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何時起，天津便成了一個極為特殊地方，清末不提，單說民國軍閥割據時代，很多暗地裡的謀劃都是在天津進行的，往往待事成後才到北平，發個通電或者走走過場。
到了抗戰時期也不例外，儘管當時天津表面上控制在日本人手中，但是暗中卻仍充斥著各方勢力，他們有的為利，有的為財，不管是刺探情報還是謀劃暗殺，全都忙得不亦樂乎。作為特務處長，戴笠當然知道津門對於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在情報站的運作上花費了很大的心思，但是一個接一個的意外，卻讓他不禁有些懷疑人生。
平津兩地雖在名義上是兩個站、有兩個站長，但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靠互幫互助完成工作的。天津站站長王天木，是一個資歷與經驗都很稱職的資深特務，可儘管這樣，他在工作上卻要仰仗北平站長陳恭澍的幫忙，沒別的，因為他的團隊只有他自己。
從站長人選的安排上，即可顯示出戴笠對於天津一地的重視程度，雖然人手和人才不足問題在很長時間都沒有得到解決，但是因為有戴笠的信任和自身豐富的經驗，王天木的工作倒也乾的有聲有色，甚至陳恭澍，這個靠著裙帶關係上位的科班青年，也在戴笠的建議下時常就一些棘手問題請其出謀劃策。比如1933年兩站聯手刺殺大漢奸張敬堯成功，就是王天木一力謀劃的，雖然後來功勞記在了陳恭澍的名下，但是上至戴笠，下至具體參與者，都知道王天木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
按理說，具備如此之能力，王天木個人以及天津站的地位一定都會水漲船高，但是有句話他可能忘了：自作孽、不可活。
或許是被自信衝昏了頭腦，1934年，王天木竟然為了點錢財綁架了熱河主席湯玉麟的孫女，這不是作死嗎？結局可想而知，蔣介石親自過問、戴笠忍痛割愛，一顆情報之星就此隕落。
一盤好棋就這樣稀裡糊塗的變成了死局，令戴笠即惱且恨，但是工作總要有人幹才行，鑑於陳恭澍的能力實在不足以身兼兩站，於是解決新站長的人選問題便成了戴笠面前的一個緊迫問題。
戴笠的辦事效率還是很高的，不久後，一個叫王子襄的青年便橫空出世，空降到了站長的位子上。雖然在特工圈內，王子襄是幾乎一個沒人知道的名字，但既是戴笠親選的，怎會是凡人？
王子襄確實不是一般人，他生於1904年，年紀輕輕卻已經是正兒八經的醫學博士。與陳恭澍一樣，他其實也是一個關係戶，因為他的姐姐是平津一帶的名媛，所以才漸漸入了戴笠的法眼，但是隔行如隔山，讓醫學博士幹特務，這後門怕是開錯了吧？
其實，戴笠之所以選擇了王子襄，確實有他深思熟路的一面，一來，王子襄本人才思敏捷不說，在天津上層社會也有著廣泛的人脈交際，這對於將來開展工作十分有利；二來，當時特務行業招工困難，即使有願意幹的，也多是些層次低的人，這便使王子襄的加入有了點光耀門楣的意思。
王子襄就這樣當上了天津站的站長，雖然工作上常常需要陳恭澍給予指導，但是他認真務實，倒也沒出過什麼問題，可是天有不測風雲，就在戴笠為正這個明智的選擇而沾沾自喜的時候，一個誰也想不到的意外卻不期而至！
事情的起因源於一個暗殺任務。當時，反動軍閥石友三與日本軍方聯繫密切，大有隨時投敵之勢，於是為了消除禍患以正視聽，戴笠決定採用暗殺的方式除掉石友三。
這樣的任務對於陳恭澍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可對於王子襄來說卻成了可遇不可求的機會，他初來乍到，正想一展手段，當即便決定結合自己的專業來一次完美的暗殺。
神農嘗百草的故事想必是盡人皆知的，哪知這位王站長也是一個以身試藥的愛好者，為了研製一擊制敵的“良藥”，那段日子他時常一個人呆在家裡刻苦鑽研，動物實驗只是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檢驗藥性，他甚至經常在自己的身上打針，或許是博士的身份給了他過多的自信，沒過幾天，他竟然真的一針把自己給試死了。
消息傳來，戴笠不禁一陣懊惱，短短一年之中，天津便像中了邪般接連失去了兩位站長，不但使任務被迫中斷，樹立典型的願望也落了空。沒了站長，暫交陳恭澍代為管理倒是可行，畢竟新站長總會有的，可如此跨界取才的做法，戴笠是不是要自我反省一下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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