作時，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把我們的宗旨設定為“發現教育之美”。教我們美學的是鄒元江老師，那是大二下學期的事。我畢業兩年後，有一次在上海，去復旦玩，看到他們有一場給研究生的講座，請了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講《牡丹亭》裡的一個話題，我也好奇去聽一下。聽完後我就第一個提問，自報了一下家門，那位斯坦福的教授說，你是武漢大學畢業的，那你們學校有位鄒元江教授，對《牡丹亭》的研究是很不錯的。我說，那就是我的老師。如果說大學期間，真正開始對學術研究有一點自信，就是在鄒老師的課堂上體會到的。
鄒老師講美學課的內容是在書上找不到的，他上課都是自己拿著自己寫的講義，很多都是美學前沿。我記的第一堂課，鄒老師讓我們欣賞一幅雕塑，說那個雕塑多麼厲害，得了什麼獎。但說實話，當時真是看不懂。鄒老師看我們的反應，大笑三聲，說：“看吧，混亂的感覺，延遲做決定。”鄒老師是我們大學老師中，第一位真正利用一門課對我們進行學術文章的寫作指導的。一學期課下來，給我們佈置了三次論文的寫作任務，而且通常每一篇論文都會在課堂上給我們念出來，有讚揚，有批評。其中我的一篇關於自然美的論文，題目主標起了《美是自然的驚歎還是心靈的省略》，鄒老師說學術文章要儘量少描述性語言，直接提供有實質內容的語言，其實不光是學術文章，以後除非需要文學渲染的地方，寫進文章的語言都要有實質內容。
鄒老師的這個標準對我的影響很大，到了大三，我的論文就不再寫副標了，直接在標題上寫出自己的主旨，比如《民國九年的自然災害及政府與民間的應對策略》，《老子自由與康德哲學自由理論的差別》等。就是那一篇《美是自然的驚歎還是心靈的省略》鄒老師讀給大家聽，在點評的時候對我的學術能力做了肯定，說以後可以走研究路線的。當時還有一個小細節，就是其中在靠近結尾處，有兩段我是湊出來的，結果鄒老師就是念到那兩段的時候，直接略過去了。
這後來也成為了我的一個有意識培養的能力，就是文章好不好，觀點的水平如何，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人在世界才敞開”，這句話也是在鄒老師的課堂上聽到的，藉由美學的薰陶，我也開始對自己的世界進行構建，真正體會“人給自己立法”的感覺。
我後來反思人文班對我的幫助，確實讓我的眼界大開。比如，我們很多人都對歷史感興趣，但感興趣和專業素養之間的差別在哪裡呢。我發現，在大學的歷史課堂上，老師是很少講具體的史實的，就是大家感興趣的那些歷史的故事，真正的歷史學是不怎麼教的。歷史學要研究的不是一個一個具體的情節，而是歷史的研究方法，分析歷史的思路，歷史的研究能力，通過歷史可以得出什麼，還有歷史素養的掌握等。
有門課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西方史學史》，與之對應的有《中國史學史》。史學史，顧名思義，就是“歷史研究的歷史”。在人類的時間長河裡，有很多人對歷史學進行了研究，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歷史著作，史學史把這些著作的發展演變以及伴隨著演變誕生的歷史思想作為一門研究的學問。教我們這門課的是肖聖中老師，我後來才知道，肖老師那時剛調到武大不久，這門課並非他的專業，並且離他的專業還比較遠，但我們都覺得肖老師講的很好。
史學史是典型的可以打開眼界的課，通過這樣一門課，幾乎人類歷史上的歷史學大家和他們的著作都會學到，這為更加深入的歷史學習開墾出了廣闊的田野。肖老師的課給我們佈置了一篇思考型的論文，叫《中國的前近代社會為何長期停滯》。黑格爾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可能這樣的話，我們很多中國人不願意聽，覺得他是在胡說八道。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黑格爾說的歷史跟我們平常理解的歷史不是同一個歷史。黑格爾說的劃定有沒有歷史的標準是社會在歷史中有沒有層級性的變化，就是文明有沒有在絕對精神上有所擴展，如果沒有擴展，那就沒有歷史，有的只是循環往復的經歷而已。
