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所有大臣中，范仲淹是一個異類。之所以說他是異類，並不是對他人格的一種否定，而是說他在北宋思潮分裂為復古主義和實用主義之時，他卻超忽於黨派之外，既非夏竦等人口中所說的“君子”，更非歐陽修等人抨擊的“小人”，他僅僅是一個想以一己之力挽救宋朝頹勢的“孤臣”罷了。
一、釋義“君子”與“小人”。
“君子”與“小人”是兩個非常古老的概念，其來源之悠久已難確考。
“君子”一詞在《詩經》和《論語》中出現頻率非常高，甚至與“仁”的次數比肩，可見該詞在孔子學說中的重要地位，這樣一來在傳統儒學中，“君子”便具有了特殊的內涵和外延，雖然實指有品德的高貴人物，但在根本上卻是承擔的極大容量用以構建儒家學說重要理論範疇的作用。
“小人”在最初本不是貶義，也不具備道德意義，開始與“細民”、“百姓”等詞類似，在《論語》中，孔子大量採用“小人”一詞與“君子”對舉，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等，將“
小人”泛指成道德情操不健全的人，是目光短淺不識大體之人，是沒有自我主體或為小我所侷限之人。孔夫子對“君子”與“小人”進行了釋義，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經他註解的“君子”與“小人”最後會成為政治武器，用以吹捧或者打擊政敵。
二、分裂的思潮背後是黨爭，遊離於兩黨之間的范仲淹。
北宋初期，由於重文輕武，文臣言事很少有從重處罰的，而文人所擅長的又恰恰是搖筆撰文，可風聞言事，可彈劾大臣，又或針砭時弊，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看，宋朝是歷代王朝中最有民主風氣的一個朝代。但同時這樣一來，在處理政事和研究學問之時，衍生出兩個派系。
第一則是實用主義學派，也被稱為改革派。
實用主義學派來源於唐代的實務派，其主要特點就是不重視儒教經學，當發生政治難題之時，都會從實際角度來解決問題，往往不會以儒家“以德服人”之類的陳詞濫調來處理，而是採用更為直接更有行政技術手段的措施來處理，所以在處理實際問題時，幾乎唐代大臣都會採用這種方式來處理政治難題，這樣的傳統就是“實用主義”來作為理論支撐，而這種傳統也通過王朝的對接傳給了宋代的君臣。
第二則是保守主義學派，也被稱為保守派。
保守主義學派則來源於唐代安史之亂後產生的古文運動。在唐朝前期，實用主義雖然給唐朝帶來了巨大的發展，但政權問題顯然沒有得到更好的解決，如節度使制度就是實用主義學派們提出的一種比較務實的制度，但帶來的嚴重後果完全沒有預估到，帶來的安史之亂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於是這個時候學者們反思到，這是國家政府極力追求實力而丟掉了信仰，這才會引起社會巨大的變亂，於是他們發起了一場意識形態方面的革命，希望通過漢朝的儒教傳統來恢復中國的強盛。這一派系的代表就是著名的韓愈、柳宗元，到了宋代則被歐陽修等人繼承了下來。
於是這兩種思潮導致了上到社會官員，下至黎民學子們的分裂，保守派在文化上取得了優勢，而改革派卻在政治實務上取得了勝利，在學統道義和政治操作上，官員們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兩個派系，從治國理念到治學經驗不斷爭鬥，保守派們自稱為“君子”，而將改革派們稱為“小人”，這讓宋朝文官制度的重大缺陷——黨爭，終於露出了獠牙。與此同時，千古第一完人范仲淹也遊離於兩黨之間登上大宋政治舞臺。
范仲淹（982-1052），字希文，祖籍邠（bīn）州人，後徙蘇州吳縣，遂為吳縣人，兩歲喪父，母改嫁朱翰文，從其姓改名為說，朱說之名一直用到二十四歲。關於其養父歷史記載不多，但就範仲淹少年便有“不做良相便為良醫”的志氣來看，他品格、道德、學問等等皆受其養父影響巨大，在其年少時便有非常勵志的“劃粥斷齏”苦讀史，甚至還衍生連帶出一段佳話“窯金贈寺”，可見青少年范仲淹的人生價值取向已經頗具賢者之風了。歐陽修曾贊其曰：“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惠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就可證明其賢於少時。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十七歲的范仲淹考中進士，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然後始複本姓，迎母歸養，從此肩負兩門親情，胸懷一顆雄心，登上了歷史大舞臺。
三、慶曆新政，范仲淹一個人的戰鬥。
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在福寧殿接見了一位回朝的大臣，他就是被後世推為官吏楷模的范仲淹。仁宗皇帝知道此人無私無畏，敢於直諫，只知國家利益而不問其他，又是文武全才，是以向他請教富國強兵之道，而召見范仲淹之前，大宋王朝剛剛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寶元元年（1038年），西夏人首領李元昊稱帝，宋夏兩國發生了嚴重的軍事衝突。宋軍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戰中，消滅宋軍數萬人，直接將戰線推至長安附近，最後在范仲淹、韓琦、文彥博等人的抵禦下，在陝西建立起比較堅固的防線，抑制住了西夏人的擴張。與此同時遼國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歲幣，不得已的情況下，仁宗朝與西夏達成協議，宋每年輸送給西夏銀七萬兩千兩，絹十五萬三千匹，茶三萬斤。又與遼國達成協議，在澶淵之盟的基礎上追加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在這次的危機中，仁宗皇帝深感自己內部問題更為嚴重，尤其是繼承了從唐代到五代形成的龐大官僚階層，又加上太祖皇帝為了贖買權力，為官員們創造的過量福利，使得國家財政一直運轉不良，“三冗”問題突出，民間經濟也深受影響。面對這種情況，仁宗皇帝迫於無奈，亦想變革圖存。
