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呈現全球化擴散趨勢，在中國抗疫取得階段性勝利的同時，歐美國家疫情趨向嚴峻。疫情已成為影響當前國家間關係，乃至國際格局及秩序變動的重大因素。2020年4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等國內七所日本研究機構共同參與的“新冠疫情衝擊與新時代中日關係”學術研討會舉行。該會議以網上視頻形式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東北師範大學日本研究所的30餘名專家在視頻會議上發言，超過100名研究人員、政策專家及媒體人士在線參與了會議。
本文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伯江的基調報告的相關記錄。
作為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相比其他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危機，例如自然災害、金融危機等，具有突發性、無差別性、跨國性、不確定性等特徵。疫情波及範圍廣、治理難度大、損傷程度深、恢復週期長，極易造成衝擊區域和世界經濟增長、危及一國國內乃至全球局勢穩定的複合性後果。從時間縱軸看，此次疫情發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行進過程中，可能成為一個歷史轉折點。
一、全球化方向不會逆轉，但節奏將有所調整
即使在此次疫情衝擊下，全球化的大趨勢也不會發生改變，但全球及區域供給鏈面臨重塑。有關國家將持續出臺政策，促使製造業迴歸本國。全球貿易投資規模將出現收縮，WTO已預測今年全球貿易將下滑13%-32%，但最終還是會服從於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和資本的逐利性，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逆轉。
全球化總體上對各方有利。過去一段時間，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收入中位數在持續增加而非減少。從資本的角度看，合作的收益遠大於風險。此次疫情下全球經濟的“斷供”和“斷需”，恰好證明了全球化已是既存現實。疫情可以看作是對全球化的一次測驗，檢測了需要改進或摒棄的地方。這場考驗得出的結論之一是，各國應通過在衛生和經濟事務上的跨境合作，來應對公共衛生危機，而這或將促進全球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
不過全球化所帶來的利益在分配上是不均衡的，更關鍵的是，這種“不均衡”恰恰發生在世界頭號大國美國身上，這就會導致問題的複雜化。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幾年時間裡，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去全球化”的現象，如貿易增長放緩、關稅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抬頭。不過，這些以商品、服務、資本、人員國際流動減少為特徵的“去全球化”，實質上是全球化進程的放緩，而不是逆轉。
目前最現實的問題是，供給鏈的重塑勢在必行。有關國家會更注重保持供給冗餘度，謀求構建更多元化的供給鏈，增加供應鏈的彈性與韌性，避免對偏遠地區供應過度依賴。目前中國集中了全球製造業產能的約30%，因此也將成為這一輪供應鏈調整的重要對象。
二、國際關係區域化發展或加速
病毒的攻擊不分國界，但帶有地域性特點。生產基地與消費市場之間如果距離越遠、佈局越分散，就意味著風險更大。因此，國際合作將更多考慮地理、地緣性因素。各國海外投資的企業可能將經營重點放在更靠近本土的地方，這意味著地緣經濟思維將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區域合作、經濟一體化可能加速。有國內學者已提出，中國要抓住歐美部分產業停擺、經濟衰退的機會，加快“引資補鏈”，在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等地區重點打造一批空間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集約高效、規模達幾千億到上萬億的戰略新興產業鏈集群。在幅員廣闊的中國，將產業鏈全部配置在本土範圍是有可能的，但在日韓等國則恐怕有一定難度，只能依託其周邊、特別是東北亞地區進行調整，這也將提升東北亞地區內貿易比重，促進國家間經濟相互依存度進一步加強。
世界不同區域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差異較大。歐盟、東亞（東北亞、東南亞）與北美國家政府及民眾在反應和對策上明顯不同。疫情應對反映出某個特定地區的文化共性，相對於歐美所謂“工具理性”思維，東亞國家的抗疫舉措體現出“人本化”價值觀念。而這些文化共性或將成為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的社會文化基礎。
三、大國戰略博弈融合安全與經濟
“後新冠”階段的國際關係，將在疫情之前形勢發展的延長線上繼續推進。就大國關係而言，規則標準已經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焦點。2019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上，日本首相安倍提出全球數據治理這一新概念，認為必須制定數字經濟監管規則，並在6月大阪G20會議上推動了討論。日本數字經濟起步較早，但發展速度和市場規模相對滯後。數字經濟原本是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討論議題，日本明顯要在這一議題上抓住規則制定主導權，引導WTO改革的討論方向。
高技術領域，國際戰略博弈強度也在提升。2019年底日美主導修訂《瓦森納協議》這一集團性出口控制機制，增加了對12英寸硅片技術出口的限制內容。明顯要對中國實施“卡脖子”工程，精準打擊中國快速發展的半導體產業。在美國打壓華為的同時，日本也約談了幾家中國高科技公司的負責人。
美歐日對安全問題的重視日益增加，並更多地把經濟、科技問題與國家安全問題結合起來。現實表現是軍用、民用技術合流，軍民兩用技術增加，在科技研發、生產領域出現“軍民融合”。2019年歐盟出臺了外商直接投資審查新規，在涉及高科技、關鍵基礎設施和敏感數據產業領域，對外國投資加強了審查。美國、日本也加強了類似的限制手段。在投資方面，不少國家擔心因為外資收購而失去對本國戰略部門的控制，以及在貿易上的基本供應過度依賴外部，這將導致它們推出新的政策，以加強自主性，減少對外部的依賴。