肖老師這個作業對我的啟發很大，不僅是社會，即便是自己，也要注意這種層級進展性，而不是綿延，按部就班。後來自己工作也好，創業也好，這種內在的層級進步成為我一個努力的方向。有一次下課，在路上跟肖老師聊天，談到關於一些城市的文化和發展的問題，肖老師說，有文化的地方遲早是會發展起來的。後來我也跟我的學生講，一個人要給自己積攢點文化財富，有了文化財富，以後技術的便利會讓文化有更多和更充分的施展機會，轉化成好的生活是比較容易的。
哲學裡說，哲學的誕生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好奇，一是閒暇。
人文班在這兩個方面都給了我們很多便利。有種說法講，一個人好奇就年輕，不好奇就年老。那麼一個人如何長時期地保持好奇，在我看來，就是要意識到世界的廣闊性，不僅是外在世界的廣闊性，還包括歷史的廣闊性，內心的廣闊性。如果天地四方、古往今來、內心世界，都在你面前展現出了這種廣闊性，那長時間保持好奇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如果沒有這種三個維度的廣闊性，好奇或許就會被日常的緊迫的目的系統，或者不斷面臨的瑣事耗損掉。
社會有個平均數效應，這也就是我們生活中經常見到的現象，儘管很多人年輕的時候很優秀，但長著長著就越來越被社會平均化，沒有什麼特別的。人文班向我們提供了在這三個維度上拓展和建設的工具和途徑，這是要感謝的。另外，在大學裡，我學會了閒暇。那時候，我有很多次就是單純地想散散步的時候，其中很多還是雨天，打個傘，或者繞操場，或者繞珞珈山，或者乾脆就是繞著校園走。我在散步的時候，感覺這是一種非常高級的享受，可以沉浸在一種思索的世界裡，很多種有意思的觀點就是在散步時想出來的。後來，我的這種閒暇的思考被我成功移植到了公交車上、火車上。當人們在這些場合，還是趕時間的時候，我倒是可以享受邊行駛邊閒暇的感覺，我也有很多好的思路就是在車上想出來的。所以，我現在能做到即使坐再長時間的火車，都不會無聊，這種閒暇的能力幫助我消解了無聊。
大概就是因為這些思考，所以當大四需要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就清晰很多。大四時，我們有一門中國當前文學的課，樊星老師給我們上課。我那時候知道自己大四以後就要就業了，我們的學位是根據畢業論文的方向給的，你寫文學論文就授予文學學士，寫歷史論文，就授予史學學士，寫哲學論文，就授予哲學學士。一個專業能有如此的自由度，大概也就只有人文班有這樣的權利了。我是比較明確的，要寫文學的論文，因為既然要就業，相比於歷史和哲學，文學在就業市場最受歡迎。我下課以後，就經常跟樊星老師聊天。那時候因為是大四了，很多同學都保研成功，或者準備著考研，考研主要是想考其它專業的研究生，所以上課的整體氛圍還是比較寬鬆。
在大學裡，我很早就對史鐵生感興趣，直接觸動這份興趣的是，有次鄧曉芒老師做講座，說《無虛筆記》的文學價值已經超越了紅樓夢，昌切老師也有次在講座中說，史鐵生的《病隙碎筆》寫的真是好，說的時候還有點動情。我後來就差不多有點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這兩本書，大二時就買了。就是在跟樊星老師聊天的時候，我邀請樊星老師當我的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樊老師也愉快地答應了。樊老師當時說，可以就史鐵生對死亡的思考談一談他的生命觀念。
後來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就寫了《從戰勝死亡看史鐵生的生命哲學》，這裡說的戰勝死亡當然不是肉體上，而是精神層面。就這樣，我在我們班是比較早的確定論文的寫作方向的。當時我把史鐵生出版過的作品都買來了，一本一本地看，邊看邊做記錄。總體下來，我的論文寫作還是比較順利。我自己甚至有個體會，當時寫完這篇論文以後，我覺得我自己都不怕死了，對生命的理解上了好些層次。記得有一次，散步時遇到教我們老莊導讀的秦平老師，就小聊了一會兒。秦老師是我們人文班的直系師兄，中哲的博士。他說，如果我們學習哲學的人，還怕死，那就說明沒學好。哲學本身就包含著對死亡的消解。當然，這種說的不怕死，主要是一種精神性的超越。
