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夜間，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某個高檔社區內，一輛敞篷別克轎車劃破夜色，停在了正準備回家的裡卡多·克萊門特的身邊。車上跳下三名男子，連踢帶拽將他塞進車內，之後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
被綁架的克萊門特不是別人，他就是納粹最臭名昭著的劊子手、將超過200萬的猶太人送進集中營，並想出了用一氧化碳集體屠殺猶太人的黨衛軍中校阿道夫·艾希曼，而負責抓捕他的特工則來自大名鼎鼎的以色列情報組織——摩薩德。
納粹德國垮臺後，逃往南美的戰犯並不止艾希曼一人。2012年英國《每日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德國檢察官在翻閱了關於巴西和阿根廷的秘密文件，發現有9000多名納粹軍官或他國的合作者在戰後逃出歐洲，前往南美避難。巴西收留了1500到2000名納粹戰犯，智利約有500名，剩下的全部在阿根廷。
二戰期間，因為國內有數十萬德國移民，阿根廷雖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私下裡卻與德國保持著密切聯繫。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阿根廷總統胡安·庇隆曾命令派駐在歐洲的外交和情報人員建立秘密通道，通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將數千納粹戰犯偷渡出歐洲。
和許多同情納粹法西斯的南美領導人一樣，庇隆在二戰初期曾在意大利擔任武官，在那個時候，他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吸引，因此又被批評為“納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橋頭堡”。
除了被法西斯的意識形態洗腦外，庇隆藏匿納粹戰犯還有另一個目的。二戰中，蘇聯和美國在進攻德國的同時都在極力招攬德國的人才。庇隆認為招募具有特殊軍事才能和技能的納粹軍官，有助於國家的發展。
1946年，庇隆政府通過阿根廷主教安東尼奧·卡吉亞諾向法國教會發出消息，稱阿根廷願意向法國的納粹合作者提供政治庇護，以免於受到戰爭制裁。於是大量的法國戰犯，拿著蓋有阿根廷旅遊簽證的護照開始橫渡大西洋。
戰後受意識形態鬥爭的影響，梵蒂岡在援助天主教難民時，無意中也為納粹戰犯提供了逃亡的便利。不過也有許多神職人員，在明知其在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的情況下，依然為納粹戰犯開具了梵蒂岡簽發的假身份證件。
艾希曼的假身份證明就是從熱那亞方濟會的僧侶手中獲得的，在教會的幫助下，艾希曼在1950年以裡卡多·克萊門特的身份登上了開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輪船。《每日郵報》拿到的數據顯示，大部分納粹戰犯都是通過教會的幫助拿到偽造身份的，其中有800多名黨衛軍成員逃往阿根廷。
像艾希曼一樣伏法的戰犯僅佔很少一部分，絕大部分人都逃脫了戰爭的罪責。1977年，“加里屠夫”愛德華·羅施曼在巴拉圭去世。有著“野獸”稱呼的黨衛軍成員古斯塔夫·瓦格納因巴西法院拒絕將其引渡回德國，1980年在巴西去世。
1984年，製造了“機動毒氣室”，殺害了至少十萬猶太人的黨衛軍上校沃爾特·勞夫在智利去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進行殘忍的“人種優化”試驗，被稱為“死亡天使”的約瑟夫·門格勒醫生在1949年逃到了阿根廷，十年後又移居巴拉圭，最終選擇在巴西落腳。1979年，門格勒在海邊度假時溺亡，他以假名埋葬，直到1985年法醫開棺驗屍，真實身份才被揭露。
在某種程度上說，南美成為納粹分子逃亡的天堂也有美國的功勞。戰後美國情報機構策反了大批納粹分子，比如被法國人詛咒為“里昂屠夫”的蓋世太保頭目克勞斯·巴比。他被美方派遣到了玻利維亞圍剿游擊隊，併成功抓捕了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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