慶曆三年八月，范仲淹對仁宗皇帝的詢問作出了書面答覆，這就是著名的《
答手詔條陳十事》，這十事分別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這十項改革主要針對當時的四種情況：冗兵、冗官、冗費、行政效率低下。仁宗皇帝看後頗合自己心意，於是令范仲淹主持此次的改革。
范仲淹是一個務實的人，他沒有提過於宏大的目標，不像後來王安石一樣想一次性變革朝廷體制，他只是想在制度的框架下，將原有制度紊亂的地方重新作出調整，可以說這次改革是一次現實主義與保守主義結合，對政府工作作出的改良。
范仲淹的改革含有幾條原則：
- 第一、政府的稅收要依法定製，政府財政應量入為出，而非量出為入，政府的工作重點是推動經濟發展而非加強稅收。
- 第二、政府推動經濟的同時，不應過分參與干擾經濟活動，國家也不應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來獲利，政府的財政問題還需依靠稅收來解決。
- 第三、政府面臨的問題不是財政收入不足，而是政府規模膨脹，負擔過重，要想正常發展，需要政府自身減負。
從以上所含原則來看，“慶曆新政”的核心不是加強政府權力和民間經濟運行，而是僅僅針對政府自身進行的改革。縱觀歷史，絕大部分改革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只有極少數的改革為了縮小政府規模而改革，范仲淹主持的“
慶曆新政”就屬於後者，如果推行成功，北宋政府必然會統治得更為長久，如果失敗，那將為後來的改革者提供了另一種思路：既然無法限制政府規模，那麼只能增加政府的收入。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便是於此而來。
那麼，“慶曆新政”命運到底如何呢？
范仲淹主持的改革政出多門，要想推進改革，必然要把更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他要求監管財政和兵事。面對這樣的要求，仁宗皇帝退縮了，這不僅僅涉及到大臣們的利益分配，本來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兵權和財權有可能被相權瓜分，所以到最後，仁宗皇帝僅僅授予了他刑法的司法權。
就算這樣，范仲淹仍然沒有放棄，他以無限的熱情投身於改革之中，運用手中唯一的司法權繼續推進改革，他派出按察使出巡各地，督促官員執行改革，同時打擊那些不作為的官員。當越來越多的問題被揭露出來的時候，他的改革終於激起整個官僚階層的反對。蘇舜欽很久以來一直是范仲淹堅定的支持者，但在改革一事上卻與范仲淹發生了分歧，他指出范仲淹在改革之時“只抓小事，不抓大事”，所謂“君子”也已經站在了改革的對立面。
與此同時，范仲淹的政敵夏竦明著暗著反對新政，他與王拱辰以及年老的晏殊成為保守派的代表，夏竦更為老辣地拋出范仲淹借新政“結黨”一說，這讓仁宗皇帝更為顧忌。到目前為止，范仲淹的對手已經在實際上成為仁宗皇帝、以夏竦為代表的守舊官員，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終極對手居然是自己的隊友。
慶曆四年，歐陽修不知道出於何種目的寫下了一篇名垂千古的文章《朋黨論》，該文章被後世“君子”們奉為生活寶典，意義非凡，但在此時，卻是一把斬斷新政的鋒利大刀。該文明確的將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列為“君子”，而反對他們的都成了“小人”，包括仁宗皇帝，從這一點看來，所謂“君子”，哪有半點高貴偉岸？於是在歐陽修的不懈努力下，范仲淹終於成為一個遊離於“君子”和“小人”之外的孤臣。
范仲淹腹背受敵，已不堪重負，新政大計已不可為，再強行推進，必然是更為嚴重的黨爭，於是慶曆五年一月，范仲淹申請戍邊，范仲淹任河東、陝西宣撫使，此後再沒進入中樞，慶曆新政就此落下帷幕。
對於改革的失敗，范仲淹是什麼心情，史書並無記載，但其《岳陽樓記》中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也許真實地反映了他的內心，成敗不論，他只求問心無愧而已。
結語
宋朝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改革最終還是失敗了，大宋王朝接著走向沉淪的深淵。但是范仲淹並沒有失敗，他有著自己完美的道德標準，不隨波逐流，不趨炎附勢，不成群結黨，他也是北宋最後一個保守派和改革派都能接受的人物，當他主持的改革失敗後，意味著再也沒有任何一個人能聯合兩派同時推動一件事情，剩下的僅僅是赤裸裸的意識形態鬥爭，黨爭這個噩夢在大宋王朝肆意蔓延開來。
參考資料：《宋史·范仲淹傳》、《范文正公文集》、《宋史紀事本末》、《邵氏聞見後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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