我還記得第一次把畢業論文通過郵箱交給樊星老師的場景，那時候我在北京實習。我們畢業那年正好碰到世界性的金融危機，那一年的就業形勢非常不好，即便是武大這樣的學校，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我自己在北京也實習的很失落，覺得這並不是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當我看到樊星老師對我的回覆時，我簡直是震驚到了。一萬多字的畢業論文，樊星老師改的密密麻麻，包括很多錯別字，標點都跟我指出來。因為以前交論文，交了也就交了，老師不會再發回來，這次不一樣，作為畢業論文指導老師，樊星老師對我論文的修改，讓我第一次明確地感受到教授的認真。至今我都還對樊老師心存感激。我的本科畢業論文也成為了我認為大學期間寫過的論文中最好的一篇，被我永久珍藏，後來還發給幾位朋友看過。
總的說來，人文班這個專業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後來我常給學生說，學習要樹立一種“知識勇敢”，因為知識的海洋也是海洋，肯定有很多驚濤駭浪，要想在知識的海洋裡進行廣闊的探索，沒有“知識勇敢”是不行的。人文班，由於文學、歷史、哲學不受限，相當於整個人文領域都在我們面前敞開了大門。後來我總結我大學220多個學分跨的領域除了文史哲外，還包括政治學、經濟學、藝術、物理學，還包括三門醫學（所以後來畢業後第一份工作進入漢口醫院，是有緣分的）。這種不受限的學習意識增加了我的學習豐富性。
除了知識勇敢，行為勇敢方面人文班對我也很有幫助。大四因為找工作，我也買了公務員的考試用書，因為我爸媽特別希望我能當一名公務員，但我在自習了兩個月後，明顯地覺得自己不適合當公務員，就很果斷地放棄了。後來，我們大學班主任郭老師還專門找我談過一次話，要了解下我對畢業後工作的想法。不同於很多大學生總是提起“輔導員”這個稱呼，我們對這個概念就不太熟悉，因為我們上大一的時候，學校就給我們配有專門的班主任。
郭老師就是我們的班主任，所以，有什麼困難，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找班主任。我那時候為考公務員做準備，就詢問郭老師，能不能幫忙找到真正的政府公文，想學習一下。郭老師也真是厲害，直接幫我找的省級單位的政府公文。後來郭老師瞭解到我又不考公務員了，就有些擔心我方向不明。那天我們坐在奧場的臺階上，郭老師聽我對工作的思考後，表示支持我自己做勇敢的選擇。我們班是郭老師帶的第一屆學生，郭老師本身是研究語言學的，大三的時候教我們語言學概論。我們全班都很喜歡郭老師，郭老師對我們班來講，就像一個大姐姐，大方、隨和，給了我們很多支持。後來回想，為什麼我們武大的學生談起學校，都心存感激，除了優美的校園以外，更重要的是，在學校裡，我們感受到了人性的良善，知識的純粹，這些為我們後來的回憶構建起了一份溫暖的歸屬感。
說到行為勇敢，我畢業後，先在武漢工作，後去北京打拼，再輾轉到深圳。其中還有上文提到的那次連續五個月的旅行。這些在別人看來多少有些折騰和不務正業，但我自己心裡清楚，支撐這些的有一個叫“邊際效用遞減”的經濟學知識，反正大二時，我就明確自己肯定不是一個打工的料，所以工作的重要性就是豐富自己的社會體驗，增加對社會的瞭解。當一個工作我發現接下來就是按部就班時，我就撤了。
還有一項能力，要感謝人文班，就是“按邏輯辦事”。如果一個事情在邏輯上是通的，那麼在現實中它就也是可以通的。如果現實中沒有通，那麼這個邏輯一定是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比如我們在教育上，有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一個學生很努力，但是最後的關鍵性考試掉鏈子了，於是我們的家長、老師、朋友就會安慰他說，反正努力了，也沒有什麼好後悔的。學生自己呢，也似乎可以安慰自己，反正努力了。