四、中美戰略博弈或激化
“後新冠”階段，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勢必加碼，針對多邊主義的攻擊也會加強。不過，安全摩擦乃至軍事碰撞不會成為美國政策的優先選項，美國在安全領域與“潛在對手”的較量，將主要體現在軍事技術開發與地緣戰略佈局上，但不能排除美國將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比如臺灣問題。去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所謂“臺灣保證法2019”及“重新確認美國對臺及對執行臺灣關係法承諾”決議案，今年3月又以415票贊成、0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了所謂“臺北法案”，特朗普3月27日簽署了這項法案。這會激化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矛盾，甚至成為未來衝突的導火索。
東亞國家在抗疫中表現出的文化共性，令美國產生了危機感。同時，面對本國日益嚴峻的疫情，美國國內開始反思，有人甚至深入到觀念、文化層面來看待此次疫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認為，新冠肺炎將成為新的歷史分期起點。從人類面對共同威脅、需要攜手應對這一視角看，2020年堪稱“人類命運共同體元年”。馬里蘭大學教授米歇爾·蓋爾芬德指出，面對公共衛生危機，中國那樣的“緊密型社會”比美國這樣的“鬆散型社會”更能作出有效回應。認為“病毒的發展軌跡不僅同冠狀病毒的性質有關，而且也同文化有關”，“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美國）的鬆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轉型”。學術界出現的文化層面反思、對東方的肯定，讓美國戰略精英們感到擔憂。
面對疫情壓力，在危機感與競爭意識雙重驅動下，美國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鍋”、“索賠”動作，對中國加大戰略施壓。從美國內政角度看，這一做法是著眼總統選舉，為轉移視線，推脫責任。假設從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選之間有一段間歇期，那麼這將是民意迅速發酵甚至重構的重要階段。從美國的國際戰略看，則有在不利處境下以攻代守、強行壓制的味道。
五、中國“危”“機”並存，關鍵在應對
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衝擊和對外關係的影響巨大而深遠。中國需要冷靜分析形勢，科學決策，智慧應對。關鍵環節無非有三：什麼樣的國家、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思路應對何種危機。危機既包括公共衛生危機本身，更包括疫情引發的經濟社會發展困難，以及危機帶來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通過這次疫情，更能辯證地看清我們自身的優長與短板。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國的體制優勢，特別是在社會動員力、政策執行力、基層組織力上的突出強項。從克服經濟社會發展困難的角度看，我們的基本國情中仍有不少欠發展的部分，各類發展性指標人均值仍落後，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但是按照發展經濟學觀點，這也意味著，相比發達國家，我們仍有巨大的內在發展潛力。
歷史上，對崛起中大國而言，大的事件往往成為崛起或進一步崛起的重要節點。中國應抓緊利用好與歐美，包括日韓在內的疫情控制“時間差”，力爭率先全面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積極調整、主動作為。在經濟產業上，一方面全力推動產業轉型與提質升級。通過科技研發逐步實現高技術產品及其零部件的進口替代，提升在區域乃至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集中資源，大力開發欠發達地區，如“黑河─騰衝線”以西區域。通過投資改善發展環境，釋放發展潛力，帶動內需規模性發育以支撐總體經濟增長。
在對外政策上，中國應藉此機會主動推動區域融合、區域一體化，並將東北亞作為重點。此次疫情暴發及各國的應對，不僅帶來了區域化加速的前景，而且給東北亞區域化發展路徑、方式提供了啟示。此次疫情防控中，歐盟的困境反映出其一體化模式的問題，特別是一體化經濟社會政策與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東北亞區域應當以治理為導向，而非以權力為導向構建地區秩序。
東北亞通過治理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與地區秩序轉型，更適合採用東盟模式，重大決策在國家而非地區組織層面上作出，而不是照搬強行“大一統”的歐盟模式。東北亞加強區域合作、以治理合作推動區域一體化及地區秩序轉型的關鍵在於，奉行“柔性的多邊協調主義”原則；堅持“優化存量、改善變量”的基本思路；探索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實操路徑。
“後新冠”階段，中日關係仍將處於合作與競爭並存的“新常態”。“新時代的中日關係”有其時代特色與新的追求，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問題都能得到解決。同時，問題的存在並不等於不能實現發展。中日關係將持續改善，但結構性矛盾短期難以消解。面對錯綜複雜的局面，中國既要“緊”，也要“穩”，辯證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係。主動作為、協調合作，進而推動以雙邊帶動周邊。但一切應建立在紮實研究、科學研判的基礎上，目標設定要合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不能以期盼代替研判，以良好願望代替客觀分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中日關係的可持續穩定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本網記者 閆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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