但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嗎？你的努力和你的結果之間，如果如此的偶然，你可以接受嗎？其實，就青少年的學習這件事來說，它的邏輯並不複雜，如果你的努力沒有一個好的結果，這並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在你的努力中，有比較明顯的邏輯漏洞。結果只是這種邏輯漏洞的呈現而已，它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說一句話，做一件事之前，先自發地考察一下其邏輯上的嚴密性，使自己說的話，做的事的合理性儘量擴大，這個能力給自己後來的事業有諸多的惠澤。並且要提到一點，我們很多人口中的邏輯其實指的是形式邏輯，但除了形式邏輯，還有先驗邏輯，辯證邏輯等等，很多時候我們日常話語中合邏輯的事情，你站在一個更高的邏輯上考察，它就是不合邏輯的。所以邏輯能力本身有一種跳出邏輯的能力，這個是很奇妙的。
說到奇妙，這也要感謝人文班。有一次，我在常州，和一位朋友在京杭大運河邊散步，我送給她一本書，因為當時在常州的一家書店勉強找到一本關於歷史的書，其品位夠得上當作禮物的。在扉頁上我寫了一句贈言，叫“適逢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代，以史觀今世之風雲際會，甚可玩味”。人文班的學習，讓我增加了很多體驗上的豐富。比如我喜歡河流，像京杭大運河這樣的有著濃厚歷史色彩的就更有一種帶有滄桑意味的美感。
後來有學生問我，是不是一定要掌握一門樂器？大概是小朋友被家長要求著長期學習一種樂器，但他並不喜歡。我說，學習哪種樂器這是可以選擇的，甚至不學關係也不大，但是審美能力要有，比如大地的遼闊之美，落日的壯麗之美，下雨時天地的連接之美，這些審美能力也是一種藝術能力，它們能幫助我們獲得更好的生命體驗。當生活中，能經常有感到奇妙的時候，說明你是愛生活的。
既然愛生活了，那就有個命題擺在我們面前，如何設計自己的生活。我們的哲學課本里有段話：
當我們沿著人類思維的蹤跡走過一遍，我們就完成了自己精神上的再生。如同肉體上的成長一樣，這種精神的再生也需要經受磨鍊，經歷痛苦，但總的來說是歡樂的，因為它是自由的。在道路的前方有迷人的風景吸引著我們，我們渴望“成人”“成己”。那到時，我們會感到自己窺見了人性的奧秘，理解了人生的真諦，我們獲得了一種力量來設計自己的人生，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自己所選擇的目的。
上文曾提到過“人為自己的生活立法”，其實為自己的生活立法，就是自己來設計自己的人生，這種能力還是很重要的。
除此，人文班的學習還幫助我認識了很多好的朋友。不同於很多專業的壁壘性，我們學的東西是可以直接用來聊天的，同樣看一場電影，我們可以解釋裡面的很多東西，從文化含義，到意象的出處，到人物取名，到情節設置，到裡面含的精神，這些東西拿來聊天，會增進聊天的有效性。我跟小夥伴說，如果兩個陌生人，第一次聊天，就能聊三個小時以上，那他們成為朋友的可能性就很大。現在是移動互聯網時代，一個人如果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比較好，有很多脫穎而出的機會。我現在在全國範圍內都有一些可以見面聊天的朋友，這與當年在人文班學習的內容和這些內容為後來長期學習打下的基礎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簡介：杜小島，武漢大學人文科學試驗班畢業，現在深圳做青少年哲學和深度閱讀教育，上善學院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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